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被忘却的中美文化使者

    近年来对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热潮中，有一位时被提及，却尚缺专题论述的20世纪美国汉学界的先驱人物，这就是著名哈佛学者查尔斯·西德尼·贾德纳（CharlesSidneyGardner，1900—1966）。贾德纳先生不仅是一位勤勉的中国史专家和目录学家，而且和美国布朗大学图书馆有着不解之“书缘”。他一生挚爱中国文化和典籍，拥有丰富的个人图书藏品，在晚年他将其全部捐赠给了布朗大学，共三万五千多册（件），这成为布朗东亚图书馆典藏的核心和精华。其中九千多册中文线装古籍善本及由中国传统书柜组成的藏书房，成为本馆最具特色的“镇馆之宝”。

    笔者的办公室就在古香古色的贾氏藏书房的套间内。刚到布朗工作时，每日出入必经那些极具东方文明特色的藏书柜，自然对这位慷慨捐赠其珍藏中文古籍的汉学界老前辈产生了景仰之情和探究之心。尤其是这批图书经这位精于目录学的汉学家亲手检阅，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理应宣传并及早公之于世。近年来笔者主持布朗的中文古籍整理项目，并得益于一些已出版的回忆录及海外汉学研究的资料，对贾氏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及其藏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整理发现了他和当时许多汉学家、学者交往时获赠的书刊等文献实物，尤其是有幸从贾氏后人处得到他的珍贵遗照和一些家庭资料。在此特别感谢这些专家和友人，特别是贾德纳先生的外孙女、波士顿学院拉丁美洲研究系萨拉·贝克约德（SarahBeckjord）教授对研究工作的支持和关照。明年是贾德纳先生诞辰120周年，特撰此文以略述和纪念这位对中美文化交流传播作过突出贡献的文化使者和先驱（因篇幅所限，未列各引文注释）。

    与中国结缘的一生

    贾德纳于1900年1月1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Toledo，Ohio），后随父母迁居到马萨诸塞州。其父是一位建筑师兼房地产商，其母是一位法官之女，家境殷实而温馨。贾德纳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读于哈佛大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硕士学位，后于193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清代制度史和边疆史的，题为“A Chapter of the Basic Annals from the‘Draft Tsing History’”（《〈清史稿·圣祖本纪〉译注》）。学术工作方面，1930—1933年，他担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中国研究资料搜集调查室主任。1933—1937年，他任哈佛大学中文讲师；1937—1941年，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助理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1945年，贾德纳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陆军特别训练计划·中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室”助理主任；1946—1947年，任日本地区研究室助理主任。同时，1945—194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史；1947年教日本史。1948—1949年，他曾担任耶鲁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史顾问。

    贾德纳在大学时代就对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并立志进行研究。他曾于1922—1923年间，师从在哈佛大学执教的著名中国学者赵元任，学习中文，在专业知识和语言基本功方面打下了良好的汉学研究基础。赵元任曾回忆，当时有三名学生跟他学中文，一个是哈佛哲学系主任伍兹（Woods）教授，一个来自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贾德纳——只有他坚持下来，后来成了汉学家。1924年，贾德纳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潜心研修了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等人的学术要旨，这些当时引领国际汉学界的“法国学派”巨擘对他后来的学者生涯影响很大。接着他又于1925—1928年、1938—1939年两次访学于中国（其间是否有短期访华尚未见资料），在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作过研究。

    贾德纳的两次赴华访学都收获颇丰。1925年的第一次访华时值他与爱妻玛格丽特（Margaret）新婚不久，为了贾德纳进修汉语和作博士论文研究，夫妇二人住进了北京东裱褙胡同21号。他们的大女儿萨拉（Sarah）就在次年诞生于北京。东裱褙胡同位于崇文门内，与西裱褙胡同在清宣统以前统称为裱褙胡同，因临近明清开科取士的贡院和字画裱褙工艺繁荣而著称。作为历史悠久的京师古巷，其中民居多深宅大院，历来人文荟萃，名人安居流连。贾德纳一家从北美大陆漂洋过海，到此客居，感受到浓郁的老北京传统文化氛围，甚为兴奋。刚到时他曾给父母寄明信片讲述了这里的点滴生活情景。这封明信片1925年11月18日发自北京，正面是传统走街串巷的磨刀人的照片，生动风趣。在背面他写道：“（我们）正忙着搬进新房子。木工、屏风、窗帘活都已完工，油漆工和电工还在工作。希望再过三天能搬进我们的起居室——现在我们住在小卧室里。煤炉给我们带来了充足的热量。食物非常棒……朝鲜式箱（柜）子已运送到天津——希望几天后就能得到。”

    贾德纳第二次访华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一些美国汉学家陆续来华访问或进修，他也于1938年再次访华，定居在北平南池子。当时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德学会等都活跃着访华学者。据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Franke，1912—2007）等回忆，贾德纳邀请所有在北平定居的西方汉学家定期在他家聚会交流，每月一次。贾德纳的藏书也主要来自于这时期的收藏，他倾心于中国文化，精于中西目录学，与中文古籍善本尤有不解之“书缘”。他不仅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选购了大批图书，而且自己也收藏了大批珍贵典籍文献，建立起个人的中国研究学术藏书。

    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

    20世纪30年代，哈佛的东亚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只有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和汉学家魏鲁南（James R.Ware）、贾德纳分别教授中、日文课程。当时也只有三名研究生读中国研究（尚无人做日本研究)。作为当时美国的新锐汉学家，贾德纳在中国政治史、边疆和邻国史以及相关的中西文书目方面均有独到见解。1936年，他开设了题为“中国史概论：政治、制度和文化从古到今的演进”的跨系课程。同年，刚获牛津博士学位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受聘任哈佛历史系讲师，开了一门“1793年以来的远东史”的课。

    贾德纳的代表作是《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8,2ndEd.,1961），这是第一部美国学者作的有关中国传统史学史的专著，也是西方最早的相关专著。书的篇幅不长，仅120页，共分七章。第一章导言，略述18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之起源、发展和影响；后六章分别论述了修史的动机、校勘学、史料批评、综合方法、体裁和分类。全书材料大都取自西方学者，也有不少中国学者的论著，搜罗尚属详尽。该书概括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并对中西历史写作和研究方式的差异作了简要的比较。作者在书的结尾指出：中国史书的原本性、综合方法和对探究完整性的坚持不渝是令人尊重和钦佩的。“没有其他古代民族（像中国人一样），拥有整个过去的记录，如此浩瀚，如此绵延不绝，如此精审。”该书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好评，被认为是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对青年学者的学术训练有重要帮助，该书由此成为西方中国史研究者的必读书。贾德纳的好友、在海外汉学界享有盛誉的杨联陞在该书1961年再版前言中写道：“《中国旧史学》出版23年后，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研究专家都发现，这本开创之作中的大量信息和洞见依然很有教益。毫无疑问，它还将被业内的学者所参阅。”

    当然，这本在西方汉学界具有开拓价值的书也不是没有瑕疵的。一些中国学者指出其中的偏颇、疏漏和误解之处。由于中国传统史学论著渊源久远，且卷帙浩繁，仅凭这样一薄册实在很难概括其全部精华。加上该书对于中国典籍征引较少，像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样一些重要著作都未论及，不能不说是明显的缺憾。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的开创意义和采用的中西比较的方法还是很有启发性的。特别是通过这一实例，我们可以看到中西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观点、研究方法、视角和选材侧重，可以说见仁见智，各有所长，应当互补。总体而言，贾氏受欧洲特别是法国学术传统影响较深，又参阅了大量中国新旧史学的论著，加上他自己的理解和创意，他的书因此成为当时方兴未艾的美国汉学或中国学的崛起之作。

    此外，他还编著有《中文罗马拼音的现代方案》（"A Modern System for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China Journal 14[1931], pp.7—13)、《美国图书馆藏西方论述中国的书籍联合目录选辑》（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inAmerican Libraries, Washington,D.C.,1932）、《美国中国学：资源与设施概览》（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A Survey of Resources and Facilitie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Washington, D.C., 1935）、《汉学家书目》（Bibliographies of Sinologists,  Cambridge,Mass.,1958）等。

    除了著述，贾德纳还积极参加和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不遗余力地推进中国研究资料项目。1936年，他和叶理绥、魏鲁南一起成为新创刊的《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期刊的首任主编，为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辛勤耕耘奉献。由于卓越的学识、贡献和名望，贾德纳于1949年当选为远东协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即亚洲研究协会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前身）主席。

    跨越太平洋的友谊

    贾德纳不仅学识广博、诲人不倦，而且为人极其忠厚正直，谦和诚恳，一贯热心助人，慷慨奉献，不遗余力，深受中外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洪业先生曾说，如果将来有谁能上天堂，一定有贾德纳。

    贾德纳第二次访华时，青年学者周一良、杨联陞都先后做过他的秘书，帮他查阅日文资料和中国古籍。周一良先生于1988年再读五十余年前贾德纳教授所赠的《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在题记中见物思人，感慨不已。杨联陞是和贾德纳关系最密切的华人学者，在《哈佛遗墨》中曾回忆他和这位“最好的西友”之间的交往情谊，特别感激贾德纳个人资助他1941年赴美就读哈佛大学，是他留美深造的“大恩人”。他回忆道：“1939年贾德纳回国时，知道我要失业，特意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一部《后汉书》，请我替他用朱笔标点校对，每月仍有酬报。”笔者特检阅馆藏此二书，果真看见上面的朱笔批点，盖为杨先生手迹！贾回国后又出资请杨到美国做他的私人助理，直到杨获得奖学金正式攻读哈佛学位。贾徳纳还多次邀杨住在剑桥伯克利街5号的家中，多方面给予照顾。杨联陞在1947年1月14日致胡适的信中说：“贾德纳先生……想作的《汉学入门》，一直还没有动笔，我真替他着急。这位先生太好，总是热心给人家帮忙，自己的事情却耽误了。”可见贾德纳慷慨大度、淡薄名利、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品格。特别是他对年轻、后辈学人的扶持提携，堪称楷模。在学术上，杨联陞和贾徳纳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贾在英法文和西方学术史方面给予杨指点，而杨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还帮助贾看日文资料。尤其是杨在贾晚年患病无法亲自动笔修订的情形下，为1961年再版的《中国传统史学》悉心做了数页的增补和修订，附录于书后。

    贾德纳还和许多中国知名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国际汉学家们也常到贾德纳在波士顿附近的剑桥宅中聚会交流。如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1945年2月10日，贾德纳在家宴客，参加者都是中外学界名家，有胡适、伯希和、叶理绥、魏鲁南、张其昀（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赵元任、张福运（中国第一位留学哈佛的学者、法学家）、裘开明（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周一良、杨联陞等。

    笔者新近整理旧档，欣喜地发现了一些中外学人赠送给贾的书刊文献（大多为英文论著），上面有各作者的签名。其中有胡适、赵元任、洪业（煨莲）、齐思和、袁同礼、张其昀、陈荣捷、郑德坤、周一良、杨联陞、朱士嘉等。胡适的是发表于1944年的关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各校本《水经注》研究的英文文章。赵元任的是两本中英文对照课本：《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1929）和《新国语留声片课本》（1935）。有意思的是一位叫吉姆·克伦普（JimI.Crump,Jr.）的学生送的关于“评话”与早期《三国志》的英文文章，上用中文题赠：“贾老师惠存。徒弟Jim”。这都是当时友好学术交流和贾氏学缘人脉的见证，相当珍贵。

    贾德纳藏书与布朗大学图书馆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在西方汉学家中，贾德纳在编纂文献目录与收藏典籍方面贡献特别突出。他早年担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资料搜集调查室主任，后来还编篡联合目录，到一些大学图书馆指导中文馆藏等。由于特别重视中文图书文献的搜集、收藏，实际上他也成为北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老前辈。北美中国学能后来居上，超过欧洲汉学同行，他的努力践行功不可没。

    贾德纳不仅对汉学研究有着独到的理解，对中美文化交流也寄予真诚的愿景。他在1944年发表的《美国中国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参考齐克彬中译文）一文中深刻地指出：

    无论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邪恶，至少会有一种善的东西来反对它：美国大多数人相当震惊地意识到，中国人民将和我们一样拥有一个明确的、基本相似的未来。其中的联系或许部分地以自律、中庸、实用常识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来体现。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们民族的无知、我们的狭隘、我们的本土观念，同时我们又渴望光明，渴望研究这种表面看起来陌生但在深层却和我们自己的文明基本相像的中国文明。很显然，明天将对那些可以讲中国的通用语言的人，对那些可以阅读她的现行书面语言的人，对那些掌握了将她发展了2500年的巨大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简明阐释的知识的人产生强烈需求，这种需求将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今天的审慎思考和仔细准备才能满足明天的需求。美国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将成为学者们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贾德纳先生在晚年不幸患上阿尔兹海默症，身体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但他仍然惦念着中国研究和他收藏的中文图书，希望能把这批珍藏捐献给图书馆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儿子约翰·贾德纳（John B.Gardner）曾任布朗大学英语系教授和助理院长，在他的协助下，贾氏将全部藏书连同中式书柜都捐赠给了布朗图书馆。1959年10月30日，他签署了赠予证明书，1961年6月21日，图书主要部分运抵位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的布朗校园，次年又有一些增补，他的心愿终于完成。1966年11月30日，贾德纳在家中安详地逝世。《哈佛亚洲研究》1967年卷发了讣告，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历史和目录学研究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学者和友人，其中强调：

    所有认识查尔斯·西德尼·贾德纳的人都将怀念他毫不保留地将其时间、帮助和财物赠予学生、同事和朋友们，回应他们所需求的任何事情。这种慷慨解囊的一个范例就是他于1962年将其广博丰富的中文图书馆捐献给了布朗大学。年轻一代的学者，即使不认识他，仍会感激他在其代表作、那本很有助益的指南《中国传统史学》中分享的知识。

    贾德纳所捐藏品绝大多数是中文图书，内容涵盖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其中古籍善本占了很大部分。由于他精通清史，所以这方面的文献尤为丰富。贾氏藏书的精华大多安置于约翰·洛克菲勒图书馆三层，称为“贾德纳藏书房”（Gardner Room）。书房长宽各约6米，呈正方形，面积约36平方米。规模虽不大，但设计极其别致。厅内南、西、北三面都摆放着组合中式书柜，高约220厘米，纵深约37厘米。这些镌刻有中文原书名的书柜内藏有明清经史子集约70多种、5000余册,还有以《四部丛刊》为主的约360多种、4100多册民国版线装书。这是海外所仅见的一套传统中式书房，古香古色、典雅精致，使人宛若置身华夏典籍文化之乡。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主管过东亚馆的蒋以明先生、龚文凯先生、林李美云女士等，都为馆藏建设发展和中文古籍保管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贡献良多，成绩斐然。布朗大学许多东亚地区研究方向的学者也都非常关心东亚馆馆藏文献的建设。

    进入21世纪以来，布朗大学东亚馆馆藏和研究服务在各方面都得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也大体上厘清了贾氏藏书中古籍善本的概况：共有明清古籍刻本、抄本等约250种、7500册，民国版古籍约590种、5300多册。从内容上看，这批馆藏大都是明清学术精品，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知名学者的重要著作，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学术史；从类别上看，经、史、子、集、丛各部类都有，而以史籍为主，涵盖从“纪传”“编年”到“金石”“目录”诸史部子类；从版本上看，虽无宋元旧椠，但大部分都是版本精选、印刷精良且保藏完好的明清善本，非常难得。特别是贾德纳藏书房由中国传统书柜所组成，集装帧艺术和实用功能于一身，为海外所独存，弥足珍贵。总之，这些都反映出作为汉学家、目录学家的贾德纳独到的学术慧眼和对中文古籍的深湛的鉴赏力。因此这批馆藏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为了使这批珍贵古籍在教学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时常接待各界来宾参观，如2015年4月29日在布朗图书馆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彭龙校长及代表团介绍了贾德纳藏书房，还举办过几次中文古籍善本书展览以揭示馆藏精品并宣传中华传统文化，都很受欢迎。笔者在布朗大学教授“中国文献目录学”研究生课程时，曾介绍过其中的部分古籍，并指导过一位亚洲艺术史的研究生专攻清康熙年间刻本《国学礼乐录》，以此撰写其硕士论文。布朗大学美国研究系的胡其瑜（Evelyn HuDeHart）等教授发起“亚太打造美洲——走进全球历史”（Asia Pacific in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s: Towarda Global History）的数字化研究项目，也选用了贾氏藏书中明万历刻本《东西洋考》和清乾隆刻本《琉球国志略》等书中的图文资料。布朗大学图书馆还参加了海外中文古籍调查项目，把这批古籍目录整理汇辑成册，并以此告慰贾德纳先生。

    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国际中国学研究已蓬勃兴起，蔚然成风，展现了光辉的前景。如今美国的中国学无论在学术资源、学者阵容或研究领域的广度深度上都早已和上个世纪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当年那些中外先驱学者的坚毅志向、辛勤耕耘和奉献精神。贾德纳先生正是其中的一员，今天的进步里有他努力开拓、倡导的一份功劳。他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都体现在他的著作、言行和珍藏之中。他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忘我至善的人格特质、学贯中西仍孜孜不倦的治学风范，为国际学术事业的发展留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这与他临终捐赠的中文典籍同样宝贵。因此，我们今天纪念这位致力于跨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并将继续努力，使这一见证中美友好的宝贵文化遗产更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