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之音犹在耳

    一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七号大院的住户从皇亲贵胄到贩夫走卒、从饱学鸿儒到几乎不识字的干部、从曾经的地下党潜伏特科到如假包换的国民党简任官员，什么人都有，恰好应了十年浩劫里革命小报上经常出现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然而五六岁的我自然谁是谁都分不清，唯一觉得跟别人都不一样的，是住在同一栋楼里的白毛外国老太太。她究竟是哪一国人，我听到过好几种说法；她多大年纪，好像谁都不大清楚，最终不了了之。貌似比较确实的是，她嫁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于是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但是若干年前她的先生去世了，从此她就独自一人住在这栋楼里。她没有子女，似乎也很少和邻居来往，我还清楚记得她微微驼着背，慢慢在院子里走路的样子。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深目高鼻的外国人，自然印象十分深刻。

    外国老太太好像说不了几句中国话，不仅相貌不同，穿着也不一样。大院里别人不分男女，大多穿蓝制服、蓝裤子、白衬衫，老太太却是小花布长裙、夹克衫。如今回想起来其实很朴素，当时却看着非常打眼。幸好她是外国人，也被认为是外国人，在外国人非常稀少的年代，中国人民是非常友好客气的。所以不管周围的世界怎么变化，老太太独往独来、我行我素，没有人干涉，她只是大院里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老太太住在一楼，天暖和家家开窗的季节，走过她的窗下，有时飘来轻轻的钢琴声。就那么几首曲子，老太太翻来覆去地弹。有两三个慢的，有一个快的，若干年后，我知道快的那个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夏天快要过去，天气开始凉下来的时候，楼前面开了一个叫什么“破四旧成果汇报、封资修批判大会”的集会，大院里的大人小孩儿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我从人缝里钻到最前面：有人在发言、有人在喊口号，两个青年把一摞摞唱片高举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看见外国老太太就站在不远的地方，两眼直直地看着那些摔碎的唱片。几天以后，她碰到母亲，平常她们遇见会彼此用英文寒暄客气几句，这次她有些激动，滔滔不绝对母亲说了半天。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并没有完全听懂老太太的话，只是大致明白她在生气，在反复说“怎么能这么把这些宝贝毁了呢”！

    似乎从那以后，老太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弹琴。时光进入1970年，大院的住户有一多半去了“五七干校”，变得冷冷清清，花木凋零。冬天雪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堆雪人，忽然听见钢琴声响起，看见老太太家窗户开着，大概是透透新鲜空气吧。我一下子就听呆了。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雪也很白，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琴声很慢，听上去很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想哭。

    不久后，我搬家离开了七号大院。1972年到1973年，干校纷纷解散，离去的大人小孩们多半又回到北京。革命狂热消退后，生活又热闹起来，在地下传阅书籍、聚众听唱片都发生在那时。书经常有，唱片不常听到，因为没有几家人有唱机。即使听古典音乐唱片，也就是贝多芬的交响乐、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和肖邦的钢琴作品。

    二

    60年代末，北京街道和胡同墙上油漆得最多的标语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学生一毕业就去农村落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大约八年。当时的规定是每一家不管有多少子女，可以留一个在身边，其他都要上山下乡，唯一的例外是去当兵或者考文工团。70年代初，学唱歌、跳舞、朗诵的青少年骤增，大约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无书可读、无事可做，更不意味着他们突然就文艺起来了。一时风尚的背后，往往有实际的考量。早晨的公园里，吊嗓子的声音此起彼伏。

    由于兄弟众多，在远方我看不见诗，只看得见长大以后要去农村插队的命运。我从小喜欢唱歌，碰巧声音条件被认为不错，也就想往考文工团这条路上走。家兄曾经往这条路上试，却因为父亲尚未平反，政审通不过，虽然考上了改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一部分的中央音乐学院，最终没有被录取。不过他的出色成绩很鼓励我，而且在他求师过程中，我见识了喻宜萱、沈湘等名宿。

    从1974年到1977年，我虽然没有从师学习声乐，却经常旁听课和听唱片。虽然听的多半是卡鲁索、吉利、比约林等老一代歌唱家的单声道七十八转唱片或者开盘带，但偶尔也会听到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虽然从小就听说莫扎特的名字，少年时却对他的音乐一无所知，只会唱一段《费加罗的婚礼》。

    真正开始知道莫扎特是留学以后，也是莫扎特带我走进古典音乐的世界。1983年春，我搬到紧挨着学校山坡上的公寓，虽然只是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却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那一年每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到家，就会打开古典音乐调频台，不仅听音乐更听解说，富特文格勒、霍尔维茨、奥曼第、伯恩斯坦这些名字就是在那时开始熟悉的。那一年我爱上了莫扎特，从调频台录下来许多盘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莫扎特写了五十多部交响乐、二十七部钢琴协奏曲，是海顿之后交响乐的开拓者，更是各种协奏曲的奠基人。

    《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后一部协奏曲，写完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不过这部作品并不像后来的《安魂曲》，多少有一些关于死亡的预感。从少年时代的钢琴协奏曲开始，莫扎特的作品具有一种不属于尘世的纯粹。第二十七也是如此，只是作曲家不再年轻，在第二乐章里听到一种深深的沉郁。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沉郁吧，我格外喜欢第二十七。听老塞尔金的第二十七，那瘦削的风格我觉得尤其深邃。

    在某个夜晚，一曲听罢，出门望月在山头，树影黝黝，有宁静的感动。二十多年后在拉文尼亚音乐节听过彼得·塞尔金演奏莫扎特，虽然没有乃父的苍凉，但其精致在当今一时无两。倒是我自己经过几许沧桑，再听莫扎特纯净的河流有点恍如隔世之感。

    在听了许多遍《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明白，小时候听外国老太太弹的就是第二乐章。她弹得很平淡，人到中年以后，才明白莫扎特的钢琴作品听上去波澜不惊，技巧上也似乎不太困难，其实很难弹出韵味。虽然童年的记忆未必可靠，但也说不准老太太是位高手呢。

    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传说北京有一种大院文化，承载者自然就是大院子弟了。其实“子弟”这种说法，是1949年以后的一种身份划分，比如工人子弟、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等等。大院是一种居住方式，由于每一个大机构，如部委、兵种和大学，自成一个小社会。“大院子弟”是存在的，而且多少有一种连带感，然而由此引申出一种文化，则是可疑的。只能说一个大院有自己的命运与故事、真实与虚构，随着时光或者流逝，或者流传。

    去年冬天，我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七号大院。它依然在那里，陈旧不堪，与周围的繁华恰成对比，看上去不真实得好像一个电影城布景。也许这才是七号大院的真实：它是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后城市里的虚构，是许多记忆的集合，是逝去风景的梦幻般重现。90年代初，《天堂电影院》的主人公白发苍苍回到童年，令人感动流泪。如今我有同样经历时，却已和他一样，微笑着沉默。

    母亲八十多岁的时候，喜欢在电话里回顾往事。她的记忆力非常好，能说出许多人、许多事的细节，虽然绝大多数我无法确认准确性。在母亲的经历里，外国老太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事实上外国老太太一直离群索居，可能对所有人来说都微不足道。母亲告诉我，她是为数不多的能进老太太家的邻居之一。家很干净，空空荡荡，引人注目的是一台立式钢琴、一部唱机和一书架唱片。

    据母亲讲，外国老太太是“二战”前在维也纳嫁给中国留学生，然后跟着先生到北京的。她的故乡并不是维也纳，她去那里是学音乐。母亲又说，到底她先生后来是病死，还是被抓起来，其实是个不解之谜。幸好她本人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上级说了要注意国际影响，所以大院里面的人对她都很客气。

    听说老太太的家里人在“二战”中都死光了，所以她在丈夫消逝以后没有离开中国。

    “她还是很小心的，听她对门邻居说，总是很小声地放唱片”。

    当我走到老太太住的单元门外时，我还能找到近半个世纪前听到她琴声的位置。是的，如果她是小声放唱片，再关上窗户，从外面是听不见的。也许老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

    我站在单元门外，早已忘却的一幕忽然呈现在眼前——年份无法确定，季节也是模糊的：阳光下，几个男人从外国老太太家把钢琴搬出来运走，一阵风吹落了覆盖在钢琴顶上的一块白布。琴与人就这样不见了，至于那些唱片，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流落去了哪里。

    （本文摘自《诗与远方的往事今宵》，李大兴著，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