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和周其仁眼中的当代青年

    五四青年节前后，读到一些报章文字，谈论如何继承“五四精神”，教导青年和青年工作者们应持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跟若干年的纪念文章相比，似乎没有多少新意。

    读五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报》，记者傅小平专访贾樟柯的报道：《贾樟柯：我对表现当代有不吐不快的内驱力》。

    贾樟柯在那些应景文章作者眼中，可能不过是个只有技术性意义的被教导者，但我看他随口说出的当代青年思想言行的实际，熟悉得像谈论家人亲友隔壁邻居。这是他作为杰出导演和编剧的当行本色，不同一般的深刻之处。且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可以不用从宏大的角度来回溯青年在很长历史阶段里的成长，就看一个青年怎样保存青春的记忆和过程。所谓青年最为宝贵的是，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反叛性。……因为青年有很大的可塑性，他们带着自己的某些理解，融入既定的社会形态中，就会有某种不适应性，就会跟社会产生某种矛盾，并因此有他们自己的反思。也就是说，当他们带着各自新鲜的角度，去面对某种古老的时候，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善意的关切，哪怕是带有一些任性，他们对社会不合理部分的质疑，他们与社会某些一成不变的东西的对峙或对抗，乃至对一些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问题的重新思考，都是很可贵的。以我的看法，反叛性就是青年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部分。这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青年性吧。

    贾樟柯在这里所论述，实际超过了当代青年这个范围，进入了“青年一般”。这是上述某些论者们不曾触及的。尤其是他抱着爱心，以肯定的口吻说到青年们身上这个“反叛性”，更恐怕是某些人避之犹恐不及，视为可畏而要戒备防范的。

    今天的某些论者，且不说他们根本上远离一代青年，不了解青年们所历生活中的甘苦，青年们的喜怒哀乐，单是他们习于以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态度看待历史，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六、七十年代）的眼光看待世象百态，他们就不但不可能真正理解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更不可能给当代的青年指出切实“行远”的方向。

    在这里，贾樟柯化繁为简，把一代代青年共通的特性及其规律性的表现，就这么三言两语披示出来。过来人从中看到自己早年的影子，正当年的青春一代则从中看到对自己心理的描述，也看到自己与当代某些社会规范的牴牾，而向自己的一代人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读了贾樟柯的一番话，我才接触到这个话题。由此留心，随后恰好读到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发言，发现这位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当代青年——扩大些说是中青年的心理状况。他的表述比贾樟柯角度更开阔些：

    更年轻的人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周其仁教授发言中这一部分，跟贾樟柯的答问是互为补充的。贾樟柯强调了一般青年通通具有的、仿佛天生的“反叛性”，近于青少年“逆反期”心理的延长；周其仁强调了后天的环境和信息效应，从外部造成了青年对社会满意度的差异。两者都为我们观察当代青年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一是青年或中青年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主体，各项社会经济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精神状态、思想动态以至心理活动，对整个社会影响至巨；二是同样占很大比重的老龄人口，即令是可以用“忆苦思甜”施加影响的部分，也会有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同反应，同样应该给予同情的理解。

    感谢贾樟柯和周其仁二位的启示和提醒，有助于我拓展看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