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天地漫语

    一

    继《世界衰颓》之后，法国社会学家罗多尔夫·克里斯丹又逆当代潮流，推出《旅游非议读本》，激烈批评当今全球旅游业的无序发展，警示世人切莫“自掘坟墓”。

    今春一月，法国《人道报》周日刊在《发现新思想》栏目中推荐上述《读本》，据之提出了“旅游无理性”（ladéraisontouristique）的论点。巴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阿历克司·卡迪在法国电视台说到巴黎圣母院每年接待1400万游客时，十分严肃地指出：“旅游已构成当代一大祸患！”他确认《读本》指出的旅游在欧洲造成的现状。《读本》强调巴黎已被旅游者“占领”，伊比利亚半岛亦然，说道：“在巴塞罗那，街上张贴着‘旅游者滚回家去！’的标语。里斯本当地人斥责‘大众旅游’把日常生活扰乱成了‘马戏表演’，将游客视为‘僭越者’赶出市中心。”作者猛烈抨击旅游这一长期以来获得普遍赞同、在全球首屈一指的产业，指出它破坏了全球化本应带来的“和平与发展面貌”，造成了世界的“单一化”。

    罗·克里斯丹是一位独立社会学家，他在书中阐述：“今天，旅游毁坏了人类的生活环境。为了满足游客需求，旅游业界普遍实施全球模式化，导致一个单一世界，往往以娱乐的名义破坏了文化多样性传统。”他非难旅游界按日趋标准化的基本路线来按区控制世界，划分出适应消费者兴趣的“格式”，以取悦受众。旅游景点地区房价暴涨，交通拥堵，垃圾堆积成山，资源压力骤增，所有的信息链必得为旅游业服务，全无发现他者的意向。旅游业成了一种专门办理业务、真正的赢利行当。它确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但却彻底失去了为大众提供无拘束漫游的初衷。

    二

    据有关部门统计，1950年，全球旅游者总数约为2500万，1980年猛增至2亿7900万。在社交网站的迅速传播下，2015年的旅游人数高达10亿，营业额超出12600亿，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然而，据罗·克里斯丹观察，全世界范围里，有经济能力外出旅游的人毕竟占少数，而从中获益的接待国仅限于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几个富裕国家，绝大多数贫穷国度都处于受掠夺的被动地位。依他的分析，旅游纯粹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旅馆、餐饮、建筑、公共工程等各行各业皆趋之若鹜，达成了一种“唯一共识”，无人敢抒己见，挺身站出来非议它。

    旅游俨然成为一种神话。发展旅游业，追求生产率增长，似乎已经被看成全球各个民族致富的必由之路，可现实远非如此。事实上，旅游业成了一种全世界的地域“善饥症”，患者有别于坐井观天、一生从不曾出国门远游，而满足于闭门创作科幻小说的儒勒·凡尔纳。游客们不择手段猎奇，非要登喜马拉雅山去陡崖跳伞，去赤道走钢丝，或到北极膝行。总之，要满足“吾到此一游”“雁过留影”的欲望。一般人追求的是娱乐，全然不为求知，如此而已。现今，人们一到休闲日就要出游，趋势是走得越远越好。他们显然要考虑选择廉价机票，却毫不顾及旅游排放的废气占全球废气总释放量的8%，进而引起温室效应的恶劣后果。

    《人道报》记者皮雅·德·卡特帕尔就《旅游非议读本》一书采访作者罗·克里斯丹，谈及“旅行污染”问题，引起笔者刍议，联想到一位巴黎友人曾经惊呼：“当今最大污染源是旅游业！”乍一听，此话逆耳，令人费解，但细思量，倒觉得他一言道出真理，揭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旅游对自然环境的污染，有目共睹，难怪罗·克里斯丹特别提出，现今不少人，尤其是旅游景点居民，对旅游业无序发展的反感日增，甚至迁怒到游客本身，把他们唤作“蝗虫”，视为“入侵者”，大大助长了盲目排外情绪。

    三

    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旅游者是哥伦布之辈的欧洲“探险家”。他们不但掠夺了加勒比海人的乡土，而且将肺结核和梅毒等疾病传到当地，亚马孙热带雨林土著对之毫无免疫能力，这些病毒成了“种族灭绝”的可怕武器。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林莽原住部落都是最大的受害者。不言而喻，这是为期最早、最为肮脏的“旅游污染”。

    罗·克里斯丹在他的《旅游非议读本》里追述：“旅游发展的过程很长，早在十八世纪，旅游者是一小撮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继之而来，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人群，形成一种社会现象。这其中，司汤达尔1838年发表的《观光者回忆录》起了相当的催化作用。按‘世界旅游组织’展望，它的发展势头不会停止，而且推动着无法阻挡的移民潮。”在这位社会学家眼里，最典型的旅游冒险者当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他于1897年乘船到加拿大的克朗代克河淘金，完全受利欲心驱使而动。由此而论，他的“旅游”不同于一般人的随兴“漫游”。在罗·克里斯丹看来，怀有某种目的旅游可能比随地抛置废纸、丢弃垃圾的漫游产生更大的负面效果，更严重的恶劣影响。譬如，一些西方“文明”的游客到泰国或者古巴大搞“性旅游”。法国当代作家米歇尔·乌埃尔贝克在其小说《基本粒子》和《平台》里揭示了这类丑恶现象，可谓旅游业的一种“社会异化”。

    在“反旅游”教程里，《读本》作者罗·克里斯丹非议的正是旅游异化的严重现象。他清醒地指出：“人们总要游历，并非一定为寻欢作乐。在不同地域的空间旅行，体验不同文化，是十分有意义的经历。旅游具有启蒙特征，让人产生兴趣，愿意去培养它。这还是一种脱身遁世的方式，使人们摆脱常规，超出一般见识，发现另一个世界，接触到其它现实。但是，这方面日益变得错综复杂，全球的消费需求掩盖了它的探索层面。”

    罗·克里斯丹所谓“旅游遁世功能”，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十九世纪就明示过。他的驰名著作《恶之华》里就有《旅行》、《西岱游》（即“爱情岛之旅”）、《异域芬芳》和《旅游邀请》等好几首诗歌，鼓舞人在红尘去寻觅草丛更油绿的“它处”，尽享异域风情。这与因同情巴黎公社被流放新喀里多尼亚的作家亨利·罗什弗尔从苦役营乘舟出逃到澳大利亚的惊险情况迥然不同。当然，波德莱尔从本质上是饮鸩止渴的“乌托邦”，注重的是从离乡远游中求得精神解脱，心理慰藉。

    近代西方，将旅游物质化、使之完全变为一种生活模式的，是瑞士人尼古拉·布维埃。他于1998年辞世。远在他之前，我国明朝的旅行家徐霞客则偏重通过旅行扩大眼界，“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丰富人文地理知识。他博览图经地志，一生足迹遍及中华山川大地，将旅途观察所得按日记载下来，经后人整理，留下了富有地理学和文学价值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秀士纵情漫游大自然天地的悠久传统。西晋时，“敦煌菩萨”竺法护遍游西域，译出了《正法华经》。东晋旅行家法显继之出洋，游遍斯里兰卡、印尼爪哇岛等三十余国，历时十四个春秋，撰成研究南亚次大陆的《佛国记》，堪称东方的《马可·波罗见闻录》。唐朝高僧玄奘于公元629年西出玉门关赴天竺游历，经一十七年，译出佛经1350卷，创始“唯识宗”，根据其口述撰写而成的《大唐西域记》，流传至今，成为我国珍贵的游记文学经典。明朝文士吴承恩依据唐玄奘赴天竺的生平事迹，撰写成传奇小说《西游记》，被列进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到大宋年间，圆悟克勤禅师在澧州夹山灵泉院评唱雪窦颂文，由门人记录，写成十卷《碧岩集》，被奉为“宗门第一书”，供今朝有志写游记者含英咀华。

    综览中外，追昔抚今。目睹各国旅游业以牟利赚钱为要义的现状，笔者觉得法国社会学家罗多尔夫·克里斯丹逆潮流推出《旅游非议读本》，指责跨国旅游公司体系的作为，其观察出于现实，从保护自然生态的角度着眼，其观点并不失之偏颇，反而能引世人警醒，免得受夸张的商业宣传蒙蔽，被卷入全球化大众旅游狂潮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