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吻的力量

    表形符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语言发明之一。它与象形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完全符合翁贝托·埃科所说的“一种有趣的科技倒退”（uninteressanteregressotecnologico）。它用形象化的面部表情表现作者的喜怒哀乐，却往往隐藏了真实的情感。它用千篇一律的符号作出评论或有技巧地结束一场交谈，却消除了文字可能泄露复杂态度的风险。总之，它有口，但没有口吻。

    口吻，按照这个词的释义来说，是指人说话时流露出来的感情色彩。这种感情色彩和语言风格还不太一样，街上的标语口号，或夸张或务实，在语言表达上它们是有风格的，但没有真正的感情色彩，因为那只是一种观点，一种陈述，而非一个人在诉说。只有人才能诉诸情感，才能有情绪、情调和情怀方面的流露，因而才可能有口吻的变化。艺术世界的真实力量，正在于让人一同沉浸于情感的真实之中，而非仅仅叫人相信虚构的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就指出：“被情感支配的人最能使人们相信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因为人们都具有同样的天然倾向，唯有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才能激起人们的愤怒和忧郁”。帕克的艺术哲学甚至认为：诗歌本质上就是情绪思维而非形象思维。

    生活从来不是仅仅被认识，而是同时被体验和感受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作者的内在情怀，内在情怀制约着外在口吻，而口吻的形式化方面又与表现风格密切相关。写作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要传达特定的情感、情调、情怀及其氛围，这些附着于个人感受上面的东西，仿佛心灵气息吹过的印记，是艺术交流、沟通的最重要精神内容。而我们所说的艺术灵魂，也应该最终表现在作品中而非仅仅在脑海里，因为作者是否胸有成竹别人不知道，只有完美地呈现出来才具生命力。所以，口吻既源于内在的一致之思，外化时又因特定“作者形象”的不同而应有所变化，这也传导到风格中去，最终显示为分寸感。所以，理想地说，风格与其说在作者身上，不如说在作品之中，有多少作品，就应该有多少种风格。

    一种口吻，一种个人的语调，就意味着一个人以他独特的感情和视角观察世界。正如诗人奥登所说：一种独特的语调是无法描述的，它只能被模仿，即是说要么被抄袭要么被引用。罗曼·罗兰也曾借《约翰·克利斯朵夫》同名音乐家的口说过类似的话：我写作从来不考虑风格，我但求写出自己就自然会有风格，世界上不就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吗？是的，如果你真有口吻，你就不会怕被埋没。至今就没有人能够成功冒用普希金的名声塞进自己的仿作，因为普希金的诗太有口吻了，仿佛一开口就有一种容易让人亲近的抒情气质，举重若轻，用不着费劲预热。甚至连说教性质的诗，如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到普希金笔下，便被他特有的亲切口吻给感化了，融化了，慰藉了世界上多少读者的心灵。

    诗人穆旦对普希金作品也有独到的研究。他认为普希金的诗经常是自成一种情绪、情调或意境的整体，每一节诗都能提供我们一个不同的优美感觉，一种特殊的浑圆味道，口吻里有“生活中人道主义的优美感”。所以穆旦同意别林斯基的看法，普希金的诗是教育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最好作品，因为它使读者像咀嚼蜜糖一样，情不自禁地陶醉于诗人美好的情怀中，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提升。

    这样的感悟对诗人的写作当然是有益的，穆旦的《冬日》就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首暮年之作写在诗人饱受“文革”磨难之时，但诗中那蒙田似的恬淡口吻让我们感叹：诗人要有多大的内心力量才能以他极有尊严和教养的口吻来写诗、感悟自然和人生呀！就仿佛这个世道无论怎样不人道，他还有一个温暖、美妙的世界可以躲避，这个世界是有的，这就是穆旦的内心情怀，一个优美、浑厚、坚忍的生命体。他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沉浸在翻译拜伦、普希金诗的热情与美感中，这样的诗人开口让人感到尊贵，即使沉默也是力量，“作诗如做人”，还是这句老生常谈，诗的魅力全在这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