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冯柳堂与《红楼梦》

    《红楼梦》既是文史研究的对象，也是其他研究领域的重要史料来源，研究者各恃其法，从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经济学、病理学等角度进入文本，得出论断。著名报人冯柳堂也是《红楼梦》的忠实读者，凭独特的视角参与了对小说的研究与阐释。

    冯柳堂（1892—1945），名贻箴，字柳堂，浙江海宁人。早年就读于浙江高等学堂，后至沪办报，1921年受陈布雷之邀主持《商报》商业新闻。1925年，由张静庐推荐入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1927年，上海日报记者公会成立，冯柳堂被推举为委员之一，并负责起草执行委员会办事细则。同年，他与陈布雷、钱新之等共创《建设周刊》，组织学者讨论国事，谋求改革。1930年，商报社易主，他在史量才邀请下担任《申报》商业新闻版主编，负责经济类稿件。此外，他还在上海市农工商局、社会局，上海华商电气公司董事会任过职。直至抗战爆发，他身兼数职，在多个领域均有成就。日伪管控《申报》后，他愤而辞职，生计日艰亦不辱其节。1945年2月，冯氏病逝。

    冯柳堂有著作传世，1934年2月出版的《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列入商务印书馆《中国经济学社丛书》，1937年4月再版）流传甚广，日本学者金阪博将其译成日文，取名《支那食粮政策史》（日本生活社1934年）。作者谈过编著起因：“我国对于民食之调节，已有三千余年之历史，因革制宜，尤多良模。得能明其体要，究其利弊，再参照现代社会之环境，撷取他人之所长，斟酌损益，而为后此民食政策之张本。要亦不可无书以资参证，此本书所以编者也。”此书论述了从虞夏商周至清代各朝的民食政策，救济途径，社仓制度与组织，人口和漕运等。1937年8月，他另一部著作《乾隆与海宁陈阁老》由申报馆出版（上海书店1988年10月影印再版），从渤海陈氏的由来，陈氏始祖檀树坟的神话，陈门之显贵，陈元龙的一生，以女易男的传说，雍正、乾隆与陈元龙的关系等角度研究了这一历史悬案。冯柳堂（或化名柳塘）还撰写过一批考证类、掌故类文章，笔调流畅，谐趣可读。

    冯柳堂关于《红楼梦》的论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经济类论文中选入小说片段以佐证其观点，一是专门的“红学”论文。

    1940年及1941年，冯柳堂在《申报》商业新闻版开设了“经济丛谈”专栏，纵论古代经济史及时下的经济现象，《红楼梦》成了重要的论据。《谈水烟及烟之来源》是他读到上海市水烟叶公会所登关于水烟嚆矢之启事有感而作的，谈到了明清以来吸烟普遍的原因，纪晓岚等人的吸烟趣闻，旱烟、水烟的区别，以及水烟、旱烟流行的具体时间等。他指出水烟至乾隆朝才盛行，“又何以知其以前尚未流行，则可观于《红楼梦》一书。所记皆为雍正至乾隆初元事。《红楼梦》书中于吸烟竟未之多见，只有一百零一回中，薛宝钗向凤姐递了一袋烟，所谓一袋烟者，其为旱烟可知。假使当时已有了水烟，穷奢极欲之贾氏，决无不有此物之理。而且贾母、王夫人，以及赦、政诸人都不见吸烟，惟鼻烟已自西洋流入，书中亦已见及。”鼻烟是明万历年间由传教士作为贡品传入的，又被称作“闻药”，人们认为它有特定的医疗功能，可以提神醒脑、明目清心、祛除风寒等。随着嗜好者日多，鼻烟壶制作业应运而生，官窑、民窑均批量烧制，成了富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品。冯柳堂《鼻烟》就摘取《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的段落讨论了鼻烟壶的形状（“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儿”、“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和鼻烟的功能（“忽觉一股酸辣，透入颊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顿时齐流”）。

    肥皂历史久远，早在公元前西方文献就有相关记载，延及十三、四世纪，英国等地已经广泛生产了，而我国早先使用皂荚、草木灰和天然碱等洗涤衣物，孙思邈《千金方》则记录了由猪胰腺制成的“澡豆”（猪胰子）。冯柳堂《肥皂》谈及肥皂的制作材料、过程和流传，中外肥皂的区别等，又探究了外国肥皂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索之于《红楼梦》一书，最可以看出康雍间一班贵族生活，然肥皂之见于《红楼梦》者，仅有第二十一回湘云洗脸之后，宝玉趁势也在这残水中洗脸之际，紫鹃递过香皂去，宝玉道：‘这盆里就不少，不用搓了。’固不知此处所用之香皂，为洋货，抑为土产，但照时代论之，还以土货之成分为多。一则《红楼梦》作者对于外来之物，常提示出来。再则洋货进口，自乾嘉道光之后而始盛，三则从搓字看去，当为旧时之肥皂无疑；盖以皂荚制成之香皂，其质粗而坚，不若近代香皂，柔滑而光润，故揩洗时用力去‘搓’不可。此外妇女所以润泽皮肤者，一为胰，取自猪脏，用酒浸之，可以祛龟裂而使皮肤滑润。一为蜂蜜之蜜，用以涂抹。及洋蜜进来，此二者亦自然淘汰矣。”通过细读得出结论。

    清光绪朝，政府为应对经济危机制造了新币种铜元，民国则使用铜板作为流通货币之一。自古以来，金钱以及由其引发的故事乃是文学作品的常见描述对象，冯柳堂指出《红楼梦》也有此叙写，并讨论了小说的取名艺术：“在小说书中善于用人名以贬世俗的，允推《红楼梦》作者，写刘姥姥的女婿小名狗儿，为了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没法去弄钱，所以将他的女儿唤作青儿，唤他的儿子为板儿。青儿者，青钱也；板儿者，钱之次者也；正见狗儿眼睛里所看见者只有钱财。”

    中国植被资源丰富，由木材煅烧的木炭也就成为大众取暖的关键材料，据考古发现，我国烧制木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冯柳堂《木炭》论及贾家的火盆：“如《红楼梦》记贾氏除夕行礼，尤氏房中，地下满铺红氈，当地放着象鼻三足鳅沿鎏金珐琅大火盆；又如贾母正室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想见华丽富贵气象。”

    自明中后期，即有关于自鸣钟的文献记载，普遍认为它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为明万历十年（1582），由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赠与广东制台陈文峰。入清后，钟表的流传更为广泛。冯柳堂《钟表漏刻》指出钟表为稀世之物，仅限于皇室或富贵人家中，并以《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见凤姐房中自鸣钟镗然作响以为是怪物予于佐证。文章谈到了其他一些关涉钟表的话题，如通过第十四回凤姐一番话说明“宁府上房里有时辰钟，而凤姐不但自己有钟表，随身的仆婢亦都有钟表，更比宁府中为富豪了”；通过五十一回宝玉与晴雯的对话说明他房中放置的乃是一座柜钟；通过十九回、四十五回、六十二回贾府中人关于时辰的对话说明当时钟表采用的是中国传统计时方法。在文末，作者感叹宁国府遭抄家时仅有钟表18件，而和珅被抄家时查出钟表超过370座或个，规模远超钟表店，也表明了贾府日渐没落的现实。

    现代史家推崇一种重要的学术范式：“以诗证史”，它从狭义上说是用“诗”作为史料证史说史，从广义上说是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源研究历史，但凡古诗词、小说、散文等均囊括在内。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把分散的诗集合起来，从时代、地域和人物等角度加以综合研究可以“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否于纠正。”自然有助于研究者拓宽研究领域，更新诠释视角。冯柳堂所用之法可称作广义的“以诗证史”，跨越了文学与史学的界线，让经济史研究和“红学”研究双双获益，一方面，他用小说描写丰富了对古今经济现象的分析，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他从经济视野介入小说的文本细读，为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学者赵景深说过：“最近我又爱读柳塘先生的《掌故谭》，盂兰盆会和狸案人物志都是有趣的题目。关于前者，我在《小说月报》本月特大号写过一篇《目连故事的演变》；关于后者，我在《小说闲话》（北新版）上写过一篇《包公传说》。新近读了狸案人物志以后，也许不久要在《宇宙风乙刊》上写一篇短文较详的介绍这篇有趣的考证。柳塘当即冯柳堂，他在《经济新闻》里发表的《财神》和《钟》（提到《红楼梦》中常有对于钟表的惊奇和赞叹）也是我所爱读的。”

    冯柳堂亦有专门的“红学”论文，承载了他对《红楼梦》的独特判断和认知。1943年12月，冯柳堂在《天下》杂志刊发《〈红楼梦〉的读法》，文章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作者首先表达了对小说的整体性认知：“《红楼梦》，的确是超凡入圣的作品，无怪近人崇尚白话文的尊之为‘红学’，我今又依之作‘红史’。前人关于《红楼梦》的读法以及评述，亦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不过后人读《红楼梦》，都抹杀了作者一番苦口婆心，未能体会明白。作者原欲以富贵繁华声色货利，都作一番幻梦看，警醒世人。”因此他主张对小说的解读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挖掘。二、作家“善能即景生情”，书中人名往往信手拈来，皆有妙趣，如詹光、单聘仁、吴新登、吴良等皆有言外之意。三、小说社会价值高，作家既不满八股取士制度，讥诮官吏为“禄蠹”，也深悉人情，言他人所不能言，这并非一部单纯崇扬或抒写情爱的爱情小说，“若只看其情绪缠绵，旖旎风流，是大误了。”四、《红楼梦》白话文具有代表性意义，读来清脆有致，与故事、人物正相适配。五、读者应该认识到作品的劝诫功能，“自古以来，享尽富贵荣华，丽姝才媛，不知有多少人，而今安在哉！恐怕并一坯黄土，一陌纸钱，还享受不成；那末生前刹那的荣华富贵，有何足道。”总体而言，此文观点质朴浅直，但层次丰富，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另一篇论文《从〈红楼梦〉谈顺治出家》连载于1943年12月9日—1944年1月20日《新闻报》，它否定了《红楼梦》乃是影射顺治和董小宛爱情故事之说，作者从“董妃是否即董小宛？”“董妃究是何等样人？”“顺治何以独钟情于董妃？”“顺治何以有出家之传说？”“何以谓宝黛即影射顺治与董妃？”等五方面予于详述。纵观之，此文史料详赡，如使用顺治自撰文，《清史稿》等考证董鄂妃乃内大臣鄂硕之女，并非八艳之一的董小宛，又以吴梅村诗文，昭槤《啸亭杂录》等说明顺治出家传说流传之缘由。作者以严密的逻辑驳斥了此类言说的谬误，与孟森《董小宛考》《世祖出家事实考》等论说相互映证，故有学者评论，“冯文反对‘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说，虽没有孟森相关著作高屋建瓴，但在持‘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说颇不乏人的现代红学史上，冯文以较严谨的态度，依据史料，剖析‘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的原由，并通过当时很有影响的《新闻报》传播，客观上对廓清‘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说起到一定的以正视听的作用，是一篇值得我们关注的红学研究长文。”关于这段史实的考证和剖析是《红楼梦》研究始终无法解决或坐实的一大争论，近来邓小军教授《董小宛入清宫与顺治出家考》又将其引入了学术舆论的中心。

    据资料显示，冯柳堂尚有《红史》等论著未刊行，这就需要有缘人予于披露，以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有着独特视角的“红学”研究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