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如何理论创新？

    外国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作品译介时代、文学史研究时代和作家+作品研究时代，如果查阅申丹和王邦维总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文学理论研究时代。译介外国文学理论的系列丛书大量出版，如“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和“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系列等。在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堂使用较多、影响较大的教程中，中文的有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英文的有张中载等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和朱刚编著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这些书籍所介绍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以《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为例，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等。

    十多年之后，这些理论大多已经被我国的学者消化、吸收，并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应用。有人说，外国文学研究已经离不开理论，离开了理论的批评是不专业、不深刻的印象主义式批评。这话正确与否，我们不予评论，但它至少让我们了解到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在大多数外国文学研究者心中的分量。许多学术期刊在接受论文时，首先看它的理论，然后看它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通过这两关，那么退稿即是自然的结果。在学位论文的评阅中，评阅专家同样也会看这两个方面，并且把它们视为论文是否合格的必要条件。这些都促成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理论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读者可能有理论消化不良的问题，可能有唯理论马首是瞻的问题。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中，理论和概念可能会被生搬硬套地强加于作品，导致“两张皮”的问题。但是，总体上讲，理论研究时代的到来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索和追寻的方向。

    一

    如果说“应用性”是我们这套“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应该仔细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应该如何强化理论的运用，它的路径和方法何在？第二，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如何体现中国学者的创造性，如何体现中国学者的视角？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十年前，当人们谈论文学理论时，最可能涉及的是某一个宏大的领域，如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而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不是这些大概念，而是它们下面的小概念，或者微观概念，比如互文性、主体性、公共领域、异化、身份等等。原因是大概念往往涉及一个领域或者一个方向，它们背后往往包含许多思想和观点，在实际操作中有尾大不掉的感觉。相反，微观概念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往往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分析作品时能帮助人们看到更多的意义，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物、情节、情景，以及这些因素背后的历史、文化、政治、性别缘由。

    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研究中，这种批评的实例比比皆是。比如莫德·鲍德金（MaudBodkin）的《诗中的原型模式：想象的心理学研究》（ArchetypalPatternsinPoetry:PsychologicalStudiesofImagination）就是运用荣格（CarlJung）的原型理论对英国诗歌传统中出现的模式、叙事结构、人物类型等进行分析。在荣格的理论中，“原型”指古代神话中出现的某些结构因素，它们已经扎根于西方的集体无意识，在从古至今的西方文学和仪式中不断出现。想象作品的原型能够唤醒沉淀在读者无意识中的原型记忆，使他们对此作品作出相应的反应。鲍德金在书中特别探讨了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古水手吟》（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的“重生”和《忽必烈汗》（KublaKhan）中的“天堂地狱”等叙事结构原型（Bodkin：26—89），认为这些模式、结构、类型在诗歌作品中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自古以来沉淀在西方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呈现（90—114）。同时她也认为，不但作者在创作时毫无意识地重现原型，而且这些作品对读者的吸引也与集体无意识有关，他们不由自主地对这些原型作出了反应。

    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微观概念来分析具体文学作品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大卫·辛普森（DavidSimpson）的《华兹华斯的历史想象：错位的诗歌》（Wordsworth’sHistoricalImagination:ThePoetryofDisplacement）显然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它凸显的关键词是“历史”，即用社会历史视角来解读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在“绪论”中，辛普森批评文学界传统上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对立，将华兹华斯所追寻的“孤独”和“自然”划归到私人领域。实际上，他认为华氏的“孤独”有其“社会”和“历史”层面的含义（Simpson：1—4）。辛普森使用了湖区的档案，重建了湖区的真实历史，认为这个地方并不是华兹华斯的逃避场所。在湖区，华氏理想中的农耕社会及其特有的生产方式正在消失。圈地运动改变了家庭式的小生产模式，造成一部分农民与土地分离，也造成了华兹华斯所描写的贫穷和异化。华兹华斯所描写的个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想象力的丧失，似乎都与这些社会的变化和转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84—89）。在具体文本分析中，历史、公共领域、生产模式、异化等概念要比笼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更加有用，更能产生分析效果。

    奈杰尔·里斯克（NigelLeask）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与东方：帝国焦虑》（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Anxieties of Empire）探讨了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东方叙事诗”中所呈现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阿拉斯特》（Alastor）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Unbound）中所呈现的印度，以及托马斯·德·昆西（ThomasDeQuincey）的《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nglishOpium-Eater）中所呈现的东亚地区的形象。他所使用的理论显然是后殖民理论，但是全书建构观点的关键概念“焦虑”来自心理学。在心理分析理论中，“焦虑”常常指一种“不安”“不确定”“忧虑”和“混乱”的心理状态，伴随着强烈的“痛苦”和“被搅扰”的感觉。里斯克认为，拜伦等人对大英帝国在东方进行的帝国事业持有既反对又支持、时而反对时而支持的复杂心态，因此他们的态度中存在着焦虑感（Leask：2—3）。同时，他也把“焦虑”概念用于描述英国人对大英帝国征服地区的人们的态度，即他们因这些东方“他者”对欧洲自我“同一性”的威胁而焦虑。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批评实践，是用批评理论进行文本分析，那么拉曼·塞尔登（RamanSelden）的《实践理论与阅读文学》（Practis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一书值得我们参考借鉴。该书是他先前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Reader’sGuideto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的后续作品，主要是为先前的著作所介绍的批评理论提供一些实际运用的方法和路径，或者实际操作的范例。在他的范例中，他凸显了不同理论的关键词，如关于新批评，他凸显了“张力”“含混”和“矛盾态度”；关于俄国形式主义，他凸显了“陌生化”；关于结构主义，他凸显了“二元对立”“叙事语法”和“隐喻与换喻”；关于后结构主义，他凸显了意义、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关于新历史主义，他凸显了主导文化的“遏制”作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他凸显了“意识形态”和“狂欢”。

    虽然上述系列并不全面，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概念的数量和种类都可能要超过它，但是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进行实际的批评实践，我们必须关注各个批评派别的具体操作方法，以及它们所使用的具体路径和工具。我们这套“丛书”所凸显的也是“概念”或者“核心话题”，就是为了实际操作，为了文本分析。“丛书”所撰写的“核心话题”共分5个子系列，即“传统·现代性·后现代研究”、“社会·历史研究”、“种族·后殖民研究”、“自然·性别研究”、“心理分析·伦理研究”，每个子系列选择3—5个核心的话题，分别撰写成一本书，探讨该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脉络、发展演变、经典及原创研究案例等等。通过把这些概念运用于文本分析，达到介绍该批评派别的目的，同时也希望展示这些话题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的作用。

    二

    中国的视角和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和超越，是长期困扰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问题，这不是一套书或者一个人能够解决的。外国文学研究界，特别是专注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人甚至批评说，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理论的人好像有很大的学问，其实仅仅就是“二传手”或者“搬运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转述一遍。国内文艺理论界普遍存在着“失语症”。这些批评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它警醒我们在理论建构方面不能无所作为，不能仅仅满足于译介西方的东西。但是“失语症”的原因究竟是因为我们缺少话语权，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话语？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都知道，李泽厚是较早受到西方关注的中国现当代本土文艺理论家。在美国权威的文学理论教材《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第二版中，李泽厚的《美学四讲》（FourEssaysonAesthetics）中的“形式层与原始积淀”（“The StratificationofFormandPrimitiveSedimentation”）成功入选。这说明中国文艺理论在创新方面并不是没有话语，而是可能缺少话语权。概念化和理论化是新理论创立必不可少的过程，应该说老一辈学者王国维、朱光潜、钱锺书对“意境”的表述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更近时期的学者叶维廉和张隆溪对道家思想在比较文学中的应用也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的。后两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要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可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提升，可能也需要中国的学者群体共同努力，去支持、跟进、推动、应用和发挥，以使它们产生应有的影响。

    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国的理论创新应该说早于西方。中国是翻译大国，二十世纪是我国翻译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出现了林纾、傅雷、卞之琳、朱生豪等翻译大家，在翻译西方文学和科学著作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中国翻译家提出“信达雅”的时候，西方的翻译理论还未有多少发展。但是西方的学术界和理论界特别擅长把思想概念化和理论化，因此有后来居上的态势。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西方的热门翻译理论概念如“对等”“归化和异化”“明晰化”等等，都没有逃出“信达雅”的范畴。新理论的创立不仅需要新思想，而且还需要一个整理、归纳和升华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的“变异学”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我个人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的另一个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一件重要而艰难的事情，最难的创新莫过于思维范式的创新，也就是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中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改变。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日心说”是对传统的和基督教的宇宙观的全面颠覆，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进化论”是对基督教的“存在的大链条”和“创世说”的全面颠覆，马克思（KarlMarx）的唯物主义是对柏拉图（Plato）以降的唯心主义的全面颠覆。这样的范式创新有可能完全推翻以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福柯（MichelFoucault）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中将“范式”称为“范型”或“型构”（épistémè），他认为这些“型构”是一个时代知识生产与话语生产的基础，也是判断这些知识和话语正确或错误的基础（Foucault：xxi—xxiii）。能够改变这种“范式”或“型构”的理论应该就是创新性足够强大的理论。

    任何创新都要从整理传统和阅读前人开始，用牛顿（IsaacNewton）的话来说，就是“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福柯曾经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概念，用来分析个人在权力监视下的困境，在国内的学位论文中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福柯还提出了一个“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用来分析文化差异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在中国的学术界也很有知名度，但这个概念是由“乌托邦”（utopia）的概念演化而来，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十六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SirThomasMore）。雅克·拉康（JacquesLacan）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分析曾经对女性主义和文化批评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它也是对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心理分析的改造，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巧妙结合。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politicalunconscious）概念常常被运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但是它也是对马克思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的“意识形态”（ideology）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巧妙结合。甚至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两个标志性概念“颠覆”（subversion）和“遏制”（containment）也是来自别处，很有可能来自福柯、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或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虽然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西方文论的消化和吸收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但对于个人来说，消化和吸收是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也一样，人们也是首先学习、消化和吸收，然后再争取创新和超越，这就是所谓的“弯道超车”。高铁最初不是中国的发明，但是中国通过消化和吸收高铁技术，拓展和革新了这项技术，使我们在应用方面达到了世界前列。同样，中国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延伸至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线上支付等领域，使中国在金融创新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这就是说，创新有多个层面、多个内涵。可以说，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证据创新、应用创新都是创新。从0到1的创新，或者说从无到有的创新，是最艰难的创新，而从1到2或者从2到3的创新相对容易一些。

    我们这套“丛书”也是从消化和吸收开始，兼具学术性、应用性：每一本书都是对一个核心话题的理解，既是理论阐释，也是研究方法指南。“丛书”中的每一本基本都遵循如下结构。1）概说：话题的选择理由、话题的定义（除权威解释外可以包含作者自己的阐释）、话题的当代意义。如果是跨学科话题，还需注重与其他学科理解上的区分。2）渊源与发展：梳理话题的渊源、历史、发展及变化。作者可以以历史阶段作为分期，也可以以重要思想家作为节点，对整个话题进行阐释。3）案例一：经典研究案例评析，精选1—2个已有研究案例，并加以点评分析。案例二：原创分析案例。4）选题建议、趋势展望：提供以该话题视角可能展开的研究选题，同时对该话题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丛书”还兼具普及性和原创性：作为研究性综述，“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在一定高度上对某一核心话题的普及，同时也是对该话题的深层次理解。原创案例分析、未来研究选题的建议与展望等都具有原创性。虽然这种原创性只是应用方面的原创，但是它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丛书”旨在增强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对核心话题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进一步扩大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丛书”的出版是连续性的，不指望一次性出齐，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会逐渐上升，最终在规模上和质量上都将成为核心话题研究的必读图书，从而打造出一套外国文学研究经典。

    “丛书”的话题将凸显文学性：为保证“丛书”成为文学研究核心话题丛书，话题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领域。如果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话题入选，那么它们必须在文学研究领域有相当大的应用价值；对于跨学科话题，必须从文学的视角进行阐释，其原创案例对象应是文学素材。

    “丛书”的子系列设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分类常常有一定的难度，常常有难以界定的情况、跨学科的情况、跨类别的情况，但考虑到项目定位和读者期望，对“丛书”进行分类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且要求所分类别具有一定体系，分类依据也有合理解释。

    在西方，著名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在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一套名为“新声音”（NewAccents）的西方文论丛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个系列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出版了大量书籍。我们这套“丛书”也希望能够以不断积累、不断摸索和创新的方式，为中国学者提供一个发展平台，让优秀的思想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呈现和发展，发出中国的声音。“丛书”希望为打造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派别、展示中国的视角和观点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文为“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的总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