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制造”的“学术徽号”

    果麦是京城一家文化企业，他们不仅追求保持较高的售书记录，而且，也具有自己的学术理念，非常乐于结交学术文化界的朋友，有意识地走精英路线，我们译界的同行，特别是法国文学翻译界的名家才俊，更多地成为他们的合作对象。

    不论果麦还是我们，都是一群“搬运工”，一群“摆渡者”。

    翻译乃文化之要务，经纬之大业。对此，现今恐怕没人会不同意，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严肃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翻译事业的开始，恰巧是与中国人上下求索，寻找强国之道，富国之道开始的启蒙时代。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不约而同投身于翻译，几乎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即风起云涌的上个世纪之初，或者说前一个世纪与上世纪交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严复的《天演论》产生于这个年代，林纾翻译法国名著《茶花女》也正是这个年代，薄薄的一本言情读物看来似乎只是休闲消遣的玩意儿，但它造成了洛阳“纸贵”的轰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来自当时世界上社会形态最先进的大国，第一只燕子飞进了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古国，这个古国苏醒了，开始把眼光投向西方，这不能不说是这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

    事业的出现，必然要求道路；道路的出现，必然使得事业出现更大的延伸、开拓与发展，严复与林纾正是在投身翻译事业之后提出了翻译工作的三大原则：信、达、雅，这是翻译工作者从事这项工作所必须达到的标准、所必须遵守的艺术守则，而世人评论译人译品的时候，必须持信、达、雅三大标尺。总之，信、达、雅三大标尺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圈出了第一个宽阔的平台，译人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译作，文化企业家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产品的生产；儒商们在这个平台上推销他们的文化产品；读者在这个平台上鉴赏自己的读物；批评家在这个平台上做出自己的评论。总而言之，在翻译事业的各个领域，信、达、雅是最高的原则、是艺术准则、是评论标准、是理想目的地，在它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信众、都是教徒、都是粉丝、都是追随者、都是赞颂者，它的权威力量是这么巨大，以至从它产生整整有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译者与中国的读者，几乎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

    对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敢于发出些许不同声音的，也许只有鲁迅全集中的那两个字，这两个字之所以能硬邦邦的硬在那里，原因似乎有三：一，鲁迅本人太硬，这两个字太硬，不碰为好。其二，在翻译中突出一个“直”字，似乎有特别强调“信”的意味，似乎把“信”与“直”置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上，而“译”的生命线似乎就是“信”与“直”，似乎这两味药就是译道处方中两味大剂量的重头药，人们很容易以为，绝对的“信”在翻译中是绝对的重头成分，甚至强调为唯一成分，也似无不可。我对鲁迅的硬译说、直译说缺乏研究，我只觉得把“译”与“直”捆绑在一起，就像把它们不可分割性赋予双胞胎式的神圣一体性，而且就像两根捆绑铸合在一起的钢柱，坚硬无比，谁也分不开，跟信、达、雅这个天生浑然一体的三结合颇有分庭抗礼之势，这是我曾经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自己较少搞翻译，更没有去研究翻译理论，所以，没有深思下去，不知自己的疑惑到了何种程度，今天毛着胆子提出来就教于同门同道的师长学长。

    鲁迅是我们在精神领域、文化思想领域里伟大的先贤先导，他在精神文化各个领域留下了很多的至理名言，一直对我们的工作具有不同程度的指导作用，精神思想领域以及人文社会学科中都是如此，唯独在翻译领域中，很少看到鲁迅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名言与论述。

    我对鲁迅缺少研究，只有在大二期间浅读过一遍《鲁迅全集》的经验，至今能记起鲁迅关于翻译的高论、创见与名言实在甚少，留存记忆的译文篇章也屈指可数，而精彩经典之作，我也记不得有什么了，被人经常引述，倒是他的“硬译”两个字给了译人们深刻的影响，对译者、对读者的潜移默化则是不在话下。“硬译”，把“硬”与“译”两个字绑在一起，对“译”本身就是一种硬性的规定，一种硬性的法规，指定译的道路，本应就是一种“硬”和“直”，而“译”偏偏又是鲁迅先生的地盘，这不正好像教会在教堂里上帝圣像前设置了一跪垫，其指引性是一清二楚的。因此，鲁迅笔下的“硬译”二字，也就成为了一两代译人心里的译道法典，别看它没有带多少译理译法，但它的影响可着实不小呢。硬译的原意、“本意”：不外是要绝对地符合原文，不论是原文的哪一个语句，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权，对每一句原文的全意与局部都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与原文中的语气、语调不能有任何出入，在叙述中，当然不能变动、调整主格与宾格，也不能修改、变动、调整人物的基本态势。

    鲁迅对“直译”的精神与态度，影响着一两代人约有一个世纪之久，几乎没有翻译家、外国文学学者，对鲁迅的权威地位提出异议，别说是挑战了。我孤陋寡闻，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人有这份胆子，他们直言鲁迅的直译说甚不合理，甚至说鲁迅“不懂翻译”，一位是梁实秋，一位是钱锺书，我们这些在鲁迅面前只是毛头小子的学林后辈，之所以敢来碰碰鲁迅的翻译软肋，其原因一则在于翻译是给本国人看的，其二所译的又是文学作品。因为是译给国人看的，就必须符合国人所习惯的词汇、语句、文法规则、语言规律、修辞学美感，要叫国人读得下去，要叫国人悦读，请注意是“悦读”，是读起来有美感，就必须仍然保持着文学作品本胎固有的艺术美，至少在作品的语言上要像行云流水一样的流畅，像云逸飘荡一样的灵动。总之，要符合讲究的、纯正的修辞美学的追求。

    译界是一个才智创作领域，译界非战场。译界是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切磋的“工地”，宜慎操硬邦邦的木棍或外软内硬的橡皮棍，以免妨碍宁静的创意与卓有成果的丰收。

    我有一个感觉，在翻译理念上，对“信”的绝对盲从，对原文的绝对符合，必然造成对“雅”、对“达”的忽略与损害，必然造成对“雅”的某种游离与折扣，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语法上的欧化与语调上的翻译腔。看来，要把“信”“达”“雅”三个标准单独化，独立化，必然会带来翻译工作中、翻译作品中的某种局限性与病态。

    不难看出，在中国的译道上，一直存在着两个概念，两个论述体系，泾渭分明，一个是“信”，一个是“达”，两个概念都有后台。一个是“实”，是原文，一个是“达”，是译文，在古今以来的译道上，不少的学者、才人都各为其主，贡献了可贵的才情与斐然的文笔，这构成译道上森然对立的面壁。几千年过去了，中国译道仍然被夹在两面对立高墙的中间，笔直往前，笔直倒是笔直，但狭窄了一点，拥挤了一点，前景还需要开拓。

    其实，如果还原到实践本身，事实似乎要简单一些：那就是面对着一篇原文的文本，先把它攻读下来，对每一个意思、每一个文句、每一个话语都彻底弄懂，对它浅表的意思与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然后，再以准确，贴切，通顺的词汇、以纯正而讲究的修辞学打造出来的文句表达为本国的语言文字。简而言之，翻译就这么回事，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关卡，那就是要看译文的这些修辞意图与审美追求是否符合原文的形态、内涵与意念的表述。过了“信”这一关的“达”，这才是真正有资格的“达”，而这种翻译实践，往往不仅被认为译得“信”，而且被简称为“译得活”。但是“活”，仍然不过是“译得活”或为“不活”，仍然是两件事情，仍然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仍然是两篇完全相异的不同文本，还不能说是一回事，不能说是水乳交融的“化”。

    不过，把奥妙的译道直通通的这么说来，似乎有点欠雅，毕竟是两个相异的事物，一个是客观存在的本体，有自己的形态，自己的内涵，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独立性，一个是翻译家理性的理解力、艺术表述的手段与艺术修辞学的调整、修饰，等等所构成的外力作用，这就有点像当今流行的异容术、美容术、整容术那样容易引起庸俗的联想，幸亏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钱锺书先生，他早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意思、绝妙的词，它可以派上今天的学术用场，那就是一个“化”字，钱氏出言，从来都是有本有据，不是来自亚里斯多德就是来自康德，这次是来自中国“子”字号的先贤。《荀子·正名》篇有言：“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即状虽变，而实不变为异物，则谓之化。

    中国译道中“化境说”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具有广泛的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做铺垫，“化境说”是中国广泛的传统美学思想的延伸与发展。长期明智理念的结晶，中国译道中的“化境说”是一个完整的文学翻译理论思想体系。是明确有效的翻译守则，是中国文学翻译事业更进一步达到丰富多彩新景观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