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围棋故事多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这底蕴与内涵，主要的不是那些不动产，而是那些所谓非物质文化，叫遗产也行，叫文化活动也行。而围棋，是其中之一。

    据载，围棋在北京流行，始于明代。开国皇帝喜欢围棋，以后的皇帝里，也很有几位爱好围棋的。到了清代，围棋一度兴盛，国手云集北京，徐星友、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等都曾在北京争得荣耀。棋迷们聊起中国围棋，常说一句话，叫国运兴则棋运兴。晚清以降，国运衰微，棋运可叹。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围棋才迎来新生。但后来又遭逢十年浩劫，元气大伤。改革开放以后，国运日盛，围棋才真正迎来黄金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十一连胜，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人心向上，国力快速上升的最形象的写照。

    北京围棋故事多。解放后，尽管有一段时间，上海的围棋水平高于北京——因为上海有一个棋迷市长陈毅。但北京毕竟是首都，体育总局在北京，中国围棋国家队在北京，所以，北京的围棋故事，多少也就有了中国围棋故事的内容在里面。这里有三个要素，一是北京，这是一个空间，我们讲的，都是以这个空间为主，为中心的；二，活动的内容是围棋，而不是踢足球或者造飞机；三是最重要的，下棋的人，还有与下棋有关的人。这些北京的围棋故事，主角是这些人，这些有名无名的棋士。

    民国时期，执政段祺瑞对北京围棋的发展，起了独特的作用。新中国围棋的倡导者陈毅元帅对段祺瑞有一个评价，他说，段祺瑞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下围棋和提倡围棋——这个评论是公允的。吴清源在北京少年成名。这位20世纪世界围棋最强者，正是从北京开始他的旷世传奇。那个棋茶馆在宣武门外，叫海丰轩。少年吴泉也曾出入段府，受过执政的资助。1926年，日本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三段来华访问，在北京巨商李律阁府上与12岁的吴清源对弈。岩本授吴三子，吴胜，后改让二子，岩本小胜。1927年，吴清源执白战胜刘棣怀。当时中国围棋的格局是南北对峙，南方的中心是上海，北方的中心是北京，刘棣怀当时是北京围棋执牛耳者，吴清源击败刘棣怀，实际上成为北方围棋第一人。这一年，日本51岁的井上孝平五段来到北京，北京名流全力撮合井上孝平与13岁的吴清源对弈。井上孝平先在张作霖创办的棋社授二子与吴清源对弈两局，两局都以中盘打挂（即暂停）告终，但从棋的进程看是吴清源的胜局。后来井上又在青云社、李律阁府邸和张伯驹府邸让先与吴清源对弈三局。井上将对局棋谱传到日本，濑越宪作亲自对这几局棋进行了评点，认为吴清源是“秀策再生”。1934年，出国六载，已经身为日本围棋职业五段的吴清源回国访问，其时段祺瑞已经移居上海霞飞路。吴清源特别造访段府，探望年近70的段祺瑞。段当时患有严重溃疡，出血不止，精神萎靡困顿。一老一少再次纹枰对坐手谈，结果是吴清源以小败终局——多年后，史家罗京生评说，“个中含意，不言自明”。

    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的王汝南八段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弈坛争霸三十年——从冠亚军之战探索中国围棋的发展》。在这本书中，王汝南把1957年到1986年30年间中国围棋的发展历史分为几个时代，即陈祖德吴淞笙时代、聂卫平独霸时代，聂卫平马晓春争锋时代，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时代。而在这四个时代之前，则是“‘南刘北过’主导”的时代。这“北过”，就是过惕生。

    而过惕生于围棋，于北京围棋的贡献，并不只于他是一位国手，而是他为北京围棋的发展建设，奉献了许多心力。解放后，过惕生客居上海，看到昔日的棋友都成为国家正式职工，衣食无忧，工作就是研究棋艺，十分羡慕。他萌生出一个念头，即发挥他在北京生活多年，人头熟络的优势，到北京干一番事业。他把他的想法同正在上海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说了，得到黄炎培先生的大力支持。黄老建议他到北京去，把这个想法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也喜欢下围棋的李济深先生谈一下。1950年夏天，过惕生到北京，面见李济深先生。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李济深先生，深得李济深先生的赞许。后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由著名法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出面，解决了棋社的社址问题；周总理亲笔批下款项，“责成文化部拨款七千元，筹建棋社”。而“北京棋艺研究社”七个大字，则是李济深先生的手笔。研究社成立后，不惜重金定购了日本全套围棋刊物，又在国内求购各种围棋书籍和古谱，逐渐成为国内第一家较为完整的围棋资料中心。号称“北方四老”的过惕生、崔云趾、金亚贤、雷葆申在新社会也解除了衣食之忧，可以一门心思研究棋艺。

    从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到1980年12月18日北京棋院正式成立，这中间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折，多少跌宕起伏。这中间就有一位女英雄，叫做沈尺卿。沈尺卿这个名字，外界知道的可能不多，但是在北京乃至全国棋界都是大名鼎鼎，因为她是北京围棋的头号大功臣。她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沈仲长是清末进士，酷爱围棋。沈尺卿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也学会了下围棋。解放后，沈尺卿积极要求进步，进入华北革命大学（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毕业后参加志愿军赴朝。沈尺卿原在国家建工部做机要工作，深受部领导器重，后来改行搞体育纯属偶然。从1962年，沈尺卿调入北京体工大队开始，她就为挑选学员操心，为进行学员家访操心，为寻找训练和比赛场地操心，为恢复北京棋类运动队操心，为应付比赛借调队员操心，还要为调聂卫平、程晓流回北京的问题操心。1964年北京少儿围棋赛举办不久，北京围棋队领队沈尺卿就到吴玉林和程晓流家里做家访，动员他们两人加入北京围棋队。沈尺卿是眼看着北京围棋事业在几十年中的曲折发展。文革中，为成立北京围棋队，沈尺卿不知道打了多少报告。1974年，沈尺卿甚至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写信。就在这一年，沈尺卿又为调聂卫平回北京，专门给北京市体委写报告；就在沈尺卿写这个请示报告的时候，聂卫平正在北大荒山河农场起猪圈。聂卫平在参加了国家集训队的大集训后，本来已被列入即将访问日本的中国围棋代表团名单中，可是因为当时出国要做政审，而他所在的山河农场拒绝为他做政审，并且催他回去，聂卫平万般无奈，不得不返回农场。后来聂卫平在其自传中写到这一段时说，这段经历让他一生刻骨铭心。

    这些事情，虽然都是围棋史，但它们的意义绝不限于围棋。还有60年代的中日围棋交流，其意义也远远不限于体育，而是与乒乓外交一样，成为围棋外交，成为中国当代史中的重要一部分。

    《当代北京围棋史话》（罗京生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的作者罗京生先生，是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记者，从工作的角度讲，是我的前辈。罗先生在光明日报，长年负责体育报道，与棋界名流交往甚多。罗先生为人谦和、朴实，他本人也擅长围棋，是报社同事中的高手。记者写史，有一大长处，是写实，没有虚构，是可以当做真正的史来看的，是可以引用的。此书大量的内容，是他亲自采访所得，许多内容是第一次披露的第一手资料。大量比赛的记录，大量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大量档案资料的引用，使这本书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书中一些内容，虽然我们这些老棋迷也略知道一二，但如果不读此书，就完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没有一个史的框架。是罗先生的妙手，将这些故事编织到一起，有点有线还有面，既有史的纵向的梳理，又有对重点人物，如过惕生、沈尺卿、聂卫平等人的深入展开。故事一直讲到21世纪，讲到近年的围甲，讲到了孔杰、古力、陈耀烨。许多故事，作者都在真实有据的前提下，讲得细致生动，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书中提到的一些棋界人士，如电影编剧、棋迷李洪洲先生，中国棋院院长王汝南先生，我都在“天地间”见过。与李先生，我还和他交过两次手，虽然不是他的对手，但这手谈本身，却是值得回味的回忆。

    3年前，在光明日报一楼的“天地间本手道”见到罗先生，他就说他在应约写一本关于北京围棋的书。我当时就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与他相约，书出版时，我要写篇文章。去年年底，罗先生把此书的电子版发给我，让我先睹为快。作为一个有30多年爱棋历史的资深铁杆棋迷，我读这本书的满足，可想而知。这份儿高兴不能独享。现在，把我读到的几个故事和自己的一点儿读后感，写在这里，与诸多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