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记忆深处的梦家先生

    我不是陈梦家先生的合格学生，因为领受他直接教诲的时间很短，自己又不够努力，未能成才。回想第一次和梦家先生见面是1956年暑假，在故宫的铜器鉴定会议上。那时有八位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应聘为鉴定委员：徐森玉老前辈75岁，郭宝钧、容庚、于省吾、王献唐四位60多岁，唐兰和商承祚50多岁，最年轻的陈梦家45岁。另有张政烺、罗福颐应邀参加，还有几位修复技师列席。我每天从北大跑去旁听，半个多月摩挲铜器不下两千件，收获甚丰。当时，《殷虚卜辞综述》刚刚出版，梦家先生踌躇满志，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风华正茂、见多识广，具有敏锐的鉴别眼力。

    我对梦家先生的第二个记忆犹新的深刻印象，是1956年暑假后分配到考古所工作不久，听他说的一番话。一天下午，他来我们新到人员的办公室闲谈，语重心长地说：“从事学术研究不是八小时工作制，每天除掉吃饭睡觉，应该全副精力投入学术研究。晚上去吉祥戏院看戏，散戏回家至少还可以工作两个小时。你们年青人要好好地努力啊！”

    1957年春季，考古所为新到大学生确定导师，经过双向选择，我成为梦家先生为导师的研究实习员，但这师生关系维持不到半年时间。我在梦家先生的指导下只干过一件事情，帮他看一遍容庚、张维持合著《殷周青铜器通论》的书稿，协助进行配图。就是根据作者开列的清单，从几十种中外文图录中找出300多件铜器的图像，交给照相人员翻拍，最后将整理好的照片交给编辑人员编排。梦家先生被错划成“右派”以后，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求“划清界限”，我便不敢与他再有个别接触。

    顺便说清楚一件事，不久前作古的李学勤于1957年秋在《考古学报》发表一篇《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这不是他主动投稿，是我去约他写的。那时，我在考古所从事秘书工作，经常奉命出去跑腿。“反右”时通知一些人参加“批判会”，至于通知后你来不来参加、来了怎样发言，那是另一回事。于省吾明确表示拒绝来考古所参加“批判会”；唐兰却在会上讲过一些不妥当的话，并且在刊物上发表。不过，1978年冬当考古所为梦家先生开追悼会时，我去通知正在病中的唐先生，他沉默片刻以后说了一句话：“梦家还是有贡献的。”这就是承认，1957年贬损梦家先生的那些话，都是错误的。

    我对梦家先生重要学术成就的认识，还是文革以后，遵照夏鼐先生的吩咐，为《中国史学家评传》一书撰写陈梦家的评传文章，继而又主持整理他的学术著作，从而日渐加深认识。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考古所的业务工作走上正轨。1979年3月在考古所重新成立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夏鼐的提议决定，恢复陈梦家筹划多年的《金文集成》编纂工作，组织整理陈梦家学术著作，统一交给中华书局出版。两个方面工作都责成我主要负责。这到现在正好是四十年。

    “陈梦家著作集”的出版

    关于陈梦家的学术著作，除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他生前编定的《汉简缀述》（徐苹芳整理）、1988年重印《殷虚卜辞综述》以外，花费力气最大的，还是我们1979年着手整理、1982年交稿的《西周铜器断代》。这三部书，都是梦家先生四五十岁时的著作。《断代》一书的整理由我统筹，陈公柔、张长寿、周永珍、张亚初等参与，张亚初出力最多。出版方面，先由赵诚任责编，进行很长时间的铅排，曾刻字数千；后来在屡经校改和赵诚退休的情况下，铅排工艺被淘汰，改由俞国林任责编，重新进行电子照排，经过极大的努力，终于在2004年推出。随后，俞国林又负责打造“陈梦家著作集”，2006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包括梦家先生28岁和32岁的两项文稿；2016年出版的《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半数以上论文是他40岁以前的著作。而这次出版的两部书，《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简称《美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中译本）（简称《综述》），则是梦家先生36岁前后的著作。这么一系列皇皇巨著，着实令人叹服。现在，陈梦家学术著作的整理基本告一段落，还有《北欧所藏中国铜器集录》（220件器）已经交给中华；加拿大所藏出土铜器，是否整理尚待考虑；西欧（英、法）的铜器资料，梦家先生收集不多，没有写出文字稿；另有关于古代度量衡的几篇未完稿有待整理。

    梦家先生无论研究甲骨文、殷周铜器，还是研究汉代简牍及其他方面，都融会贯通、自成体系，取得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我觉得，梦家先生论著的突出特点是，旁征博引，触类旁通，逻辑严密，自成体系。当然不免会有个别疏漏，但总的说来，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人的水平。这同他勤奋的治学精神，妥善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他以极大的魄力，有计划地进行多方面探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此及彼，逐步地深入与扩大，做的是全面性的综合研究。涉及哪个领域，就对哪个领域的已有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尽可能彻底的清理。他不主张在枝节问题上钻牛角尖，也不赞成没有明确目标地做卡片。

    老一辈青铜器专家中接触实物最多的一位

    梦家先生原计划将他在欧美各国收集的中国铜器资料汇编为《中国铜器综录》，他在总序中颇为自得地说：“所录彝器约在二千器以上，较之1933年梅原末治在欧、美搜集印行的《支那古铜菁华》彝器三册所录的二百五十器，数逾十倍。”所以仅就青铜器研究而言，他是老一辈青铜器专家中，亲手摩挲实物最多的一位。国内的老一辈专家，只有唐兰曾于1950年代前期出访瑞典数日，其他先生都没有机会直接接触流散海外的中国铜器。赵萝蕤教授在《忆梦家》一文中，对他在美国执着地收集铜器资料情形作过生动的回忆。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的潘思婷女士，也有很好的叙述（见《综述》附录）。梦家先生曾告诉我，当年去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参观时，馆方允许他抽取资料柜中存储的铜器照片，把手指都弄疼了。1970年代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在加拿大展出，史树青参加开幕式归来对我说，安大略博物馆的人员反映，多年来只有陈梦家逐件看过他们收藏的中国铜器。

    由于梦家先生在研究方法上，接受现代考古学理念，较早地根据大量资料进行铜器形制和纹饰的类型学分析，对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和容庚的商周彝器研究，作出青铜器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展。他更加注重所考器铭内容的多方面关联，进行形制和纹饰的详细对比，力求对相关资料作彻底的清理，并且关注同时期的出土陶器，等等。这种研究方法，在《美集录》中已经有所体现，《西周铜器断代》则有更加充分的展示。《综述》十五章的独到之处，我只想指出，仅“术语”一章，规范铜器不同部位的名称就很有意义。

    《美集录》一书的整理和《综述》一书的中译，以及责任编辑的核校工作，都难度较大，相当费力。两部书的责编李碧玉女史，既善于发现书稿中的问题，又不妄加改动。3月份付印前半个多月，几乎每天发微信与我商讨问题。她为梦家先生学术著作的出版，作出了许多可贵的具体贡献。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我们对于重新出版的《美集录》，进行了必要的订补。图版部分，不仅全部用陈梦家生前捐赠考古所的大幅B5照片进行高清晰度扫描，而且设法寻求资料，补齐旧本因制版时丢失而空号的图像，又增加30多件原先仅有拓本的铜器图像；说明部分，订正了我们编纂《金文集成》时发现的个别失误，对书中收录的器铭及提及的关联器铭都加注《金文集成》器号，并且注出所知个别收藏处所的变动情况。这两部书，印制精良，装帧朴素大方，售价又不算高，大家都会感谢中华书局。

    陈梦家先生正当年富力强的盛年，不幸罹难丧命，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回想第一次见梦家先生的时候，我刚满21周岁，现在已经将近84岁，不学无术，再也干不成什么了。当前青铜器研究的各方面条件十分优越，与梦家先生在世的时候不可同日共语。我相信年青学者一定会发扬梦家先生的治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