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诠释崇高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因为是编辑的缘故，已“近水楼台”地读过好几遍。可是每读一遍，内心都难以平复，感受到心灵的净化和境界的升华。因为，它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讲述了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在这片神秘土地上发生的气壮山河、鲜为人知的故事。

    “崇高”是这本军旅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核。作者饱蘸深情地讴歌在世界屋脊的中华儿女，为了理想信念和神圣使命，无怨无悔地献出了自己（甚而亲人）宝贵的生命。

    谁不珍视来到世上只有一次的生命。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之所以有如此的壮举，是因为道德的驱使和正义的感召。他们是“大写的人”，有着金子般的心，是在用生命诠释“崇高”。作者每次上青藏高原，照例会去祭坟或寻墓，和长眠的战友对话。人们通常很忌讳的“死”“坟”“墓碑”等字眼，在王宗仁的作品中出现频率较高（甚而瘆人地出现在标题上）。在他视为“精神高地”的雪域高原，随处可见无名烈士的墓地。那里的地名记录了凄美悲壮的故事：“五女峰”得名于执行任务的五名护线女兵饥寒交迫，在路边被活活冻死（《雪山无雪》）；“南八仙”得名于八名女护士在医疗所帐篷工作时，遭雪崩全部牺牲（《十八岁的墓碑》）。地名标示的地理位置就是摄人心魄的烈士遇难地。

    雪域高原的葬礼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免俗”。受交通所限，遇难者只能就地安葬，用黄土掩埋。一座座墓茔成了士兵们永远的归宿地；甚而，坟墓只能“用冰块雪团堆砌起来”，形成高寒地带特有的“水晶坟”（《雪山无雪》）。连墓碑也没有，就用红柳权作墓碑（《遥远的可可西里》）。有条件做墓碑，烈士名字无从知道，碑文也是独特的，如：“女文工团员之墓”（《歌的高度》）和“高尚的女兵”（《女兵墓》）。朴素无华的文字是对墓主人最高的礼赞。

    在作品中，作者王宗仁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亲历者或目击者（“高尚的女兵”的碑文就是由当年为刘刚操办婚事的作者所拟）；既是写者，也是被写者。这种双重身份的书写，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和冲击力。

    作者当年驾车穿行于缺氧奇寒的青藏线上，也是将安危置之度外的勇士。他在作品中自豪地说：“我曾多次站在死亡的边上，因而也就习惯了死亡的威胁。”那篇气势恢宏的《雪山无雪》写的是他所驾驶的汽车被突降的暴风雪围困在唐古拉山上，为保护水箱不被冻坏，把棉军衣的棉絮甚至衣面都撕下来，蘸上柴油点燃给车取暖的英雄经历。

    《拉萨河的色彩》中的作品具有很深的文学功力，写作上的匠心独运可圈可点。

    一是注重叙事策略。结构上，或双线并进，插入倒叙，从容不迫，或悬念迭起，峰回路转，引人入胜，强化了文本的戏剧效果。二是作者在平朴的叙述中不时插入诗性语言。书中很多神来之笔。有时候，作者把诗性语言植入叙事主体，拨动读者的心弦，收到奇妙的效果。如在《十八岁的墓碑》中，纯朴的女孩竹子比刘刚更坚定地要把婚礼放到高原举行，认定“在这个女人不去的地方组建一个家庭。哪怕这个家庭在那里只存在十天半月，那也是荒原上留下了女人气息的地方！”写到此，作者由胸中燃烧的诗情迸发出惊人之语：“为荒原设计这一幅美景的乡间女孩，彻悟世间，净了昆仑，怎能不让人敬慕！”将作品的情感推向高潮。三是，运用超验的写作手法。在王宗仁的笔下，战友虽死犹生。如，在《高原上空的星》中，作者在战友的坟堆前发出奇思：“这时候最好下一场大雪，少见的大雪。齐琛躺在地下太冷，需要盖被子，雪被。”写到伫立在墓前默默与战友对话，忽然跳出一句：“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难道心里堵着什么委屈不成？”以超验的写法,表达出对已故战友深深的牵挂和惋惜。

    掩卷沉思，回味莫大的精神享受。文字是美的，思想是美的，意境是美的，叙事的手法是美的。《拉萨河的色彩》一书把我们带到遥远圣洁的雪域高原，带到极具时间跨度（最早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唐古拉山，让我们结识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平凡中见伟大的人（最难忘那些超凡脱俗的年轻女性），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生命的意义，领会到“崇高”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