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先哲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宋明理学十五讲》出版四年后，杨立华先生于近期推出了该书的姊妹篇：《中国哲学十五讲》。与前作相比，《中国哲学十五讲》在延续基本的主题与风格的同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就时段而言，讨论的范围从宋明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方法而言，思辨的进路得到了更充分的强调与发展。如果说时段的扩充使《中国哲学十五讲》具备了通史的规模，那么，方法的深化则为这一通史的写作提供了哲学的根基。可以说，如何在哲学的基础上展开对哲学史的思辨性重建，如何通过思的努力打通史的距离，是《中国哲学十五讲》最重要的写作关切之所在。

    哲学史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纯粹客观的叙述，在这种体裁下，作者的任务似乎仅限于如实胪列思想的陈迹，而不应根据自己的观念在其中褒贬取舍。这种态度当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从根本上说，哲学史并不以呈现思想的全部细节为目的；相反，挖掘、分析与诠诂思想的哲学意蕴，才是哲学史的追求所在。换句话说，哲学史在本质上就倚赖于思的参与，是哲学而非史学。职是之故，真正严肃的哲学史从来都无意于以无差别的态度接纳全部的思想史料，而是要删芜汰杂，去粗取精，选取富有哲学性的内容加以讨论。对于史料的取舍正透露出作者的哲学见识。

    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十五讲》有明确的自觉。全书选取先秦的孔孟《老》庄、魏晋的王弼、嵇康、郭象，以及宋明的北宋五子、朱熹、陆九渊与王阳明等十五位哲学家作为讨论的对象。以全面性的标准衡量，这份名单似乎不够详赡，如汉代与清代的学术就未纳入讨论的范围；但若从思想性的角度观之，则传统中国哲学第一流的人物与思想，大多都已在这一脉络之中得到了呈现。至于那些作为一般学术样态或社会思潮存在、而哲学深度不足的思想形态，作者皆不措论。可以看出，作者取舍的标准正在于思想的品质。以此为准绳，作者在十五讲的体量限制下，集中而深入地展现出了中国哲学的思的传统。

    作者将先秦、魏晋与宋明视为中国哲学的典型形态。三者之中，宋明思想在前作中已有阐述，而先秦与魏晋哲学则是新说，最能代表本书的特色，也最为引人注目。在其中，作者娴熟运用文本细读与概念分析的方法，向读者清晰地勾勒出了各家的思想架构与学说内涵。试略举两例以明之。

    《老子》意蕴深远，内涵复杂。如何处理《老子》文本的多义性，对其思想作出既细致入微、同时又统领全篇的解释，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学者的难题。作者从《老子》第一章入手，借助前人对无欲有欲的区分，指出无欲有欲作为观物的两种态度，分别指向物之生与物之成，生意味着事物的呈显，成意味着器物的作用，呈显与作用的主题贯穿全篇，因此，《老子》思想可以用生之与成之加以概括。这一解读全从《老子》自身语脉出发，对其主旨作了提纲挈领的揭示。在生成主题的统摄下，作者对《老子》思想中的有生于无、以无为用等问题都有结构性的阐发。从根源上讲，这一主题的揭明与作者对王弼《老子注》的深入读解显然是分不开的。

    就理解难度而言，《庄子》与《老子》相比绝不逊色，其间一个根本的困难同样在于对核心观念的把握。作者通过深入的文本阅读发现，知的概念在内七篇中每每占据开篇的关键位置，关于知的思考构成了庄子哲学的核心与基础。由此出发，作者提出，庄子哲学可以被总结为一条真知之路：这条道路从对于知的层次区分起步，面对是非这种最容易被普遍化而构成人世纷乱根源的知，选择采取“以明”与“因是”的途径，通过超越相对的、有限的、不确定的小知与小我，最后达到绝对的不知与无我的境地。作者指出，看似昏漠无知的不知，其实是对作为绝对者的天的体知，因此恰恰是一种真知，这种绝对的真知成就起绝对的真我，确立起无所对待的主动性，从而构成了万事万变的基础。通过拈出知的概念，作者不仅点明了庄子哲学的主题，而且以此为线索，对整个庄子哲学作了归本性的重构。读者从中既可得见庄子思想的内在结构，同时可以对中国哲学的思的特质有一根源性的理解：即使是《庄子》这样看似极具离散性的文本，在其根本的思考模式上，仍然是以概念为中心而展开的。

    作者对《老子》与庄子思想采取的解读路径有细微的差别：对《老子》，作者主要遵循王弼注释的进路展开阐释；对庄子，则更多是从原文出发寻绎思想的内在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两者都奉行文本细读与概念分析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由中国哲学的思的特质所决定的。实际上，这一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十五讲》全书各章都有体现：无论是对孔孟思想的鲜活揭示，还是对嵇康、郭象哲学的会心读解，抑或是对以北宋五子与朱子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深入分析，虽然视乎具体文本与思想的特点而采取的具体解释手法或有区别，但作者之所重，都在于以思的分析呈现出思想的肌理、风貌与精神。对分析的强调，使得哲学史的深度与细度得以通过作者的读解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

    然而，《中国哲学十五讲》的思考不止于此。细心的读者或会发现，与作者以往的同类研究相比，《中国哲学十五讲》在对各家哲学的分析之中，更多地采取了思辨的表达方式，而且，这种思辨的方式是以奠基性的形态出现的。在对孔子关于幸福的思想的论述中，作者将幸福的基本内容界定为自我保存与自我实现，认为真正的自我实现只有基于自觉的主动性才能达成，这种主动性也就是仁，因其由己而不由人，所以具有真正的必然性。在这里，主动性与必然性作为内在的本质，显然构成了对作为历史形态的孔子思想的根源性、奠基性解释。同样的思辨态度在全书其他各章的论述当中也有普遍体现，如论孟子，则强调心的主动、确定、普遍、必然的倾向；论庄子，则强调天的不可知、不得已与人的无所知与不得不；论程颢，则强调天理之生生、无限、不可限定与无法完成的特质。可以看出，作者实际上是以思辨性的态度，对中国哲学史上重要的概念、命题与论述作了一番哲学的重建。这一重建已经超越了以历史思想之分析与重现为目标的一般的哲学史论述，而对哲学史的本质有更深刻的思考。这一思考或许可以作如下理解：只有以哲学重建为前提，哲学史论述才能获得其确定的基础；反过来，只有以哲学建构为目的，哲学史论述才能获得其恰当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在哲学的层面上，历史上的思想才能证明自身有超越特定话语体系与特定历史年代的普遍性，千数百年前的陈言旧语也才能真正显示出其相对于当下的同在性。作者在本书《序》中曾言：“哲学史的工作如何才能更具当代性，如何让伟大的先哲们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对我而言，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段表述的深刻意义，只有在哲学与哲学史的复杂关系中，在对全书之内容、方法与目的的反复把握中，方能得到饱满恰切的理解。

    对于哲学史与哲学之关系的处理，我们从作者新近发表的哲学论著《一本与生生》中已有所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十五讲》恰好构成了对《一本与生生》的补充。如果说《一本与生生》是“即哲学史而为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十五讲》或可称为“即哲学而为哲学史”。其行文中透露出的方法自觉，给读者以丰富的启示。如果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讲，作者的近期研究可以看作是传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对自身发展路向的一种反思、发展与突破。这种思考所具有的深远意味，值得给予持续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