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文化之于清朝的意义

    阎崇年先生新著《森林帝国》意在回答一个历史之问，即清王朝何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二百年以上的统一皇朝”，却于研究中别辟新路，在学界传统的农耕、草原、高原、海洋文化形态理念之外，提出了森林文化的新论，并对这一文化的区域构成、形态特点、演进及影响等做了系统梳理,有着开拓性的意义。而循着此一路径深入探讨，则可鲜明看到，森林文化在清帝国的发育、成长以至崛起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滋养作用。称其是在森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森林帝国，并非虚言。

    一.英雄猎虎与恭而敬之

    《吉林新志》记述：“凡北部之兴安岭山系及本省（吉林省）各山脉，大抵皆浮青泼翠，一望无涯，亘古未经砍伐之大森林……漫无蹊径，人迹罕至。”百余年前，人们走进森林，是说走进“窝集”。“窝集”者，满语“森林”之谓。清初的文化流人杨宾、吴兆骞等，都在其著述中对东北的森林生态有过记写。吴桭臣随父吴兆骞南还时记录：大森林里，“槎牙突兀，皆数千年之物。绵绵延延，横亘千里，不知纪极。”杨宾在其所撰的《柳边纪略》一书中描述：过吉林城，“自混同江（松花江）至宁古塔，窝稽凡二，曰那木窝稽，曰色出窝稽。那木窝稽四十里，色出窝稽六十里，各有界岭。其中万木参天，排比联络，间不容尺……或数日、或数十日不得达。”

    万山环叠，窝集连绵。《吉林旧闻录》载：仅只吉林省便“有四十八个窝集，大者亘千余里，小者亦数百里。蔽日干天，人迹罕到。老林绵延千里。”如果有兴趣检索一番东北地名，就更可领略许多城镇在森林簇拥之下的丰饶了。满语地名的瑷珲，意为母貂生息繁衍之处；延吉意为岩羊和悬羊出没之地；伊通意为榛鸡群集之地；汪清意为野猪多的地方；宝清意为獾子生息之处；虎林意为沙鸥翔集的地方。昂昂溪是达斡尔语地名，意为雉鸡多的地方；加格达奇是鄂伦春语地名，意为有獐子的地方；舒兰意为“果实之乡”；蛟河市西北的东塔子意为老虎睡觉之处……

    中国地域文化中，有一种现象，始终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即是在南方广大区域内，恶虎伤人与英雄猎虎的故事大量见于话本小说、民间传说和舞台戏剧中，虎伤人、吃人、害人，而成恶的化身；武松打虎，李逵杀虎……已是不死的英雄形象。畏而惧之，恨而杀之，是寻常习见的社会心理。东北多虎，但是，搜检各类民间文本，却罕见虎恶伤人的口传与记载，相反却是恭而敬之，揖而拜之，礼称其为“山神爷”，山中古树下石崖边，多有作祭拜山神爷老虎之用的老爷府。又有诸多山规：大树墩不可坐，是山神爷的菜墩子；光光的青石板不能躺，是山神爷的饭桌子……只一个长城为限，关里关外，何以有如此差异？《鸡林旧闻录》记载：“猎者云，山中百兽俱有，虎豹为常兽，不甚可畏，往往与人相望而行，人苟不伤之，亦不伤人也。”《宁古塔山水记》载录：在山中，虎与人“虽相遇，不害。”两书所记，显是众口所传多人所见。大窝集中树密林深，人与虎虽相遇而不害，只是与人相望而行，人若不伤之，亦不伤人。这说明，人与动物本可和谐共生，但关键之点是数千里漫漫无边的大窝集，为东北虎及众多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其生活领地内，食物链饱满丰富。而在长城之南的广大地域，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与动物争夺生存领地的战争连续不断，田庐增加，森林消失，于是在人的反复杀戮和动物走投无路的报复中，产生了无数打虎英雄，老虎也可叹地成了“大虫”。

    今天，谁说起人虎相遇而“不害”，很多人一定疑惑是天上的童话，却不知百余年前东北的原始森林就是这样的童话世界。

    二.八旗之建置缘于射猎

    东北地域的广阔森林，自然成为东北各民族成长的摇篮。两千多年里，满族由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一路走来，也以森林生活为基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森林文化,虽历经演变而生生不息。其中的鹰猎习俗、采参习俗、狩猎习俗，无不带有森林文化的色彩；即以具有浓厚自然崇拜特点的萨满文化来说，其间的鹰神、老虎神、野猪神……都是森林生活基础上产生的崇拜物，是森林生活情境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诠释。

    森林生活不仅影响了满族的精神文化构成，对其社会形态也有深刻的型塑作用。这一点，在满族后来走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尤显重要。满族作为成长于东北大地的森林民族，男子几乎人人娴熟于森林狩猎，少小年纪即结队入山行围，千百年里已成为满族的生活习俗，骑马射箭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技能，八旗最初的牛录组织实是由狩猎中的“箭主”演化而来。诚如阎崇年先生在《森林帝国》中所说：“满洲之兴起，八旗之建置，都缘于射猎。”

    这里，极其关键的是，满族入主中原后，始终没有丢掉骑射传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即将骑射教育视为本族“家法”，并将之作为传统代代相续。此处不妨看看康熙的骑射功夫，并看其怎样将之作为基本国策。

    康熙一生勇武异常，晚年曾经自述：“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共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二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意射获诸兽，不计其数矣。常人毕生射兽之数，不及朕一日所猎。”

    又曾回忆，一次东巡时候，只短暂围猎，竟获鹿近百，目睹射猎收获之丰，跟从行围的辽东当地佐领那柳不胜惊异，喜不自胜地奏说：“从未见日获如此多鹿者，真神奇也，”康熙只是淡淡地说：“从来哨鹿行围，多所杀获，何神奇之有？”

    古来帝王，似康熙这般一生行围数百次，且猎获之多，可称无出其右者。射猎之地，多在木兰围场；而猎获最多者，则为二十一年（1682）的东巡吉林之旅。是为康熙第一次东巡吉林，时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初春。队伍一路东进，一边不断行围。出得山海关，康熙即在桦皮山射殪二虎；次日在绥中射获二虎；在兴城地方，又射殪二虎；在北镇地方，再射二虎。之后，在盛京（沈阳）祭过祖陵，继续东行。在盛京围场射殪一虎，又在新宾上夹河地方射殪三虎，在本溪碱厂地方射殪一虎，在开原曾家寨射殪三虎。行至西丰和东辽、伊通地方，猎获最多。在三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里，总计射虎十八只，十七日一天，就射虎五只。八天之中，只有十八日适逢“万寿节”，是康熙的生日，“上御行在黄幄，扈从诸王、贝子、公等及蒙古诸王、公、（台）吉等，内大臣、侍卫及盛京文武官员，行庆贺礼”。其余的七天，天天行围，可见康熙体魄的强壮。这次东巡，康熙一共射虎三十九只。一代帝王的射猎功夫，于此亦可见一斑了。

    今天，望过岁月的烟雨，康熙走山跳涧无畏射虎的历史投影，在当年一些亲历者的笔下，依然清晰如昨……

    顺治十五年（1658)来华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东巡吉林亦得跟从，他在后来记写东北之行的《鞑靼旅行记》中，真实记下了康熙行围狩猎的情景：“皇帝自身为了狩猎，常离开大道，在稀有人踪的山中，开辟小道前进……皇帝从亲卫军中，挑选出三千名弓箭武装的士兵。他们按着一定的顺序和间距，列队绕着山峰，向两侧扩展，圈成了一个直径三里的环形……我亲眼看见，用这种办法，仅半日间就抓住三百多只牡鹿和狼、狐狸以及其他野兽。在辽东前方鞑靼的边陲地方，我时常看到一个时辰就捕住一千多只牡鹿和穴居的熊。这些兽类如同羊群一般在环形圈中跑来跑去找不到出口，他们自己的努力反而成了诱饵，倒了下去。打住虎有六十多头，这是用另外的方法，使用其它武器击毙的。”

    那时，在紫禁城中，为了交流学习之便，康熙身边，常围绕一班来自欧西各国的传教士。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马国贤在他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清廷十三年》中回忆，康熙曾多次向臣下和他们这些外国传教士讲起他最为惊险且快意的两次射虎经历，一次是巡幸五台山返京途中，队伍缘山涧而行。山溪激流澎湃，涛声响亮，有穿云裂帛之势。踏踏的马蹄声，惊动了一只潜伏于路旁灌莽中的老虎，三掀两剪，一纵而跃至山腰；又一番扑跳，倏然间竟跃至平陆。康熙振衣提弓，紧追不舍，虽山石崚嶒，却如履平地，终将老虎射毙。又一次是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二次东巡吉林回京途中，在今天桦甸金沙河地方，那里旧属库鲁讷窝集，树海苍茫，森林连绵无尽。十月二日（11月4日），康熙在这里又一次行围。此时已是冬初时节，万树凋零，山林肃杀。此次行围，射殪二虎。其中一虎卧于山下，惊于鸟枪声一纵而起，康熙远隔溪涧挽弓发矢，一箭洞穿其肋，顷刻间虎应弦倒毙。从黑龙江归附而来的新满洲人皆大感惊骇，称说从未见隔涧望影而能射毙猛虎者，叹服其“臂力真如神也”！

    三.皇子教育的首要一课

    史传记载，康熙“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奇天纵”。

    其实，康熙幼时体弱多病，经常以针灸之法治疗。强健的体魄，更多还是日后锻炼获得。童年时代，康熙即在宫中跟侍卫默尔根学习骑射。虽然身为皇子，默尔根对其却毫无媚色，一切直言不讳，绝不敷衍，要求极是严格。康熙晚年犹眷眷忆念：“朕于诸事谙练者，皆默尔根之功，迄今犹念其忠诚未尝忘也。”八岁登基以后，在其处理政事之地以至寝宫，都摆列有弓矢刀枪，每有闲暇，即行操练。十二三岁时，更是经常到南苑校射行围。因此，康熙不仅锻炼得体质雄强，且马上功夫也超迈群伦。骑术高超，罕有人匹，不论缓行还是奔驰，皆上下自如，人马一体。弓矢则可张十五力（一力约为今十斤）强弓，发十握劲箭，且左右开弓；而无论骑马或是徒步、跑步，射飞禽走兽，总是箭不虚发；所用强弓，宫中人极少能够拉开。时人笔记记述，康熙出巡，臣工们都暗暗地叫苦不迭，他常是一人奔驰如飞在前，随侍累得汗流浃背也跟不上。如此一天下来，晚上还要举火篝灯批阅奏章……

    康熙一生，有病时，也很少服药，更不服食人称有“大效”的人参。晚年时，白发渐生，雪染青丝，臣下进黑发方，康熙亦拒绝使用。这些，多少也缘于其对自身强健体魄的自信吧？

    历代皇子的教育，骑射是至为重要的一项，“善武”是不可或缺的一课。每天未时（下午一时至三时），皇子们在侍卫教练下学习弓矢；酉时（下午五时至七时），康熙则常常亲来检视，运力挽弓，扣弦射箭，作以示范。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述其见闻：“从他们（皇子）懂事时起，就训练他们骑马、射箭与使用各种火器，以此作为他们的娱乐和消遣。他（康熙）不希望皇子们过分娇生惯养；恰恰相反，他希望他们能吃苦耐劳，尽早地坚强起来，并习惯于简朴的生活。这些是我从神父张诚（法国传教士）那里听说的，是他在六年前随同皇帝在鞑靼山区旅行回来后讲的。起初，君王只把他的长子、第三个和第四个儿子带在身边；到打猎时，他又叫另外四个儿子随同前往，其中年龄最大的只十二岁，最小的才九岁。整整一个月，这些年幼的皇子同皇帝一起终日在马上，任凭风吹日晒。他们身背箭筒，手挽弓箭，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健。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野味回来。首次出猎，最年幼的皇子就用短箭猎获了两头鹿。”

    张诚曾八次跟随康熙到塞外（鞑靼地区）行猎或巡视。他记述，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他第四次跟从康熙行围，从九月八日到十月二十一日，整整四十余天一个秋季都在塞外。九月二十五日，康熙先是射杀了九只麋鹿，“接着，有人跑来报告，一只熊藏在附近一个类似堡垒的山洞中。熊终于大摇大摆地走下山来，皇帝一箭射去，这只熊便受了致命的伤。（随后）他手持一支满洲士兵用来对付老虎的短矛向这只熊刺去，使其毙命”。期间，“非常有趣的是，他们经常喊道，皇上射中了正在飞翔的野鸡和鹌鹑”。十月十二日，“猎捕麋鹿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只熊正和进攻它的猎犬们撕咬；最后，九皇子用他的猎枪射伤了这只熊，并一箭结束了它的性命”。

    高士奇在他的《扈从东巡日录》里，也记述了皇子们在东巡吉林行围时射猎的勇敢：“出山海关，行围桦皮山。皇上亲射三虎（《清实录》记射殪二虎）。皇太子（允禔）年甫九龄，引弓跃马，驰骤山谷间，矢无虚发。见一虎，射之立弊，万人仰瞻，莫不震颂。自此，每合围时，射虎甚多，不能尽纪。”

    康熙的爱孙弘历（乾隆皇帝），亦曾有小小年纪跟从行猎的经历。弘历自幼即得康熙宠爱，带在身边，“养育抚视”“承颜立侧”“日觐天颜”。康熙并亲委贝勒允禧向其传授箭法，庄亲王允禄向其传授火器之用，这二人都是八旗军中闻名的骑射教头，弘历因此也锻炼得骑射技术超群。这一年，康熙带着十二岁的弘历到永安莽喀围场行猎，康熙一箭射倒一熊，命弘历续射，弘历方上马，已经受伤倒地的熊突然一扑而起。众人无不惊惧，弘历则悠然控轡，镇定自若。康熙急补一枪，将熊杀死。看着爱孙临危不惧，小小年纪却一幅英雄气象，康熙甚是喜爱，称道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今天，故宫武备库中典藏的清代兵器里，有乾隆用过的两张强弓，内中一弓镌文：“乾隆十九年（1754）上在吉林围场御用宝弓，射中一熊数鹿。”

    四.森林文化的历史蕴涵

    今天，行走塞外和东北长白山区，很多地方依然未改“围场”的名字。清代二百余年里，这些围场一直是八旗军的野战训练之地。清代肇基之初，不仅将家族的骑射教育视作代代相传的“家法”，而且将其作为延续国祚、保持国本的重要国策。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方告平定，即在塞外木兰地方开辟围场。除却二十一年（1682）东巡吉林、三十五年（1696）远征噶尔丹，余则每年必率八旗往木兰秋狝行围，演武练兵。以各类野生动物做假想敌，以广阔的山原野岭做战场，训练八旗部队长途跋涉、吃苦耐劳的作战能力，以期保持弓马娴熟、摧锋折锐、攻坚取胜的战斗素质。应该说，嘉庆朝之前，八旗军一直保持了较强的战力，这也是诸多战事都告取胜的基本原因。

    遗憾的是，当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清朝的皇帝们仍津津自得于八旗的骑射功夫，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排斥于视野之外。道光登基不久，即在给吉林将军的一份谕旨中谆谆告诫：“吉林乃我朝根本重地，本处兵丁素称骁勇，朕所深知。然必当安不忘危，培养人才为要。我满洲旧俗总在弓箭、鸟枪、马上，此三项允宜并重。而其中又以强壮便捷，挽强有准者为最。断不可沾染时俗……”此后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昔日沙场上驰骋如风的八旗劲旅已不堪战阵，终在世界发展格局中落伍。

    阎崇年先生的《森林帝国》一书，以其厚重的历史蕴涵，向我们展示了它的丰富性。从这一视角深入开掘，必当可有新的发现与收获。此一漫笔，即是读后所得，亦愿以此就教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