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森与德安两通碑刻

    记得是1973年的初秋，那时我是江西德安一所中学的教师，早订了“文革”后复刊的《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杂志。1973年第9期《文物》上有刘炳森《临摹马王堆西汉帛画的点滴体会》一文。这之前，长沙马王堆的考古发掘媒体多有报道，所以我特别留意了这篇文章。不久之后，从《人民日报》一条很短的新闻中，又获悉中日青年书法家在北京中山公园比试书法的消息，其中也有刘炳森。于是，我以这两件事为内容贸然给他写了信去，想要他的一幅字。时间是当年的10月中旬。两个月后，他用毛笔很认真地回了信，说他“一九六二年秋毕业分配至故宫学习古代书画临摹复制”，“书法仅是我业余爱好，非专业之所事也，那篇报道有误”。“那篇报道”指的就是《人民日报》那条短新闻。随信寄来一幅楹联，即信中所说的“拙笔二纸”。

    1983年暑期，我受江西省语言学会的指派（那时我是省语言学会和省历史学会会员），去北京参加民盟中央组织的商承祚、陆宗达、黄药眠等先生主讲的语言文字学讲座，地点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内的一座小楼上。因为只周日休息，我便写了一封信给刘先生，告知来京情况，并说我住北师大多少号宿舍及其公用电话。刘先生收到信后便在一个晚上来了电话，把他住所的详细地址告诉了我。欢迎我去见一面。一个周日，我按一位北京人告诉我的路线，先到了景山，往南一望，果然是故宫博物院，再沿金水河西行，并沿河南拐，便见一排南北走向的低矮房子，一问，刘先生闻声走出屋内，说“我是刘炳森，您是夏麦陵吧？欢迎光临！”他亲切地说：“我俩神交多年了，还是头一次见面呢！”

    “可不是。”我说，“难得有机会来北京。”

    见我拿来一卷宣纸，刘先生说：“又想写点什么？请写在这张纸上。您不用买宣纸，我这里有的是。”

    “请你写字的人多，不要润笔费就挺知足的，哪还能让您破费。”

    刘先生说：“这次为你们主讲的商承祚、陆宗达、黄药眠，那可是古文字学界大师或一流学者，能听到他们讲课是真荣幸。”他边说边铺开一张五尺余长，一尺多宽的宣纸，手里握着一管狼毫大笔，笔墨提顿之间潇洒不羁，落款是隽雅的小行书，与独具特色的“炳森隶”一配，洋溢着大气。我见“敷阳泉”先写好后，说了一句实在话：“可令人满意！”

    “您满意就好。”他说，“听您说这敷阳泉可供全校师生四百多人的生活用水。这可了不得。而且依据地势高低的落差，用管子通向教工的每家每户，那是真正的不用电的自来水。”

    “这样量大的泉水的确很少有。”我接着说，“所以我在碑文中说它就是庐山东林寺的聪明泉也没法比。”

    刘先生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又铺开像刚才差不多大小的宣纸，一边又说：“泽钏园是令堂的墓园，那更要让您满意！”

    只见他思考了一下，写完“泽钏园”三字后问我：“您看怎么样？”见我没马上回答，立即把刚写好的一幅皱吧后扔进字纸篓里。随后他又思考了片刻，对“泽钏园”三字又稍作了变动，写完又问我：“您看怎么样？”连写了三次，我才急切地说道：“刘先生，行了，谢谢您！”

    “泽钏园”这幅字的落款刘先生郑重地写下了“刘炳森敬题于紫禁城”。此碑刻特请星子县有名的工匠施凿，所以大体保留了原来字的神韵。而“敷阳园”碑和“敷阳泉”碑都是原来学校的老师所刻，因考入大学的同学捐款并不富裕。显然不能与“泽钏园”碑相比。

    离开之前，我向刘先生求教一个问题：“像我这样对书法一无所知的人，如何成为一个书法爱好者？”

    刘先生淡淡一笑地说：“首先练楷书，也就是临帖，也叫临摹。譬如您喜欢哪种楷书，就临摹哪一种或几种楷书，等临摹楷书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或几种字体，如草行隶篆魏中的一种或几种再临摹。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醴泉铭》、赵孟頫的《神道碑》等都可作为范本。所谓临摹，即是对您拿来作范本的书体，琢磨作者哪一笔是怎么写出哪种神韵来的。您再试写多次，看有没有范本的神韵。另外，多看报刊上的关于书法方面的文章，以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

    “我相信自己今后，因为有幸认识您，会增加我对书法的喜爱和这方面的知识。您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我问道。

    “敷阳山这个名称始于何时，它的历史悠久吗？”刘先生问道。

    我告诉刘先生，敷阳山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也是重复《禹贡》中的内容。《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成书不晚于春秋时期。当然，其中也有早于此和晚于此的资料，那是流传过程中掺进去的，这是古代文献中常有的现象。据当今考古学家邵望平先生研究，认为九州实为黄河长江流域公元前龙山时期就已形成，后经历夏商周三代变迁仍继续存在的一种人文地理区系。这一认识是依据迄今所发现的27000多处，确立了近30个考古文化，以碳14断代法测出了数百个史前年代数据，由此大体上建立起中国主要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因为这一龙山文化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基地，而这一基地与《禹贡》九州的范围虽然不完全吻合却大体相当。既然《禹贡》作者是根据自然地理区划九州，而实际上已存在着长期形成的这一人文地理区系，当然也就客观地据以反映这一区系而写成《禹贡》了。

    “敷阳山还有其他的名称吗？”刘先生问道。

    “当地的老百姓叫它望夫山。隋代，望夫山已见于地理志中。人们根据想象编造出一个故事：望夫女是陈友谅的妻子，望夫女在山顶望丈夫陈友谅，以盼夫凯旋早归。望夫山的名称出现在隋朝，陈友谅是元末人，相隔700多年，怎么能扯在一起？据罗泌《路史》记载，望夫盖望敷（浅原）尔。”敷浅原在阳居山（九仙岭）东西两侧直到鄱阳湖边，在敷阳山顶可望见敷浅原，这才是真正“望敷”的意思。敷浅原这个地名比历陵、柴桑、浔阳、德安都要早得多。《禹贡》记载：“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涉及如今九江地区的范围只有三个地名：九江、敷浅原、彭蠡（鄱阳湖）。近现代有两位著名学者专门来德安寻访敷浅原：1920年黄炎培先生来德安探访敷浅原，还写了一首七律，惜国家图书馆所藏两种版本的黄炎培诗集都没有收集此诗。而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双峰诗遗》中，也只有德安籍的蔡双峰先生《和黄炎培先生来德安访敷浅原禹迹不得原韵》一首七律。可推见黄炎培先生当年来德安探访敷浅原一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来过德安寻访敷浅原，据闻谭先生认为敷浅原已被鄱阳湖淹没了。另据《水经注》和《通典》等古文献记载，九仙岭的东侧及共青城也都是敷浅原，而且是敷浅原的大部分，或称主要部分。因为九仙岭东侧这一大片宽广平正之地都在县城的南边，也符合“广平曰原”“可食者曰原”的条件。所谓“可食者”指宽广平正可以耕作种植谷物的地方。北宋以降，敷浅原的确凿方位才渐渐由地方志的沿革失载而变得模糊起来。1981年4月，九仙岭西侧的前山大队横屋李村一座北宋墓葬中出土了两通石刻，其出土文献记载这里是“九江敷浅原也”。印证了《水经注》和杜佑《通典》等古文献记载的正确性。

    “刘先生，今天耽误您很多时间，我告辞了。”

    他说：“我对你故乡的历史了解了不少，我得谢谢您。我要送一幅字给您，但写来不及了……”说着，取出一卷写好的条幅、横幅，摊开在写字台上，说这是要送给马上要来的几位日本朋友的，嘱我挑选一幅，他再补写“麦陵仁兄补壁”几字。这就是我至今挂在厅里的条幅“琴韵书声”。其实，贫居藏书倒有几千册，“琴韵”或只有录音磁带来代替了。他比我略大几岁，称我“仁兄”，用的是尊称，太多礼了。

    是不是谁请刘先生写，他都会像对我一样给他写呢？

    “那可不。”刘先生说，“我要对这人有所了解才行。您是高中老师，又爱好考古，我当然相信一心向学的人。”

    不几年，我从德安这所农村中学调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也写信告诉了他。此后他声望日隆，也越来越忙，也就没再打扰他了。又过了几年，知道他晋升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了，仍在临摹复制古字画，因为他在大学的专业是国画。外界只知道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却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据说他免费为全国知名佛寺道观书写所需要的内容，从此，很少为个人写什么了。德安一所农村中学和一座平民墓园有他题写的碑刻，大概没有第二例。每天在厅里一见壁间“琴韵书声”的条幅，便想起与刘炳森先生晤叙那渐行渐远的岁月，而如今这样谦恭的学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