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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的西藏历史叙事中，明代汉藏关系的历史常被轻描淡写。与其前朝相比，明朝统治者确实从来没有像蒙古人一样拥有令整个世界都震颤的军事力量，也从来没有对西藏地方实施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和占领，明朝对西藏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元朝的政治和军事遗产；从宗教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明朝的皇帝们看起来也不像蒙古大汗们一样，笃信藏传佛教，甚至把西藏喇嘛捧到了帝师这样的高位，最终却因太过热衷于修习“演揲儿法”“秘密大喜乐禅定”和“十六天魔舞”等据说都与藏传密教所传男女双修法相关的密法仪轨，于是很快就垮台，失去了诺大的江山。元末蒙古皇帝所经历的这段惨痛的历史显然曾经是取元而代之的大明朝廷立国之初所必须要吸取的一个沉痛的教训，是他们时时要警惕的前车之鉴。这亦让后人以为大明的皇帝们一定会革故鼎新，从此远离了藏传佛教，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以往曾用心研究过明代汉藏关系史的学者，于此或可以佐藤长、史伯岭(ElliotSperling)和乙阪智子等三人为代表，通常都依赖以《明实录》为主的汉文文献中有关汉藏交往的零星记载，同时参照一些常见的藏文史籍和高僧传记中的相应资料，来勾勒明朝廷与西藏地方诸寺院或教派之间往还的历史概况。如佐藤长先生最早对明封八大法王的研究、史伯岭先生对哈立麻派于明初与朝廷交往历史的研究，以及乙阪智子女史对大智法王釋迦也失与明朝廷的来往和格鲁派势力在朵思麻地区发展壮大的历史的研究等，都是这种类型的研究中的上乘之作。可是，由于明代汉文文献中有关西藏的记载实在不多，普通藏文史籍和高僧传记类作品能提供的相关资料也极其有限，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多半对藏传密教本身又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学界对于明代汉藏关系史的研究很难达到深入、丰富和究竟的程度。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明代汉藏关系史的研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和改变，我们对明代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的历史有了惊人的发现。这种颠覆性的变化，起源于我们发现和认定了一大批明代出品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首先，我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内，新发现了一大批前辈学者们尚未发现和利用过的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其次，通过对长期被误认为是八思巴帝师的弟子、大译师莎南屹啰身份和生平年代的重新认定，即他作为明初大译师的身份认同的重新确认，我们在那些一直被当作是元代出品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鉴别出了大量实际上是明代所译的藏传密教文献。通过这些新发现的和被重新鉴定出来的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一夜之间，我们手中就掌握了大量与明代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历史的相关的珍贵文献资料。
现存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数量之多，显然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期待，它甚至远远超越了出自元代的同类文献的数量，这个事实本身就促使我们必须对明代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的历史做重新考察。近年来，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初步整理和研究，我们十分吃惊地发现，不管是论其规模，还是论其深入的程度，明代藏传佛教于中原地区的传播与其前朝相比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朝长期居京传法的喇嘛数量之多是元朝所无法比拟的，北京城内外有很多修习藏传佛教的著名寺院，活跃着一个由多民族僧众组成的“西域僧团”，当时不少著名的汉家大和尚如智光国师等，实际上也都是藏传密教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的宗承上师。元明政权的更替显然并没有阻止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的进程，自西夏时代就在西域和中原弘传的、由萨思迦派所专擅的一套集见、修、行于一体的道果法，在经历了元朝的繁荣之后，一如既往地在明朝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传播和发展。虽然萨思迦派僧人在乌思藏（中部西藏）地区的强势和支配地位随着元朝的灭亡而失去了，但他们于中原地区的宗教影响力却在其后很长时间内有增无减，道果法的绝大部分仪轨文书都曾在元末、明代初被翻译成了汉文传播，并一直被汉地藏传佛教行人流传、沿用至今。因此，我们对明代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的历史，以及对明代汉藏佛教两种不同传统之间互相交流的历史，甚至对整个明代汉藏关系，或者说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历史，都需要重新认识并做彻底的改写，它远不是如传统西藏历史叙事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此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
而为明代汉藏关系史研究带来了上述这种突破性进展的关键人物就是这部《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的作者安海燕博士，而她的一些关键性的学术作品和观点即见于她现在出版的这部学术专著之中。早在当年写作硕士论文时，她就对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部汉译藏传密教仪轨，即《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做了十分精细的文本对勘和比较研究，首次发现这两部仪轨都不是对某位萨思迦上师所造的一个单一的文本的翻译，而是博采众长，对多位萨思迦派上师所造同类仪轨文本的重新选择、整合和编译，而这两部仪轨成书时最后的传承上师却是明初著名的二位佛教大师，即来自印度的撒哈咱失里和他的汉族弟子智光国师，如此说来，这两部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元代翻译成书的密教仪轨无疑应该是到了明代才由大译师莎南屹啰编译成书的。正是这一重大发现，揭开了我们对明代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的序幕。
此后，安海燕博士又开始对我们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等机构新发现的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本，例如其中一整个系列的观音菩萨修习仪轨等，做了十分细致的整理和研究，同定了其中许多文本的藏文原本，弄清了它们的来历及其传承和传播的历史途径，为廓清明代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提供了很多一手的素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在这些文本中找见了元代八思巴帝师所造《吉祥喜金刚本续》(HevajraTan⁃tra)之释论的一部明代汉译本，并找到了与它相应的藏文原本，进而开始对它做了十分细致的文本研究。这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翻译质量最好的一部《吉祥喜金刚本续》及其释论的汉译本，对这个文本的对勘和研究，不但对于研究明代汉藏佛教交流史，而且对于研究印藏密教无上瑜伽部文献的翻译、解释，对于研究密教于汉地传播的历史，乃至对藏传密教本身的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海燕博士对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是佛教语文学(Buddhistphilology)或者佛教文本语文学(textualphilologyofBuddhism)的典型之作，她对佛教语文学所倡导的“文本对勘（研究）”(textualcriticism)方法的运用达到了十分娴熟和精致的程度。从本书所选的几个章节中可以看出，她对每个文本的研究都从寻找与其对应的藏文原本开始，以寻找和判定其来历，弄清其生成的历史和宗教语境，然后将藏汉两种文本进行细致的文本对勘，发现和纠正汉文译文中有可能出现的错误，接着分析汉文译文的风格，观察藏汉二种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从而从宗教学的角度阐释这类仪轨的教法内容和实修方法。凡经过她的手整理、研究过的文本，读者都不但可以得到一个经过精心校对、厘定过后的正确可信的文本，而且还能得到有关这个文本所传达的教法和实修的权威的解释。
值得强调的是，安海燕博士所作的上述研究首先是一种佛教学的研究，她对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所做的“文本语文学”或者“佛教语文学”研究并不止于对文本的精校、对勘和译注，同样她也十分重视“佛教学”研究(budhologicalstudies)本身，即重视对佛教义理的阐述和对密教修习仪轨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她的这部《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的学术意义，首先在于她通过对那些汉译密教文本的精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藏传密教的义理和修行仪轨的权威解释，可以纠正自元朝以来在汉族士人之间产生和流传的有关藏传密教的种种误解。与此同时，安海燕博士还特别重视从精细的佛教文本研究中来构建佛教的历史。在前人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常常能够观察到这样的一种现象，即研究历史的学者通常不通佛学，而专精佛学者又不太在乎历史，所以一部有具体宗教内容的权威佛教史的写作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安海燕博士则采取了“通过文本对勘来构建历史”(historythroughtextualcriticism)的学术进路，在从事佛教文献学／语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佛教历史的构建和研究。所以，在她对明代留存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做精细的文本研究的同时，还成功地为元、明两代藏传佛教于中原传播的历史解开了很多难解的谜团，极大地推进元、明二代藏传佛教历史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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