“敦伦尽分”何以在禅宗及儒家都被大力提倡

    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常被并举，特别是本土的儒家与外来释家的融合，往往会更多地被提到和比较。然而，儒释融合的思想基础何在？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本土的一方与外来的一方各自在“理”上都有一套形而上的、超越性的、高度契合的“不二”思想框架，同时在“行”上两家又共同抓住了一个“敦伦尽分”的实践方法，才实现了一种高层次上的融会贯通。严格地说，儒与佛的融合是一种契合，而非融汇。本文将围绕“敦伦尽分”何以在禅宗及儒家都被大力提倡这一点展开，力图就儒释融合（契合）的思想基础进行若干浅显的探讨。

    儒家虽然博大精深，但以“五伦”（陈柱、蒋伯潜、章太炎《大师的国学课14诸子启蒙》，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为基石而主张“敦伦尽分”、定人心以平天下，似乎是没有异议的。所谓“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此五伦的相处之道则可概括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统称“五常”。“敦伦尽分”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无论处于五伦中的什么位置，都应该安分守己，即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因为此乃人伦之常，是人人都应该尽心竭力去做好的。

    而说起我国的释家文化，人们往往会比较容易地想到中国禅，然而有趣的是，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的禅宗来说，其代表人物六祖惠能大师却主张并强调，人们要行好世间的“五伦”，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智慧，比如《坛经》即记载了其有名的教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说的就是人们不必出家也可得到根本智慧，其要诀则是“但心清净”，这是非常具有革命性和划时代意义的。在禅宗那里，“西方”代表“自性的觉悟”，惠能认为觉悟自性不必离开世俗生活，而只要“修心”就足够了，即“令自心清净”。那么，如何能在家做到自心清净呢？其所主张的方法或途径竟然就是“敦伦尽分”，而具体的修法即明确要求在家大众以“心平、行直、孝养父母、交友以义、能忍肯让”等作为自己的本分事，厉行“孝、悌、和、忍”，并且要勇于知非、不惮改过……实则是将佛教“诸恶莫作”的戒律与儒家所倡的伦理道德结合了起来，至少从形式上来看，这些禅宗的教言与儒家所提倡的“敦伦尽分”并无二致！（参见王月清注评《六祖坛经》，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那么，这是外来的佛教为了进行文化或思想的传播而做出的一时性妥协呢，还是这些倡言本来就与禅宗乃至于整个佛法的内在精髓不相违背呢？

    惠能作为禅宗的祖师，向一切在家的修行人提出并倡行“敦伦尽分”，显然并非释家对儒家的入乡随俗式的妥协，而是完全契合或至少无违于依“缘起性空”之佛教基本义而契入“不二”实相的理和事。事实上，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就认为，“缘起”与“性空”本自不二，世间一切缘起的本来面目就是涅槃，即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因此，世间与涅槃是无法绝对区分开来的，是不二的。小乘等之所以把世间与涅槃做绝对化的区分，就是因为有“执著”或有“分别”，有了“二”见（妄见），于是就不能了达万事万物的实相了。这样看来，佛法的精神固在“不二”，禅宗就更加强调“不二”，其所独标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就是彻底离相的。而从中国禅特别是六祖惠能大师的禅法来看，也无疑是自契并广弘“不二”这一究竟义的。据《坛经》记载，惠能从五祖弘忍那里接受了南宗禅法的衣钵之后辗转到达广州，在法性寺见印宗法师正讲《涅槃经》，两位学僧围绕“风吹幡动，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而辩论不休之际，惠能一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令与会大众皆惊。印宗于是至诚请教五祖传法之际“如何指授”，惠能的回答颇为出人意表，他说“指授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并解释说“因为禅定、解脱都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随后更详细阐明了佛法“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乃至于五阴十八界一切色法、心法其性本自不二”的无上妙理。印宗听后大为折服，慨叹自己讲经只可比为瓦砾，而惠能大师说法犹如真金。（参见王月清注评《六祖坛经》）这其实就是六祖从五祖那里所受的正法：禅定、解脱……举凡有法之法，皆是二法，而唯有契证了“一切万法本性不二”这一实相（见了性），才算是契入了真正的佛法。在惠能看来，唯其“不二”，所以清净自性的悟和修，都是不须依赖于任何外在因缘而只须做到真心离相、念念无住即可圆满。极而言之，由于清净自性的本然性和非造作性，无论是对于出家人还是在家人来说，若不能尽己之责、守己之分，本身就已是“心外求法”，从根本上有悖于“不二”之实相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儒家的“敦伦尽分”被禅宗因势利导地赋予了更深的思想内涵。但事实却可能是，禅宗只是令儒家中形而上的至理显性化了。换句话说，或许儒、释融合（契合）的思想基础就是同标“不二”。那么，一般被看作“修齐治平”“经世济民”之入世哲学的儒家，果真也自有超越性的“不二”思想吗？答案是肯定的。

    儒家的“不二”，在先圣孔子那里就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体现。孔子曾说过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邓启铜注释《论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他在向弟子们表示，自己在“传道”这一点上并无所隐，简直堪称“拈花微笑”的“有声”版，据说宋代的黄庭坚也因此一句而于圣道大彻大悟。无上至道是本自不二的，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契证了“不二”的孔子，其言、其行当然皆与“不二”相应，所以实无可隐。这，或即儒家非常具有超越性的“不二”思想。正因为契入了这种“不二”之道，儒家的学人们也才有了行道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那就是“敦伦尽分”“素位而行”，核心意思就是强调各人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只要契入了“不二”的至道，那么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或处境下，都能心安理得、自得其乐，并且特别强调：天下之至理、正道原本是不可以离开人伦的，假如有人为了契证至道而远离了人间的伦常和本分事，反而变成背道而驰了。孔子还曾自己说出了一种“无知而无所不知的”的“契道”境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邓启铜注释《论语》）唯其因为无知，心中“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或成见，所以当有人向其问道时，孔子才能“叩其两端而竭焉”，非常圆满地回答不同程度求教者的提问。这当然更是一种绝对超越的“不二”之见，甚至可与佛家所阐扬的“无见之见方为正见”并驾齐驱了。

    通过以上简要的比较和分析，我们认为，中华本土的儒家文化虽然重视入世，重视人间伦常，却并不乏超越性的思想和见解，是立足于入世而上求超越的“不二”；外来的禅宗虽然有着绝对超越的见地，却也因其“涅槃与世间无毫厘差别”的无见之见，而能圆融无碍地将极倡入世的“敦伦尽分”化为引导学人的手段，是一种虽超越而并不死执于出世的“不二”。在中国禅特别是在六祖惠能的教法下，“不离世间而证涅槃”通过与儒家“敦伦尽分”的结合，实现了理与事的无碍圆融、悟与修的辩证统一，是一种顺势而为、应机说法。

    综上可见，作为中国人，无论是对本土思想还是外来思想，非止从来不存任何偏见，反倒是常常抱着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择其善者而从之、而弘之，不断升华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在动态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乃至达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至善境界。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儒、释两家在“不二”思想上的契合（而非简单的融汇），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性、包容性、深刻性、自在成长性乃至于长远影响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