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明：文化的最大公约数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曾说过：与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人是符号的动物。因为人只有在创造符号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从这个层面上看，熊猫，这种由大自然生成的萌物，除了得到人们发自本能的喜爱外，还被赋予了符号的多重所指，成为一种文化载体。

    具体到《熊猫明历险记》这部作品，“符号能指”就是在这只在世界上真实存活了七年（1937-1944）、从中国四川被非法偷运到英国伦敦的熊猫明，而“符号所指”，就是作者赋予她的价值“光明、希望和未来”。

    因此，作者在架构本书时，除了楔子与尾声选用当代时间维度，以一位英国老人大卫·特纳到成都圆儿时的“熊猫梦”用以前后呼应外，文本主体部分的15章，对应着作者延伸出的三重符号所指。

    光明——在黑暗中等待光明。开头六章，作品呈现的是熊猫明在1937年被英国熊猫盗猎者史密斯非法捕获、并在中国大陆盗运的全过程。当时正值中国抗战初期，这只幼小的熊猫如同灾难深重的祖国一样横遭噩运，被偷猎者装入木笼，用汽车将她与七只同伴一起，辗转从四川汶川密林偷运到香港。此间，熊猫明经历了猝然离乡、饥饿惊惧、百般被虐、同伴死亡、强盗火拼、飞机轰炸、逃亡未果等各种险境，犹如陷在永久的暗夜中，惊恐、伤心、无助、忧虑、崩溃……这些符号能指是外在可见的事实，在符号所指上，作者赋予了熊猫明一种安静守侯的精神。她会想尽各种办法逃亡，但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做到活下去，等待，等待光明。

    希望——在绝望中守护希望。中间两章，作品呈现的是熊猫明从香港被盗运到伦敦的海上之行。为了掩饰非法运输的罪名，包括熊猫明在内的六只熊猫，被史密斯安排到肮脏、拥挤、颠簸、破败的货轮货舱中，开始了这次漫长的跨越太平洋的行程。对于自古以来只生活在陆地竹林中的熊猫而言，这次海航毫无疑问是是一种生存上的威胁，晕船、呕吐、暴风雨中的恐惧……叠加成熊猫明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绝境。作者赋予了熊猫明一种乐观平和、永不妥协的精神，在绝境中从未放弃，只要能偶尔到甲板上透透气，偶尔能看到蔚蓝的海面，就守护着微茫的希望，不会让它熄灭。

    未来——在困难中相信未来。最后七章，作者表现的是熊猫明平安抵达伦敦后的故事。相对于前两部分惊心动魄的历险，这部分稍显平静，但作者赋予她的符号能指，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公约数”。熊猫明进了伦敦动物园，受到了包括未来英女王在内的几乎所有伦敦市民的狂热喜爱，她那张给摄影师儿子“照相”的照片广为流传，成为人们在法西斯战火肆虐下的温暖安慰。熊猫明代表的，就是一种泰然自若的精神，这对二战欧洲战场中屡被轰炸的人们而言，喜欢熊猫明，不如说是在她身上，他们看到了未来，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人类的冲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为此，寻找不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就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起点，也是不同阶层、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人们互相理解的文化入口。

    仅仅活了7岁的熊猫明，在82年前充当了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即使她是被粗暴盗运到伦敦的，也因为所有的文明都相信光明、希望和未来，而成为人们永久怀念的文化符号，《熊猫明历险记》重新梳理这段历史的当代价值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