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下”的文字如何建构诗意

    诗人看起来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而从“向死而生”的方向看，又何尝不是一个文字的王者？安然在诗集《北京时间的背针》中做尽了一个王者的梦，她扮演了词语施暴者的角色，时而悲壮，时而飘逸，最后都归结为爱——对自我和他者的爱，对生而为人的爱，对一切被恩赐的命运的爱。

    作为一个抒情者的形象，安然有着一种不同于一般女性的大气、磅礴和凌厉，这从地缘关系上说，还是在于她身上带着北方女子的豪迈，正因为那种根植于广袤草原的开阔，她必须以强大的抒情才能保持诗的势能。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安然的写作，还是可以归结到海德格尔评价荷尔德林的那句经典之言，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只要一下笔，就回到了故乡。我相信，安然的写作也是在这种本能的释放里获得了探索的契机。她曾写过一首诗，带着某种逃离的意味，“这些年，我意志坚定奔向南方/故乡的风凶猛彪悍，携沙带尘/在大牧场耀武扬威/牧民都怕它，我也怕/每年春天，它会吹断电线网/吹散羊群和草垛/吹走我的草原，只剩裸露的黄土/在荒凉的四季呜咽/我害怕，躲到山城和羊城”，就是因为害怕故乡的风，她选择了逃离，而逃离之后呢？随之而来的转向，是一种念想又将她带回了故乡。像诗人写《夜半思》那样，“我想念那里，天空就下起了雨/我写几次那里，我的心就跟着痛”，当她以穿越性的言辞重新诉说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情一景时，所有的解释都可以叠加为孤独。

    诗人对于故乡的执念并不是停留在空想中，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呓语和呐喊，正是潜意识里的召唤。当安然的草原故乡作为一种标志性的北方地域风貌进入诗中，她不是将其当作空泛的象征，而是更为切实的精神根据地。也许只有远离了故乡，故乡的意义才会得以完整地呈现，才会以有形的方式影响诗人。

    和具有神经质型的内向型女诗人不一样的是，安然的诗歌写作是向外的，这体现为她以奔放的想象力承担了对童年、记忆与乡愁的重新发明。那种飞扬的气质，一方面来自其古典文学的修养，另一方面则是她在哲思层面对词语的敏锐变形。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诗人寻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点，由这个点进入到语言的创造中，感性与理性融合的那种深层次的知性之美会逐一呈现。安然的诗在这些方面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其语言表达的质感和经验书写的维度，能在抒情的面向上达致某种特别的境界。

    确实，在经典层面，安然的多数诗歌都是诉诸心灵的回声，即对生活的有感而发，相比于写什么样的主题，她更注重诗的表达本身，因为她写下的首先是诗，其文字才可承担诗之外的功能。无论是赞颂，还是控诉，她追寻的仍然是“词与物”的命运感。她的诗有的带着豪放之风，像《宠我》《大于古代春秋》《饮酒时》《你将拥有更多》《将军》等，大气中带着古意，强劲的话语拓展如同庄严的旷野呼告。比如，她吟唱道：“我用晚霞迎接春雨，用一碗酒/敬天地和祖先，我举杯/高过头颅，用内心的旷野饲养牲畜”（《牧区小景》）。在安然的诗歌中，她像一个满怀柔情的帝王，以壮烈的悲剧感写出“让欲望膨胀，装下山水和亲人”（《变大》），这样的句子，大起大落，刚柔相济，那种跌宕之美，正是她在词与物的辩证法中领略到的诗之精髓。

    让词语呈现魅力，我觉得是安然诗歌在经验书写之外最具启蒙性的创造，她的打开方式带着冒险的色彩，必定关涉一种鲜活的穿透性，这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它必须联于为人生的书写机制，从而让那些飞翔的文字也能获得“向下”的维度。

    当然，“向下”并不是走极端地趋于世俗，这对于安然来说，“向下”更像是她写作上的方法论，而在这种接地气的书写中，她又尽力用词语铺陈出一个更为阔大的人性现场。当安然携带着辩证法来审视自我时，她也可能在总结里面对那些无法改变的习惯，这是她在对自我交流中相伴而生的那些真相的透视，“一年来，我并没有改变坏脾气/我继续东张西望，与作者/争辩一个词语的用法，继续/排斥动不动张牙舞爪和富有的人”（《这一年》），诗人的日常状态反映在工作和生活中，同时也会折射在分行文字里，她不用刻意过滤那些被美化的部分，直面现实，或许正是她的自我期许。

    释怀也是一种爱的形式，正如生活的丰富性一样，它表现为人性的多元和复杂。我们在这样一个面向上来进入安然的诗歌，会发现她更多时候是在要求自己凸显变革的主体性，以词语和诗歌的名义重新梳理那些日常经验。在读到《如果我爱你》这首诗时，我想起了叶芝的《当你老了》，那种超越爱情的能力，虽无法完全摆脱宿命感，但它可以转化为对生命更高的执着。对人世心存悲悯，对他者怀有怜惜，诗人不用过分强调“生活在别处”，她刻写的当下就是对时代最为清醒的命名。《在小旅馆遇见》里对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女人的无奈，诗人没有表现出过于主观的愤慨情绪，她甚至只是在作客观记录，可生活的不易与艰辛，随着“故事”的继续慢慢展露，这种爱拒绝空洞，但它最后是否还是通向了某种虚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