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70年，见证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

    2011年，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北师大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中少出版社为束沛德举行了祝贺八十寿诞暨儿童文学评论座谈会。会上，有论者称其“高屋建瓴地把握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发展的全局，纵横交错地描绘了一幅立体的当代儿童文学地图”“撰写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章，是当代儿童文学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坐标”。实际上，这也正是对束沛德在儿童文学领域辛勤工作70余年的高度概括和客观评价。

 

    中学时代，束沛德就爱编编写写，写过一些散文小品、通讯报道，也写过诗，在《青年界》《中学时代》《文潮》《东南晨报·三六副刊》等报刊上发表。如果从1947年11月写的一篇小小说《一个最沉痛的日子》获《中学月刊》征文荣誉奖算起，到2011年10月新出版的散文集《爱心连着童心》为止，他与文字打交道，已整整70个春秋。“写作资历可谓不浅，但成果却乏善可陈。我是一个文学组织工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在文学团体、宣传部门做秘书工作、组织工作和服务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初担任中国作协创委会秘书到八十年代初担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在工作岗位上始终离不开笔杆子。写报告、讲话、发言、总结、汇报这类应用文、职务性文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如把这类文字叠加在一起，也许能编选成四五卷。因此，原本不是作家的我，在60年代，就被同事们戏称为‘文件作家’”。

 

    束沛德曾在文章中将他同儿童文学的因缘，概括为五个“两”：即两个决议（参与起草1955、1986年作协关于儿童文学的两个决议）、两篇文章（50年代中期的《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和《情趣从何而来？》）、两次会议（1986年、1988年主持在烟台召开的两次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两届评奖（1987年、1992年参与、主持作协举办的首届、第二届儿童文学创作评奖）、两种角色（既作为作协书记处书记又作为评论工作者参加各种儿童文学活动）。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批评了“中国作家协会很少认真研究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为了改变目前儿童读物奇缺的情况，“首先需要由中国作家协会拟定繁荣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导。”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推动下，同年10月，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会主席团举行第14次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近期发展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计划，决定组织193名在北京和华北各省的会员作家、翻译家、理论批评家于1956年底以前，每人至少写出（或翻译）一篇（部）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或一篇研究性的文章。接着，又于11月18日向作协各地分会发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当时，束沛德作为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参与了调查研究、文件起草等工作。

 

    1955年春，负责创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李季派束沛德参加了团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从会上他了解到当时少年儿童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并聆听了胡耀邦所作的题为《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些》的讲话。“作协主席团第14次会议前，李季让我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精神，结合从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并参考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波列伏依所作的《苏联的少年儿童文学》补充报告，代作协草拟一个要求作协各地分会加强对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我写出初稿后，经过几次讨论，多位领导同志修改补充，最后形成11月18日下达作协各地分会的《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儿童文学工作。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把理论批评的兴趣和视野更多地投注于儿童文学领域”。

 

    发表于1956年、1957年的两篇儿童文学评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被认为是束沛德儿童文学评论的代表作，自当年在《文艺报》刊发以后，先后被收入《1949~1979儿童文学论文选》《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论儿童诗》《柯岩作品集》《柯岩研究专集》《中国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89）》《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等七八种评论选集。其中，《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引发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关于童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的关系乃至童话的基本特征、艺术逻辑、表现手法等问题的讨论。新时期以来出版的多种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童话史、童话学等论著，对这场讨论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慧眼》之争，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童话讨论的前声”“不但促进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发展，而且也丰富了50年代尚不完备的我国童话理论”。

 

    《情趣从何而来？》一文修改定稿时的情景，束沛德记忆犹新：那时女儿刚出世，他住的那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分为三：窗前一张两屉桌，是他挑灯爬格子的小天地；身后躺着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和未满月的婴儿；用两个书架隔开的一个窄条，住着他的母亲。“文章很快在《文艺报》1957年第35号上刊出，这篇最早评介柯岩作品的文章，得到了柯岩本人和评论界及儿童文学界的好评，认为它是‘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作家作品论’；对儿童情趣的赞美和呼唤‘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

 

    “我到北方几十年了，至今还是南腔北调。共和国诞生的时候我18岁，刚从一个未成年人变成成年人。70年过去了，我现在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耄耋老人，不能不服老”。在年初广西师大出版社举行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原创儿童文学献礼”丛书《儿童粮仓》发布会上，身为主编之一的束沛德向现场听众讲述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其间经历的艰难曲折。“共和国一路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苦难中一步一步慢慢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这么一个历程。像我这样的老儿童文学工作者，往往总有那么一份心情，总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我和徐德霞共同主编《儿童粮仓》就出于这样的想法，就像一首歌所唱的：‘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除了歌声，在束沛德的身上，我们还看到了70年来儿童文学美好多彩的时光和面貌。

 

    对话

 

    在赵景深、严文井引领下涉足儿童文学

 

    中华读书报：1952年，您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即被分配到中国作协工作。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您一直与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哪些人对您产生过影响？

 

    束沛德：新中国诞生时，我18岁，刚跨进成年人的门槛，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国文”是大学一年级的必修课，我的老师是赵景深教授。他是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教学早期的拓荒者、探索者之一。由于在中学时代，我就在他主编的《青年界》杂志上多次发表过散文、速写，他对我可说是鼓励有加，倾情栽培。他特意为我开列了课外阅读书目，使我较早读到了《稻草人》《大林和小林》《敏豪生奇游记》《鹅妈妈的故事》等名著，从而对儿童文学有了感情和兴趣。在我的文学之旅中，赵先生可说是第一个引领我向“儿童文学港”靠拢的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走上工作岗位，第一个上级恰好又是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我饶有兴味地读了他的《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等；并在他的麾下，协助编选年度《儿童文学选》。他的言传身教，使我领悟到，儿童文学要讲究情趣，寓教于乐。他说，要善于以少年儿童的眼睛、心灵来观察和认识他们所接触到的以及渴望更多知道的那个完整统一而丰富多样的世界。这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经常揣摩、力求把握的准则。

 

    我涉足儿童文学评论，也忘不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侯金镜对我的鼓励和点拨。他热情鼓励我：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抓住作者的创作特色，力求作比较深入的艺术分析，要坚定地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

 

    中华读书报：您发表于1956年、1957年的两篇儿童文学评论《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在当时及此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后者对“儿童生活情趣”的发现，对儿童文学“美学追求”的彰显，在强调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50年代显得难能可贵。

 

    束沛德：写这两篇文章，既不是报刊的约稿，也不是领导分派的任务，而是自己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阅读、研究作品后有感而发。认真阅读文本，出于个人的审美判断，情不自禁地要倾诉自己的看法，于是拿起笔来加以评说。

 

    现在看来，前一篇文章说理未必透彻，但它被认为“开创了建国后童话讨论的前声”，或多或少活跃了当时儿童文苑学术争论的空气。后一篇文章，至今被朋友们认为是我的评论“代表作”。有的评论者甚至说，这篇文章是把自己“带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盏引路灯”。在他们看来，“对儿童情趣的赞美，与对‘行动诗’的褒奖，深深影响了一代儿童文苑”；“这些即便在今天都显得灼灼照人的观点，在强调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50年代会显得多么卓尔不群！”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名在儿童文学园地耕耘了几十年的园丁，您写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评论文章，请问在这些评论中，您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束沛德：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一切文艺的特征和功能。充分而完美地体现时代对未来一代的期望和要求，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少年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鲜明而丰满地塑造少年儿童的典型性格、形象，勇敢而执着地探求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新形式、风格，是摆在儿童文学作家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提高儿童文学创作质量题中应有之义。要千方百计努力创造向上向善、文质兼美的作品，把爱的种子，真善美的种子，正义、友爱、乐观、坚韧、同情、宽容、奉献、分享的种子，播撒到孩子的心灵深处，让它们生根、发芽、开花。

 

    儿童文学的接受对象、服务对象是少年儿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编辑、出版、组织工作的人，要更加牢固地树立起“儿童本位”“以儿童为主体”的观念。在创作思想上更完整、准确地认识儿童文学的功能，全面发挥它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多方面的功能，并深切认识儿童文学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作用，都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审美愉悦来实现。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是包涵着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培育审美能力的，坚持“寓教于乐”，始终不离审美愉悦，力求用爱心、诗意、美感来打动孩子的心灵。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分为幼儿、儿童、少年三个层次，在创作实践上要更加自觉地按照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精神需求、欣赏习惯、接受程度来写作。

 

    70年，当代儿童文学走过一条光荣荆棘路

 

    中华读书报：回首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您将它分为建国后17年、“文革”10年、改革开放到八九十年代、新世纪至今四个历史阶段。对这不同历史时段的儿童文学，您作何评价？

 

    束沛德：由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加上我又一直处在文学组织工作岗位上，可以说我是一个儿童文学园地的守望者，我见证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70个春秋的发展历程。当代儿童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从1949年到1965年，由于党和政府的倡导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作家创作热情高涨，纷纷披挂上阵，热心为少年儿童写作，从而迎来了我国儿童文学初步繁荣的第一个黄金期。这一时期佳作迭出，不胜枚举。张天翼、陈伯吹、金近、任大星、任大霖、任溶溶、肖平、洪汛涛、葛翠琳、孙幼军等，都奉献了为小读者喜爱的作品。这里仅举我更为熟悉的“三小”为例：严文井的童话《小溪流的歌》，诗情与哲理水乳交融；徐光耀的儿童小说《小兵张嘎》，成功地塑造了嘎子这个有血有肉、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柯岩的儿童诗《小兵的故事》，既富有浓郁的儿童情趣，又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些作品充分表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儿童文学在思想与艺术统一上所达到的高度。那时的作者普遍关注作品的教育意义，一心引导孩子奋发向上。

 

    从1978年到1999年，作家思想解放，热情洋溢，创作欲望井喷式爆发。老作家宝刀不老，重新活跃于儿童文苑。一大批生气勃勃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崭露头角，迎来我国儿童文学第二个黄金期。在儿童观、儿童文学观上的转变、进步，更加明确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主体”，更加全面认识儿童文学的功能，摆脱了“教育工具论”的束缚，回归“儿童文学是文学”，注重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改革开放之初，短篇小说的成就尤为突出。刘心武的《班主任》、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以及张之路、沈石溪、常新港、刘健屏等的小说都引人瞩目。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长篇小说热成了儿童文苑一道亮丽的风景。曹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全传》入选中宣部、中国作协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向国庆50周年献礼的十部长篇小说之列，充分显示儿童文学的思想、艺术成就和影响力，与成人文学相比，完全可以平起平坐，毫不逊色。这一时期作品，在题材、形式、风格上多姿多彩，不少作家在思想、艺术上日趋成熟。金波、张秋生、高洪波、黄蓓佳、梅子涵、周锐、冰波、郑春华、董宏猷等都有佳构力作问世，他们沿着回归文学、回归儿童、回归创作个性的艺术正道不断前行。

 

    进入新世纪之后，党中央要求更加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几次报告、讲话，明确要求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就又一次给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良好机遇和强劲动力。作家们更加关注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努力追求文学品质与艺术魅力的完美结合，更加自觉地守正创新，勇于探索，敢于变革，在艺术上有更加新颖独特的追求。

 

    作家按照自己的生活经历、个性特点、优势擅长，开拓不同的创作疆域，使创作题材、样式越发多样化。就拿小说来说，校园小说、动物小说、历史小说、战争题材小说、冒险小说、幻想小说、少数民族题材小说、童年回忆小说，应有尽有，丰富多彩。张炜的《少年与海》《寻找鱼王》、赵丽宏的《童年河》、曹文轩的《蜻蜓眼》、张之路的《吉祥时光》、黄蓓佳的《童眸》、董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彭学军的《浮桥边的汤木》、汤素兰的《阿莲》、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萧萍的《沐阳上学记》、殷健灵的《野芒坡》、薛涛的《九月的冰河》、黑鹤的《叼狼》、史雷的《将军胡同》等，都是近些年问世的取材独特、风格各异的优秀儿童小说。郑春华的幼儿文学，王立春的诗，汤汤、郭姜燕的童话，舒辉波的报告文学，刘慈欣的科幻文学，也都受到好评。

 

    在我看来，由于80年代崛起的作者人生阅历，创作经验越发丰富，世纪之交涌现的作者富于创作激情、创新精神，这两代作家成了当今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加上成人作家的加盟，从而使得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思想、艺术质量在整体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不少优秀作品走向世界，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越发增强有志气、有才能的作家攀登儿童文学高峰的自信。

 

    中华读书报：如您所说，建国后头17年儿童文学出现了初步繁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苑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可否将新世纪初期开始的又一轮繁荣称之为第三个黄金时期呢？

 

    束沛德：近十年多，原创儿童文学的出版掀起了热潮，尽管好作品也不少，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崇高的美学品质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传之久远的典范性作品还是太少；各种体裁、样式的发展也不平衡；儿童文学的阅读推广也有待深入。因此，若说当代儿童文学已迎来第三个黄金期，似还早了点。我想随着召唤写中国儿童故事的深入人心，创作环境、氛围的更加优化，创作力量的集结和作家素质的提高，潜心写作，锲而不舍，在不久的将来，在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也许就会迎来儿童文学花团锦簇的第三个黄金期。

 

    新世纪，短篇小说创作依然薄弱

 

    中华读书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陷入低谷，据说那一时期《儿童文学》杂志发行量跌到了六万，很多出版社撤销了少儿编辑室。造成这种低迷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束沛德：我以为，主要是由于面临市场经济与网络多元传媒的双重挑战。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创作带来新的活力，拓宽了出版理念、思路；同时，也使一些作家、出版单位急功近利，写作态度浮躁，热衷于类型化、模式化、商业化的写作、出版，平庸浅薄的作品，随之而生。而面对网络时代，原本就被繁重的课业负担压得透不过气的少年儿童，大部分精力和课余时间都被吸引、转移到电视机、手机、游戏机旁，很少接触文学读物，有的也只看看卡通、小人书这些通俗、娱乐化的故事。正因为如此，儿童文学的发展一度呈现停滞、沉闷的局面。

 

    中华读书报：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生态布局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束沛德：我年届耄耋，近些年儿童文学作品读得不多，对儿童文学现状已无力作全面梳理和宏观把握。这里，只能粗略地谈谈我的总体印象：

 

    一是从创作态势、格局来看，坚守文学基本品质，回归纯文学、经典写作，似已大势所趋，成为众多作家的共同追求。二是不断新陈代谢的“四世同堂”的创作队伍，随着成人文学作者的加盟，结构更加优化，代代相传，后继有人。三是题材多样，近些年抗战题材儿童小说集中亮相，引人注目。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关注现实，关注当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特色的童年故事，正逐步成为引领儿童文学写作的潮流。四是从创作文体、品种看，原创图画书备受青睐，方兴未艾，有了可喜的成果。相对于长篇儿童小说的收获和成就，短篇小说依然显得薄弱。五是理论批评状况引起关注，改善文学批评生态，树立良好批评风气，已成了当今儿童文苑的热门话题。

 

    身处新时代、新世纪，有抱负、敢担当的作家都在努力探索，不断拓展儿童文学的思想空间、艺术空间，探索如何更好地贴近新时代，贴近小读者，把儿童小世界与大世界、大自然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更新颖独特的文本面貌和艺术形式，从而更好地满足当代少年儿童不断提升的审美情趣和欣赏需求。

 

    中华读书报：儿童文学作家曾出现过“五世同堂”的盛况，与前几代相比，您认为新一代作家的创作有哪些新的特点？

 

    束沛德：世纪之交和新世纪崛起的一代作家，起点高，他们大多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较高。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富有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他们又大半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当下孩子的生活、心理更为了解、熟悉。新一代作家善于学习、借鉴中外儿童文学的优秀成果，勇于把中国的与外国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时尚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就可能在创作上标新立异，创造具有高品位、新面貌、为广大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