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中的三位古籍出版前辈

    日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兄转来李国章先生赠书《双晖轩集》。李先生曾任上古社长近十年，主持编辑出版了包括《续修四库全书》等多项重大出版工程，是我十分尊敬的古籍出版前辈，虽年过八旬，仍关心古籍出版工作，最近一次见到，是2018年国庆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的《陈子展文存》出版座谈会上，茶歇间，李先生一如以往，总不免奖掖几句，令晚辈汗颜。拜读李先生文集，确如高克勤兄序中所言：“《双晖轩集》收录作者各类文章数十篇，分为六辑，包括作者回忆师友、同事之作，关于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建议，古代诗文研究与名篇评析等，勾勒了作者求学、治学和从事编辑工作的轨迹，展现出作者作为一位业绩突出的专业出版人尽心力于出版而不忘情于学术的一面。”尤以第一、二辑，更体现出李先生作为一位出版家，在古籍出版理论与实践上的探求。第一辑中的两篇文章：《从三套“丛书”到三本“三百首”——怀念资深出版人金性尧先生》《勇于开拓，奋发有为——记魏同贤先生》，也让我想起，近30年来，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多位前辈、同辈出版人之间交往的点滴，受益良多。这其中，因经手过金性尧（1916—2007）、魏同贤（1930—2015）、曹光甫（1942—2018）先生的著作或文章出版（发表）事宜，更能体会老一辈出版人“尽心力于出版而不忘情于学术的一面”。因笔者对三位先生的编辑、学术成就，没有能力作全面介绍，故本文就事言事，对与三位先生在著作（文章）出版（发表）过程中的往来书信，略加忆述。

 

    金性尧先生

 

    最初知道金性尧先生，是我研究生毕业刚到江苏古籍出版社工作的1991年，那年，我们出版社与香港中华书局，联合出版了《小说轩》《诗词坊》两套书（每套10册），以“漫话”方式，评介中国古典小说和诗词某一个问题，形式不拘一格，有别于高头讲章，特别是装帧印制十分精美，小开本，米黄纸。当时中国内地的许多出版社，对图书装帧尚未有足够认识与重视，这套书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我向同事讨得一套《诗词坊》，主编即金性尧先生，这才知道金先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这才似乎想起，《鲁迅书信集》中提到过金先生。因笔者担任《古典文学知识》杂志的责任编辑，这是一份普及中国古典文学的通俗刊物，故平常比较留意能够把专业知识写出点“味道”的作者，这期间，恰又在《读书》杂志上连续读到金先生的一组文章，如《词流百辈消沉尽》《故人坟树立秋风》《人世几回伤往事》等，对金先生的学识、见闻、阅历和笔力十分钦佩，便冒昧写信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向他约稿，时间大约在1993年上半年，其时金先生已经退休。不想，金先生很快回信，并由此保持了数年通联，直到我离开杂志编辑部。金先生第一封来信是1993年7月30号：

 

    惠教拜诵，猥荷奖勉，且感且愧。我虽然露面于三十年代，但才本碌碌，白首无成，其间尚有二三知音，不弃葑菲，《读书》赵丽雅小姐即其一。

 

    今年五月间，将拙著《明诗三百首》草草结束，交与上海古籍，这以后精神即颇萎頽，终日枯坐，如同木石，亦颇苦闷，儿辈皆劝我封笔，又未能忘情于纸墨。先生盛意，尤所感纫，初步考虑有四题：

 

    （一）嵇康为管蔡翻案（二）韩碑案（三）文坛怪杰徐渭（四）陈子龙，暂拟名，间涉柳如是。

 

    未审尊意以为如何。但考虑性尧自己的健康能否允许作到。所以希望不要列入“预算”内，稿到后再付审取舍，我个人很希望在八月下旬写成功。

 

    贵社历年来出了不少好书，能否惠赐出版目录一份，以便汇款托购。

 

    这年9月，金先生即寄来第一篇文章《嵇康为管蔡翻案》（刊于1994年第1期），其后又陆续寄来三篇文章：《乱世佳人话二乔》（刊于1994年第3期）、《我恨高皇造孽多》（刊于1995年第1期）、《祢衡与鹦鹉赋》（刊于1996年第5期）。信中所提赵丽雅即扬之水先生，如今于考古等诸多研究领域，尤其古代名物研究，著作颇丰，前几年拜读其《〈读书〉十年》一书，甚奇，对她于编辑事务之敬业，敬佩不已。金先生在给我写稿的同时，推荐了赵丽雅先生。这年12月28日，金先生来信：

 

    早就想为贵刊再写篇小文，因年迈多病，又值冬令，故时作时辍，大是苦事。兹附上一稿（按：即《乱世佳人话二乔》）……

 

    北京《读书》编辑赵丽雅女士，先生不妨向她约稿，就说我介绍的。

 

    由金先生介绍，即向赵丽雅先生约稿，蒙赵先生不弃，当然更是金先生的面子，很快寄来由读赵闻礼《阳春白雪》谈“词情”的文章《“小道”世界》，1994年第5期刊出。二十年后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见到扬之水先生，她还记得当年约稿一事。后来她又推荐了时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先生的文章《时运的数理》，从哲学角度讲中国古代“时运”观，因不合《古典文学知识》用稿要求，代转到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我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并刊于1996年第4期。俞社长寄来当时影响颇大的《书趣文丛》四辑，洋洋大观，至今仍占书柜一隅。后得知俞社长弃官（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进京，主事海豚出版社，风生水起，由傅杰先生所赐《傅杰文录》，即可见海豚社出版品位，但作为出版同行，至今也无缘一识。

 

    虽然《古典文学知识》是通俗性刊物，发行量也小，但金先生每篇文章都认真对待，一点没有随手应付，同视于《读书》这样的名刊，惠教诵悉，盛意尤为感激。在刊物编辑中，您是成功的一个，令人亲切，惜彼此尚未把晤。……

 

    最近因脑动脉硬化，儿女一再叮嘱不要写作，要休息，北京的《读书》也和贵刊一样，题目拟定了，参考书也看了不少。我每写一文，事先总要看许多书，资料力求第一手。先生说如有时间云云，我的时间倒是很宽裕，一人独居，又是一个无能的冬烘。所以风头上的人不会来找我，像您这样不势利的编辑是不多的。但因衰疲之故，力不从心，但我一定把贵刊稿子放在心里。（1994年8月22日）

 

    又于1994年8月9日来信写道：“拟为贵刊写建文逊国或方孝孺死难，于南京刊物或更合适。”明建文帝朱允炆、翰林学士方孝孺两人都事发于南京，所谓“靖难之役”后，一人生死不明，成悬案；一人车裂于市，成惨案。可见金先生对我们这份小刊物写作是颇费心思的。即便在他编辑自己文集时，也没忘给我们写稿：

 

    兹寄奉文一篇（按：即《我恨高皇造孽多》），乞斧正。近日因另编一文集，本无暇晷，但一因先生厚谊，二因有约在先，故特写就。此文如能在明年一月份见刊，最好，否则，请将校样（毛样亦无关）给我一份，以便入集。贵刊销路较少，故稿费亦较薄，因先生之故，亦不多说了。（1994年10月26日）

 

    与金先生通信几年中，除了约稿，就是帮他买过几次书，还算让他满意。

 

    八月二日惠教收诵。今日又向邮局取回清诗纪事四包二十二册。酷暑中承劳神妥购，种种感谢，亦非寸纸所能尽达。秋凉时因公至沪，务祈驾临舍下一晤。我一人独居，又非名流，故亦颇少人过谈，藏书对我亦如壮夫之打桥牌，能摩挲时日已无几矣。精力稍佳，定当为贵刊撰文，以报厚谊。编辑中善能处理作者关系的，先生亦其一，特别是对我这样的老头。（1994年8月9日）

 

    除《清诗纪事》，还陆续代购江苏古籍版《楚辞直解》《宋诗精选》《丹午笔记》，以及《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金先生来信中，有一事，因时隔20多年，谈及的相关题诗，已无一点印象。信言：

 

    前接所印拙文复件，颇感厚谊。昨由古籍转来千帆先生惠赠其夫人遗著，特题一诗，我因不详其地址。该书又由贵社出版，故恳将我的题诗转与程翁，并将我的寓址告诉他。（1994年12月3日）

 

    此系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由程千帆先生笺注的《沈祖棻诗词集》，信即是收到程先生赠书所写。近问程先生的女公子程丽则老师、外孙女张春晓老师（沈先生诗中的早早）以及几位程门弟子，均未见过此诗。《沈祖棻诗词集》即将出新版，后悔当初没有过录，否则，或可于书前添新。若有见知者，诚盼见告。

 

    虽然金先生来信中多次提及，但一直没机会登门拜见。

 

    魏同贤先生

 

    与魏同贤先生通信是2004年以后的事，缘于经手他的三部书，即冯梦龙“三言”简体字版、《冯梦龙全集》新版以及《凌濛初全集》。

 

    虽说之前见过魏先生，但他并不认识我。从母校老师处得知，魏先生1953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高攀一下，算是校友。魏先生1988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因与我们江苏古籍出版社首任社长高纪言先生交好，交往频繁，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们与巴蜀书社社长段文桂先生三人策划近八亿字的《中华大典》，拟按照现代学科分类，用中国历代汉文古籍，编纂一部超大型工具类书，共计24个分典，被称为“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得到当时多位中央领导批示（见《中华大典》前言），在出版届“名噪一时”。据悉，经过30年，2018年，这部大型类书编纂大功告成。第一次与魏同贤先生联系，是在2004年上半年，其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刚刚更名为凤凰出版社，人员从近60人锐减至18人，笔者被要求主其事，一时无所适从，选题方面更是“无米下锅”，只好“新瓶旧酒”，对出版社原有一些销路比较好的图书稍作改造，其中就列了冯梦龙的“三言”以及《冯梦龙全集》，两书分别由魏同贤先生点校和主编。2004年上半年给魏先生去信谈了想法，不久即收到回信，表示了肯定和支持：

 

    惠函已拜悉。贵社拟将“三言”改出横排简体字本，实在是一件好事，是为新一代的年轻读者考虑的。既蒙垂青，将为标点的“三言”入选，很为感谢！

 

    我希望能寄给我一套“三言”的话本大系本，翻翻有无要改动处；另外，请将新写前言的要求见示。不知时间上怎么安排？

 

    弟与江苏古籍社诸同志友谊有年，不会计较报酬高低，虽然您提的标准低于上海古籍社的现行标准。我也深知古籍出书之困境，能将书印出来就很不错了。（2004年6月13日）

 

    信中所言“话本大系本”，即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至1994年陆续出版的《中国话本大系》，共计20册，收录近40多部话本小说，影响甚大，其中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用初刻名《古今小说》，改简体字本时用“喻”名）即由魏先生点校。当时，出版社经济比较困难，魏先生对我提出的每千字8元的稿酬并不在意，不但为简体版重写了前言，订正了错误，还提出了建议：

 

    数日前奉上一函并“三言”前言，谅已达览。当时慌乱，尚有两事未能奉闻，一是“三言”原有插图，虽不甚清晰，然于读者亦增趣味。此次重印，可否增补上去？二是弟有一选题：凌濛初集，早年已立项，稿亦已完成，只是由于一些个人原因，迟迟没有交稿，而且近期考虑，原定之出版社未必恰当，故想向您一询：贵社对此是否感兴趣？如有兴趣，再细叙。（2004年11月5日）

 

    因为魏同贤等先生支持，简体字版“三言”“二刻”很快在2005年1月出版，暂时解决出版社更名后新书出版不足的困难，故随即又征得魏先生同意，再版其主编的《冯梦龙全集》。《冯集》原1993年出版，当时是铅排，采用单册书号，每册一个定价，合计22册。2007年再版时，决定以一个书号一个定价的套书形式，但碰到一个问题，是否需要修订，如果修订，质量会提高，但需重新排版，编校工作量大，势必出版周期长，达不到当时“尽快出书”的目的，故决定采用影印方式，仅在编次上略作调整，将原22册合并成18册，其原有错漏因技术原因，并未改动，这也是当时救急而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一点得到了主编魏同贤先生理解。正是由上述两书出版，又引出了《凌濛初全集》出版。

 

    晚明文坛，冯、凌独具特点，除创作外，更有大量编选、编辑、编刻各类作品，用今天的话定义，他们既是学者，又是出版家。尤其他们的白话小说集，并称“三言二拍”（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故《冯集》出版后，《凌集》出版也非常有意义。魏先生在几次通信中都提到《凌集》出版事宜，2005年8月2日来信又问道：“数月前，曾有一函奉上，询及贵社对《凌濛初集》有无兴趣事，未蒙赐复，特再函询。”

 

    只因出版社刚刚更名，许多事情尚不明了，不敢贸然答复。时至2007年底或2008年初，赴京参加《中华大典》工作会，这才第一次与魏同贤先生当面交谈，他再次提到希望能够出版《凌濛初全集》。记得当时笔者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凌氏著作较冯氏，编选类的更多，内容更复杂，是否收录，如何编排；二是更名后的出版社虽初上“正途”，但各方面困难不少，如果接受这个选题，希望他找人推荐，争取列入国家规划项目，以便后期申请出版经费。魏先生表示回去后考虑，并于2008年3月5日来信详谈：

 

    北京畅叙，钦佩难忘。返沪后即收到所赠新版《冯梦龙全集》一箱共计十八册，十分感谢！

 

    关于凌濛初集，弟于辑集冯集时即已着手调查考索，曾经得到多位友人的有力支持，并曾承教委古委会安平秋等诸先生的援手，慨允立项，并给予过三万元的底本使用费。所有这些，回忆起来都是令人感铭不忘的。

 

    该项目原与华东师大出版社洪本健先生联系，承他同好，愿意作为重点书稿安排，签订过协议，安排过责任（按：应为“编”）。可是由于人员交替，新社长于此似乎不太留意，弟亦不愿强人所难，只是静候通知，这样，转瞬之间就是将近十年。如今，弟已近八旬，不容继续迟疑，否则，既无以面对诸友朋，亦无偿于多年来的私愿，其遗憾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现在既蒙您对此亦有兴趣，弟深感幸遇同好、同知之快，亦为曾并峙于晚明文坛的冯、凌二氏而庆幸。

 

    经过多年多方访查，凌氏著述多达四十余种，内容涉及文学、史学以及佛经，而文学中尤以二刻和杂剧为著，只是由于向无全集，佚失颇多，即使在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尚存的诗集《国门集》《国门乙集》，如今也已下落不明，这就不免给治凌学的先生造成遗憾。为了免除历史的重复，实在是有及早辑集的必要，弟想这大概不属老王卖瓜。

 

    现今能够找到的凌氏著述有三十多种（书目另附），均已邀请多位学者标点，尚需撰写前言。只是分卷时碰到了困难。凌氏著述有别于冯氏者，是凌氏又是刻书家，他在创作、改写、选录、评点的同时，还有选择地选刻了一些著作，这自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点与志趣，还附加了他的序、跋文字和凡例、识语，但这些毕竟不同于他本人的著述。因而，如何编排，便费斟酌。起初，拟不分著述情况，凡经手之作，均以类相从，总括为十册（卷），第十册则系《冯氏宗谱》（按：应为“凌氏”）的选录。后来想想，这可能让人感到有些混杂，且历来别集绝无此先例，易遭人非议。因而又有将其著述分为两类，一为著述编，一为编刻编，合之仍为全书。但这一来又产生了新的困难，在其刻编的作品中，往往夹有凌氏的序、跋、评、批，对此又如何处理？因而又费考虑。以上是编凌集的难点，还请能予指谜。

 

    （下列凌濛初著述目录，略）

 

    后听取了学术界意见，并考虑到凌氏的出版家身份，其文集除了本人著述，编刻类是一大特色，应该编入集中，《全集》的编次也应依此为原则。由此，我们双方达成共识，出版一部能够全面反映凌濛初学术思想和成就的文集。最初还想到分内外编的体例，即内编录凌氏著述，外编录编、选、刻一类。魏先生后来在前言中特别说道：“凌氏固然同其他古代作家一样，是以著作成家的，他有诗文、戏曲小说，可同时也有大量改编、选编的作品，更有大量评点、辑评的其他作家的著作，因此，文集的收录范围便也成了一个难题。不过，考虑到凌氏编辑出版家的特点，如果仅收录其著作而舍弃其改编、选编、评点、辑评等作品，则不能反映凌氏的文学活动全貌，也不能反映凌氏其人。因为，凌氏的生活、志趣、才识往往寄寓于其中。于是，在听取多位友人的意见之后，决定予以收录。”2008年3月25日又来信：

 

    三月十二日大函已捧读，很感谢您和贵社同仁的盛情！

 

    凌集各种由十多位先生标点，早已完成，现在要做的工作是：（1）复核一下标点情况，（2）按照著述、编刻两编的原则重新分册，（3）撰写一篇总前言。由于目前手头还有点杂事，大概今年年末可以一次交稿。

 

    关于专家推荐，已请袁世硕君撰写，并已通过电话，写去了情况介绍。还想请章培恒君撰写，但他近来身体欠佳，尚未联系。

 

    书稿推荐意见，后因章培恒先生身体原因，改由袁世硕和孙逊先生撰写。

 

    关于凌集的推荐，弟请母校袁世硕教授和上海师大孙逊教授声援，缘于他们二位均为当代治古典文学特别是治古代戏曲小说的名家，以他们在学界的声望，所言当会取信于出版界同仁和相关领导。在弟个人来说，也是借重于二位学者了。

 

    推荐函两纸附呈，格式颇不一致，内容也各言其是，不知是否合用。如有问题，请烦示知。

 

    全稿拟再过一遍，约定年底交呈。（2008年9月24日）

 

    袁、孙两位先生的推荐，虽“各言其是”，但都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其创作方面，而比较忽略其刊刻整理方面；创作方面又多关注以‘两拍’为代表的小说创作，而比较忽略其他方面”（孙逊推荐语），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对其小说、戏曲创作也难以深究，因为小说、戏曲创作也与其对传统文学的理解、诠释有内在的联系”，同时“妨碍了对冯梦龙、凌濛初为代表的晚明文化风尚的内涵、历史意义的研讨”（袁世硕推荐语）。经专家评审，《凌濛初全集》入选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出版资助。书于2010年底出版，共计10册650余万字。一家地方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两位可称编辑出版家的全集，也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佳话。

 

    《凌濛初全集》出版，对于魏先生而言，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学术心愿；但对我来说，更看到了一位“身兼学者、编辑、出版家于一身”的前辈，在“尽心出版”与“不忘学术”两个方面的执着。

 

    曹光甫先生

 

    2009年，凤凰社出版了由曹光甫校点的《赵翼全集》，并于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赵翼是清中期享有盛名的文学、史学家，诗与袁枚、蒋士铨并称，史与钱大昕、王鸣盛齐名。2018年，我们出版社拟推出江苏省重大文化工程《江苏文库》首批图书，收录历史上江苏籍学人重要著作，其中包括赵翼《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故电话联系曹光甫先生，希望在《全集》的基础上稍加订正，以便收入《文库》。不想曹先生已因病去世，这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因事先不知，出版社竟没能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江苏古籍出版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立伊始，就着手江苏学人文集的整理与出版，有《金圣叹全集》《李审言文集》等出版，1999年，在时任社长薛正兴先生支持下，笔者开始《赵翼全集》的组织工作，首先是物色整理者。在此之前，赵翼著作系统整理出版并不多，主要有《赵翼诗编年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华夫主编）、《瓯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李学颖、曹光甫校点）、《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王树民校证）等。笔者建议由李学颖、曹光甫先生承担，并由此与曹先生保持了四年的通信。1999年9月16日曹先生来了第一封信，对出版社的建议进行了回复：

 

    关于《赵翼全集》校点，我愿意承担。有利条件是有乾隆、嘉庆间的《瓯北全集》作底本，也曾点过《瓯北集》，为之独立撰写了“前言”，因此对赵翼其人其书也比较地熟悉。不利的条件是赵翼涉猎既广且深，而其书部帙浩大，据粗略统计其全集当有176卷，估计在二百万字左右，校点的难度相当大。而本人基本上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耕耙，所以在时间上也比较吃紧。好在只要贵社有能力接受此书出版，我也有信心积极投入完成此项任务。来信情况已全部转告李学颖先生，她因年事已高（70岁），且手头有两部大稿要完成，即《杨诚斋全集》的笺注及《陈维崧全集》（代人完成），都是百万字以上，且需大量耗费时间精力，因此她表示不再参与《瓯北全集》的校点，但表示愿积极支持和帮助我搞好此书。

 

    从事此项工作，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是：

 

    一、底本的复印问题。

 

    由于是“乾隆兼嘉庆”本，底本比较珍贵，不能原书提供，只能提供复印。贵社可派员来我处取走原书，同时清点册数、卷数、页数，检查有无损坏，记录在案，而后带回贵社复印。结束后将原书及复印件一并交我。原书可以拆线摊开复印，以保证复印件的质量与清晰度。但拆后的书仍要按旧貌装订成册。

 

    二、校点方法。

 

    是繁体直排，抑简体横排？要不要加专名线？

 

    我的倾向是繁体直排，且加专名线。贵社意下如何？请告。

 

    ……

 

    三、校点报酬。

 

    希望贵社按现行标准，给一个初步框架。如果双方都能接受，则易于签订合同。言不及义固非，言不及利亦伪。此事望能斟酌。

 

    四、交稿最后期限及最终出版日期。我已仔细酝酿，深感平均每天校点二三千字已非容易，所以不想仓促率尔从事。至少需要壹年半时间，也即从二000年一月算起，至二00一年六月交稿，最迟不超过二00一年九月（之所以从2001年1月算起，因手头任务拟在年内完成，明年起不再接受他稿，专心从事《赵翼全集》）。而贵社用一年时间审稿发稿，再用一年时间出版，即二00三年应该能出书。当然，前提是保证书稿质量。另一前提是，在校点期间我的身体机器能正常运转。人生难测，由于无法预见的体质方面原因，我的撰稿计划也应相应或推迟，或取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或是杞人忧天，但也不可不忧也。

 

    曹先生的第一封信，就让人感到，他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学者，我想，这可能与其编辑身份有关。作为出版同行，最愿意与这样的作者打交道，他们考虑问题周密，事无巨细，有言在先，且言行必果，可以信赖。作者与编辑，目标本来一致，否则又何必合作。作者考虑周全，其实就是帮编辑。换位而言，在与曹先生的通信中，确实让我学到了作为编辑，如何与作者打交道。

 

    对于曹先生提出的问题，包括稿酬、样书等，笔者代表出版社分别于是年10月8号、11月3号予以回复，并就出版合同基本达成一致。期间，他几次提及，合同中要明确“《瓯北集》五十卷之稿酬，将来望能单独结算，此点望能允诺。因为此稿系两人合作之成果，不敢掠美，亦不敢独享成果”（1999年11月27日信）。关于底本复印，由于笔者的原因，其后稍有反复，开始笔者同意曹先生建议，他也着手准备了，这一年的11月27日来信：

 

    现已将《瓯北全集》三拾伍册书，逐册清点卷数、页数毕，并均已详明记录在案，一式两份，届时供复核。另已拟订“约法三章”之《借底本“瓯北全集”复印协议书》，以便双方签署，信守协议，按章办事。君子之交，固以诚信为本，然法治时代，协议亦必不可少。倘易地而处，人心亦同，望勿见怪。……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待贵社派员来沪，签署正式有效协议书后，《瓯北全集》（或称《赵翼全集》）的校点工作即可正式启动。

 

    后笔者考虑，依曹先生想法，底本往来、拆装，不太方便，当然更怕在某个环节出现差错，以曹先生的细致，届时一定有口难辩。如今说来惭愧，当时怕担责任，反而给曹先生提了一个难题，提出由我们出版社出钱，让他自己复印。上世纪90年代，复印不像现今方便，何况是一部古籍刻本，关于底本。原打算让贵社派员来去取底本复印，为此我已逐册清点记录，一式两份。现在看来，贵社已另择他途，即由我操作。很麻烦……

 

    曹先生在信中说，他咨询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复印室，一是出版社正在复印《续修四库全书》底本，任务很重，根本不可能复印个人的东西，二是即便可以，拆装、清点十分困难，……我很犯难。后来我考虑，这本家藏乾隆、嘉庆时的刻本，用得其所，也就不再一定要保存了。我的打算是以复印价，即1500元出售给贵社（按：曹先生了解，当时上海复印价一页六毛钱，量大最少也要五毛一页。全书总计2955页），径以此作底本省得许多麻烦，我也可立即操作。……（2000年3月15日来信）

 

    且不言这部刊于赵翼生前的嘉庆十七年（1812）湛贻堂原刊本在当时的价格，就曹先生“用得其所”一句，便足见他“不忘情于学术的一面”，在他那里，学术是天下公器。当然，“专业出版人尽心力于出版”是本职，曹先生也是如此，为《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工作，他推迟了《赵翼全集》整理工作。《全集》出版协议签订于2000年8月，距笔者邀请曹先生承担整理工作几近一年，其中除了包括底本如何处理等问题需双方商量，则与曹先生尽心于编辑本职工作有关。

 

    ……那封装有合同的信是二月十八日收到的，屈指算来，已将满月，拖拉延迟，实不像话，深深致歉。……此事一直铭记心头，只是由于《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发稿工作未能按时完成，日夜加班加点，对贵社的事脑中虽早已酝酿许久，待到想执笔一抒管见，早已筋疲力尽，故此拖延。望见谅。至今日下午，方将鄙人所任部分三百五十余种书稿，四大类别，组装成五十七册书的子部书稿杀青，善后工作尚未有涯矣，且偷闲复信说。编辑工作忙忙碌碌，亦是本职，不能不尽绵薄也。想君当有同感。……（2000年3月15日来信）

 

    作为同行，深知处理好编辑本职与学术研究关系之不易。根据双方商定，《全集》拟完稿于2002年底，而实际完成校点初稿（还不包括前言等）已是2003年底，“虽然还有若干暂时无法弥补的缺憾，如体例未完全统一，少量专名线漏标……目前，全稿总算已校点完毕，鄙稿将在近日陆续搬至社里，盼您能告知我取稿日期，以便在社里恭候”（2003年10月28日来信），其中原因，一是曹先生治学严谨，不因是业余做研究而放松要求，二是对编辑本职工作认真：

 

    因为手头没有用以校勘的光绪寿考堂《瓯北全集》本，也暂无法购得或借得该本（已向上海古籍书店查询，无此版本，朋友也无此藏本），所以下阶段工作将去上海图书馆进行200多万字的校勘，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校勘记。由于字数较多，也由于家与上图间路隔途远，所以困难不少。但这是无可奈何而必需迈过的一道门坎，将耗时不少。据我从前校点《瓯北诗集》（五十三卷）的经验，光绪本与乾隆、嘉庆本版式完全相同，异文很少，但毕竟有异文，所以还是有必要校勘一番，以提高出书质量。（2002年11月8日来信）

 

    光统一异体字一项，仅《瓯北集》五十三卷，我就先后从头至尾反复了四遍，总算将我以为当统一的异体字全统一了（也许，百密一疏，仍有少量漏捡的，将仰仗贵社审稿诸君）。其他因标专名线及文字正讹问题，大量核捡工作不胜其难，但责任攸关，我总尽量严谨，主观上尽力改少差错。……（2003年6月10日）

 

    2002年，曹先生到了退休年龄，本计划可专心《全集》之整理，但出版社仍希望返聘留社担任三审工作，“人情之盛，很难寡情断然决舍，因此很沉重的三审工作落在肩上，白天审稿非常紧张繁忙，不能不耗费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不会玩忽职守，也不会玩忽任何文稿”。所以《全集》整理进度受到一定影响，他在多次来信中对延迟交稿表示歉意，但同时表示，“不会因赶进度而草率了事，尽量将拙稿整理得严谨一些，以对得起贵社厚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退休暂时无望，我只能更加努力更加艰苦地去完成我尚未全部完成的校点任务了”（2002年11月8日）。值得一提的是，曹先生每次来信希望延迟交稿，都遵守合同中“甲方不能按时交稿，应在交稿期限届满前60日通知乙方，双方另行约定交稿日期”的约定，既严谨守诚，又尊重合作者。正因如此，《全集》从编辑出版到十年后再续版权，我们双方合作非常愉快，而且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认可，荣获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我想，这与曹先生治学严谨、做事认真、待人坦诚分不开。

 

    虽然有点遗憾，即2003年7月，笔者因主事更名后的出版社，杂务缠身，没有精力再担任《赵翼全集》责编工作，失去了继续向曹先生请教的机会，《全集》交由同事卞惠兴兄负责并担任责编，他的工作，曹先生在前言中有充分肯定，此不赘述。《全集》于2009年出版，其中的《廿二史劄记》于2008年上半年先行出版。《全集》出版后，曹先生特意让卞惠兴兄给我转来一套签名本，以不忘四年间书信中的友谊，虽然我们一直未能谋面。

 

    因李国章先生的一本书，高克勤兄的一句话，引出了几段旧事回忆，但更想说的是，古籍出版社编辑，为他人作嫁衣是本职，大多默默无闻并不为他人所知，他们的学术研究条件较之高校、科研机构专职人员，有许多不足，但他们对学术事业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果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成就或不可估量。这也是笔者写这篇小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