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事业领导者的李济,田野劳动,辛苦备至,挖掘所得,整理费时,始终难能竣事;在他看来,如何利用这些考古成果,与传统资料文献相结合,跨越中国国境之界限,将视野投注于东北亚、东南亚与中亚,以求取对诸方地域的史前文化之了解,更是桩蓄势待发的事业。不过,让他忿忿不平的是,在安阳其实没待上几天的美国学者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时过未久,就写出了考古成果综合报告:The Birth of China: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1936)。即如亲炙过李、顾两人风范的许倬云,在口述历史《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2010)里就回忆说,李济对顾立雅很“有意见”,批评说:“我们还没有发掘报告,他已经写了一本书了”。许倬云则告诉李济:“不能怪人家写得快,只能怪我们自己写得慢。”
确实,顾立雅的贡献,彰明昭著;他者毋言,连在日记里评价顾立雅“狂妄”的胡适,都得在教书时,引用这部TheBirthofChina作为向学生授业解惑的依据之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整理本)》,就是证据。借这个例证,也足以想见,胡适在最高学术殿堂里教学开讲,向新生世代引证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愧一代“经师”风范。我辈其生也晚,没有恭逢其盛的机会;借着胡适留传下来的文字纪录,揣摩再三,怀想其景,别有一番滋味。
这部《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整理本)》,是胡适从1944年11月起,至1945年6月止,在美国哈佛大学开授“中国思想史”的讲课纲要;不仅是清理胡适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思路必需之资料,也是胡适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者最忠实的纪录。
早在1922年2月23日,胡适就接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MurrayButler)正式信函的邀请到哥大任教,讲授“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两门课程。胡适考虑,如果接受邀请,“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学史》罢了”,自己规划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全帙必不能成书,因此辞谢了。此后,胡适得到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的邀请,都未可成行。直到1933年7月,胡适始前往芝加哥大学担任哈斯克讲席(HaskellLecture)。讲稿所成,就是胡适的英文名著之一:《中国的文艺复兴》(TheChineseRenaissance:The HaskellLectures,1934)。著名英国(社会主义立场的)史学家,也应国际联盟邀请来考察过中国教育的汤尼(R.H.Tawney,这是当时中国舆论界对他的称呼)当时发表书评,认为没有人比胡适更有资格来解释中国,称许这部书是当时英文世界里研究中国的最佳导论。凡此诸端,足可证明,胡适在英语学术圈里,已然占有一席之地。
盛名所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胡适接受蒋介石要求,前往美国进行舆论宣传与交涉工作;翌年4月,就接到哈佛大学教授叶理绥(SergeElisséeff)邀请任教一年的来信;正为国事倥偬的他,当然没有接受。直到胡适在1942年9月了却驻美大使的公职,暂时滞居美国纽约,叶理绥重提旧议,并经过当时人也在哈佛的老友赵元任几回催促,胡适终于点头同意,接受邀请,于1944年10月22日自纽约启程前往哈佛大学,开始了为期八月左右的教学生活。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虽然开设了“中国哲学史”的课程,更多的则是以“思想史”为名的课程(如“中古思想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汉代思想史”与“唐宋思想史”等等),这无疑反映了胡适对哲学、哲学史的看法,已经出现了变化。本书作为胡适教学授业的蓝图,纲目与例证并存,清楚地表达了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系统构想,更一度激发了他依据这些授课的准备材料,整理撰写一部英文《中国思想小史》的雄心。即使胡适的理想最终未可落实,有心之士想要开展探窥胡适思路变迁的知识探险事业,凭借本书,自是又得一助。
胡适于1944年11月6日第一回登上哈佛大学这门“中国思想史”课程的讲台,“课堂坐满了”,面对满座的美国学生,讲述中国思想的历史变化,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增益学生的知识,激发学生的思考,擅于以美国听众为对象发表演说的他,显然胸有成竹。胡适既以自己过去的研究为基础进行教学,讲课的许多内容,都是他在中文著作里已经发表过的,如前行研究者注意不够的费密,就是胡适曾经大花力气的研究对象,也出现在讲课内容里。胡适更屡屡提出美国学生熟悉的西方文化的类似事例,阐释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与特色。像是胡适提到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等论说,就举引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最终“沉沦”的故事,提出比较,短短一句“Cf.theStoryofGardenofEden&theFallofMan”,想来正是胡适谆谆善诱、企图激发学生理解思考老子的解释空间。以这部书为基础材料,结合胡适的其他英文著作,阐释胡适如何扮演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者,自然深具意义。
本书原件,珍藏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馆藏号:HS-NK05-209-001~HS-NK05-209-047),庋藏多年,知之者罕;经过胡适纪念馆同仁献力,完成原件扫描工作,遂即公开于世。自从2007年个人承乏胡适纪念馆行政业务以来,有幸接触这份文献,深感即使它已然以最原始的形态向世众公开,整理辨读,实非易易,因是问津者甚寡;促成出版问世之可能,常在我心。尔后,有幸结识适之先生乡晚吴浩博士,亦为“胡适研究”同好,共商整理出版之百年大计,得其支持,主持编务,任其繁杂,费心耗神,竟可以最便利的形态,贡献于读者;整理工作初毕,荣幸承蒙史学名家、“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惠赐导读,画龙点睛,期为读者“开卷有益”之助,更为本书得以传世永久,提供无限动力。
青年胡适尝言:“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正是无梦想之人耳。”同志之士,合力共为,个人一己的梦想竟可成真,确实可慰。身处史料丛出、文献缤纷的时代,想要更为深入地探索胡适思想世界的多重面向,凭借愈趋多样,足享左右逢源之乐,实是吾辈读书人最大的幸运。有心之士,执此一编,借以叩问追索胡适独特鲜明的精神遗产,绝对“功不唐捐”。相信本书在“胡适研究”的天地里,深具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必将绽放永恒的智慧光芒。
(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为《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整理本)》所作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