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三教九流”的爱国热忱

    五四运动，转眼百年。

    五四运动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陈独秀就说，“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梁敬有云，“这场运动，乃中华整个民族意识——抗日复权的意识——的觉醒，怒火的爆发”。

    章宗传立誓

    五四运动中有小学生决议不购食日制之奶糖，有牙医明白标示“不医仇人”，有海宁父老开会削去陆宗舆乡籍，并为其勒“卖国贼”石碑，有南洋同学提议开除章宗祥学籍，并在校中铸像惩奸……为了抗日除奸，人人身体力行。

    就连被举国视为“卖国贼”的章宗祥的年仅十二岁的堂弟章宗传，亦愤然立下弃奸兴国之誓言。五四后，章宗传立誓云：“进忠良而弃奸佞，灭日本而兴祖国，弃我身而致力国家，是我之志也。我身体弱而不能为将，虽然，我亦必死而后已也。夫关壮穆、岳武穆之志，亦惟此数字耳，惟能行之耳。章宗传必行此数言，汝毋为奸臣，汝亦毋忘此数言。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阴历九月廿一日，时年十二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1页）

    更可贵者，即便处于社会边缘的“三教九流”，如妓女、伶人、扒手、乞丐、帮会、苦力、囚犯辈都能激发天良，担责兴亡。

    印制《敬告花界同胞书》，组织“青楼救国团”

    上海“花界”的林黛玉、笑意、艳情、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歌妓号召同行于“二十一条”日本通牒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停止歌宴一天，以志纪念。各家门首，俱粘贴“五月九日国耻”字样。并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利权外溢。

    又有妓女妙莲者，以五十元捐助国民大会，印制《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各处妓院，其中说道：“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并对花界同行提出八条倡议：“一请花界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不购日本货。一请花界同胞，不可收受日本纸币。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将国耻纪念二十一条，印在请客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待到上海罢市之时，青楼亦积极响应罢市号召。名妓鉴冰停止营业，门前贴一红纸条，大书“谢征救国”四字。非但罢市，鉴冰、笑意、金书玉、妙莲诸名妓还组织“青楼救国团”，散发传单。其中称：“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还有的积极参与维持秩序，有名妓花云玉偕小花园妓女蕙勤，驾汽车驰行大马路、四马路一带，车上插有白旗，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等字。鉴冰等妓又于福州路230号倚虹楼番菜馆隔壁设学生饮茶休息所，犒劳学生。门前张一大纸，上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吾界不忍坐息，敬备箪食壶浆，为君充饥解热。并非沽誉钓名，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

    京沪罢市罢课消息传到海门后，能歌善唱的海门妓女夏蕙卿邀姊妹四十余人开会，议与工商学界采取一致行动。其宣言中有云：“蕙卿虽粗识之无，亦知大体。自怜薄命，虽系堕溷之花，敢诩热心，忝作高林之木。但时事如此，国势如此，人心之忿激如此，我姊妹其各奋此娉婷之质，期作桴鼓之助。”并拟具办法四条，其中有自制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尽其所长，“唱歌救国”。

    据传当在沪参加南北和谈的某代表招妓时，妓答之曰：“国事多难，无心应召。”时人曰：“嗟夫！妓女于酣歌曼舞之余，犹知爱国，吾不知当今之纱帽式外交圣手，胡甘心冒大不韪哉？”真可谓“商女都知亡国恨”。

    吾辈伶人，责任所在，决不能辞

    上海演艺场所、演艺人员爱国亦不落后于人。上海舞台名伶冯子和组织“救国十人团”，召集同业会议，到者二百余人。冯君当众演说，略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以四万万之人民，而不能保三万余方里之中华民国，清夜扪心，能不惭汗。吾辈伶人，同为国民，则扶倾危之时局，挽既倒之狂澜，责任所在，决不能辞。愿与同人共勉之。”钱化佛、张五宝、张振羽诸君相继演说，听者无不动容。后来冯、钱等人亲临街头，散发“文明救国切勿暴动”的传单。“又共舞台坤伶露兰春、小桂红、小月红、小金铃等，亦仿中华救国十人团办法，发起坤伶救国十人团。闻赞成者颇不乏人。”

    为减轻园主、场主因罢市造成的损失，伶人主动分担损失。“大舞台与天蟾丹桂等各戏园伶人，以及新世界等各游戏场内之说书、评话、戏法、玩具等各部人员，以园主场主愤于大义，一律罢市停锣，其所受损失，较诸他业为巨，故均自愿牺牲一切利益，其包银等项，按月扣除，俾轻园主场主之负担，得能持久，而己亦稍尽国民义务之天职。”

    所有盗窃扒手，一律停止。若有违背者，照帮规处罚

    当上海罢市之际，扒手、乞丐亦闻令收手。“青红帮于上海罢市之日，由首领召集会议。议决，无论罢市若干日，所有盗窃扒手，一律停止。若有违背者，照帮规处罚。此消息前数日已有所闻，但不知确否。今罢市已六日，竟无此项事件发生。”这也得到捕房的印证：“六日内无一件窃案，马路无一强索乞丐。”城市秩序悄然好转。“自罢市以来，路上乞丐，几不见其踪迹。闻天后宫中人云，乞丐之首领，六日曾有通告，不准在路行丐，以免妨碍国人救国之行动。其业扒手掏摸者，亦各有首领，与丐首下同一之通告，戒令罢市期内，不许行偷。故六日以来，市上绝无失窃之事。”在另一处，我们可以看到丐首的沉痛而高水平的“内部发言”，谓：“今日之文武□□，皆是盗贼，□□尤为盗贼之魁。我辈今日反对政府有盗贼之行为，则我辈自身，自不当再为盗贼。”要知道，乞丐小偷“罢手”，直接影响到其生计，而他们“小盗”的觉悟竟比“大盗”的觉悟还要高。

    宗教界亦不做“化外之人”。杭州西湖孤山广化寺住持谷云，亦因国内纷争、外交失败，特在该寺内发起祈祷世界和平大会，讽诵楞严神咒七昼夜，以泯一切刀兵。“虽曰迷信，亦足见宗教家之悯世云。”

    囚犯不吃日本咸鱼

    至于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小工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有小工数百人，游行街市，泥涂手足，油漆未涤，臂圈白布，上书一‘救’字。旁有类似排长者，手小旗，亦书‘救’字。前导一横额云：‘吾工界同人，从商学两界后，一致行动。’”“南市有身穿蓝衣之苦力多人，肩负白布旗，上书‘万众一心，坚持到底’八大字，手各摇铜铃，沿途引吭狂呼：严守秩序，万勿暴动。目的不达到，不可开门等语。”也有罢工未成的清洁夫退而求其次，“特集资刊印一种传单，于清洁街道时随手布送”。

    还有苦力船工不为金钱所动，拒载过江日人。“有二日人，自浦东春江码头雇舢板（小船）渡浦，舢板婉言却之，命乘义渡。该日人行至义渡，仍被拒绝。于是该日人知不为渡，即许以多金，自四角递增至二元（常例舶板六十文，义渡十文），无一应者。”

    更有囚犯不吃日本咸鱼。“工部局之改过局内囚犯因饭菜中有咸鱼一盆，系日本货，众见之不愿食。皆曰此东洋鱼也云。”（以上“三教九流”之爱国义行，皆选自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公义社1919年版）

    从以上社会诸阶层表现的爱国热忱，足见人心不死。只要人心不死，中国就有希望。

    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五四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遗产。

    “国家相对弱化”的今天还要爱国主义吗？

    可是，在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四海几乎成一家，认同方式多元（性别、宗教、年龄，甚至疾病），“国家相对弱化”（〔日〕入江昭：《我们生活的时代》，王勇萍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强调国家、民族吗？

    周策纵说，美国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谢弗教授（BoydC.Shafer）所著《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新现实与旧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1972年，纽约）一书，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及其在现代各国的趋势，作过精密分析，他的结论认为：“虽然有人期望国际主义和世界政府，但绝大多数人还情愿受‘民族国家’的保护。”“照目前中国的处境看来，‘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热忱抵抗外国侵略，保障领土主权完整的传统，也许还会受到重视。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会如此。试问目前有哪一个国家肯放弃这些呢？”（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繁体再版自序》，陈永明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7页）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当学习、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

    （本文系《五四细节》一书前言，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