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利恒疯人院的前世今生

    伯利恒疯人院是英国现存最古老的疯人院，并且在过去8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同时，它也是英国臭名昭著的收容疯癫患者的专业机构。从1247年建立之初的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到17世纪著名的伦敦疯人院，再到如今的专门治疗精神心理疾病的伯利恒皇家医院（BethlemRoyalHospital），伯利恒疯人院的发展见证了英国在疯人院建立以后，对待疯者从禁闭到强制收容再到医学治疗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英国社会对疯癫理解的演变过程——从魔鬼化到污名化再到医学化，是我们研究13世纪到20世纪英国社会对疯癫态度演变的一个微观缩影。

    一

    在中世纪，英国整个教区都在罗马教皇的管辖范围内。13世纪初，同样隶属于罗马教皇管辖范围的伯利恒教区（位于今巴勒斯坦中部地区）遭受了临近强国花剌子模王朝（KhwarezmiaDynasty）的两次战争掠夺，加上伯利恒主教约翰（John）不善经营，伯利恒主教区财产损失严重。1224年主教约翰离职，新的伯利恒主教戈弗雷多（Gof⁃fredodePrefetti）任职。1245年，罗马教皇下令让伯利恒教区的教士去英格兰募捐，于是在1246年，戈弗雷多主教作为教皇的全权代表去往英格兰，并在途中加入了亨利三世的宫廷，获得了亨利三世的青睐。为了感念戈弗雷多主教的贡献，在1247年9月，国王亨利三世授予伯利恒教区的教士们永久的、无限制的国王的庇护，以便他们在英格兰进行募捐活动。在国王的庇护和默认下，1247年10月23日，当时伦敦市的治安官西蒙·费则玛丽（SimonFitzmary）在戈弗雷多主教的劝说下，向伯利恒教区捐献了他自己的财产和土地，在主教门街（BishopsgateStreet）的西侧，建立了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PrioryofSt.MaryofBethlehem）。建立之初，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的职能定位是，向那些为了给伯利恒主教及教皇寻求资金而在英国四处奔波的教众和使者提供一个固定的休息场所。这一时期的伯利恒实际上是一个宗教意义的机构。

    英法百年战争爆发后，彼时教皇居于阿维尼翁，靠近法国，大部分红衣主教都是法国人，出于国家利益，英国国内分裂教会思想浓厚，不信任教皇法庭，并采取敌对行为。英王爱德华三世要求严格控制国内的“外来教产”——原系建立在法国的宗教地产，以此来确保英国的税收。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作为一个原系建立在伯利恒的外来修道院，其发展受到了国王的严格限制，沉重的税收压力导致其发展受阻，举步维艰。为了谋求新的发展，摈弃“外来教产”的特点，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在这一时期开始转变自己的职能：由原本的主要为伯利恒主教和教皇募捐财物，转向救济、收容周围的本地穷人、老人，以及因战争和黑死病而无家可归的民众。因而，伯利恒随后得到了理查德二世和亨利四世的庇护，获得了稳定和安全的发展环境。在这一时期，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的名称逐渐发生变化，人们称之为“伯利恒医院”（BethlemHospital）。

    14世纪，伯利恒医院接收的病人中就包含患疯癫疾病的病人。14世纪70年代，伯利恒医院购买了当时伦敦市用来接收疯癫病人的房子——查理十字街的石头屋（StoneHouseofCharlesCross）。自此，伯利恒医院开始成为专门接收伦敦市疯癫病人的医院。目前已知第一个被证实的关于伯利恒医院接收疯癫病人的记录是1403年英国慈善事务署的记录，记录表明医院里有6名男性疯者（拉丁文“mentecapti”），那里还有4副手铐，11条链条，6把锁和2把枷锁——用来束缚并单独监禁那些有危险的疯者。显然，这一时期伯利恒疯人院对疯癫病人采取禁闭的手段。

    这是因为中世纪人们认为，是魔鬼——撒旦入侵造成人的灵魂堕落，因此需要通过冷水冲洗、放血和鞭打等手段驱离撒旦，让病人的肉体得以净化和解放。因此，这一时期疯人院对疯癫病人主要采取了禁闭的手段，将病人隔绝在社会生活之外，囚禁在固定的房间，通过冷水冲洗、枷锁捆绑或用鞭子抽打，直至病人筋疲力尽，以消耗和平息疯癫病人的怒火，净化其灵魂，驱赶撒旦。

    1437年，伯利恒医院作为专门收容和治疗疯癫者的医院，其专业化逐渐形成特色，到15世纪60年代，伯利恒医院成为众所周知的收容疯人的医院。1553年，伦敦市对圣巴塞洛缪医院（St.Bartholomew’sHospi⁃tal）的病人进行检查，将那里的疯者直接送到伯利恒医院。可以看出，16世纪50年代，伯利恒医院的专业化进程彻底完成，伯利恒医院的英文俗称（Bedlam）也逐渐成为了疯狂、疯癫的代名词，人们更多以“Bedlam”作为伯利恒医院的称呼。

    二

    自1625年开始，伯利恒疯人院内部贪污腐败、虐待疯者的丑闻愈演愈烈，因此，国王查理一世组建了两个议会委员会，分别在1632年10月10日和1633年4月1日对伯利恒疯人院的财产、病人状况和管理者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伯利恒疯人院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时任伯利恒疯人院的管理者海尔克雅·克鲁克（HelkiahCrooke）在其任职期间，贪污医院财产。1632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原本隶属于医院、位于医院南部和西部的建筑群，被克鲁克转卖给了他人。同时克鲁克规定，允许医生从他的私人病人那赚钱且每年不得超过60英镑，但是1632年的记录显示，克鲁克的工资高达232英镑一年，医院每年聘请的外科医生工资却是40先令一年。另一方面，医院工作人员虐待病人。例如，据1631年法庭记录（CourtBook）记载，两个政府人员临时起意到伯利恒疯人院参观，发现这里的病人奄奄一息，因为除了一次残羹剩饭外，他们已经连续很多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在周日，他们的饮食就是30个人来分吃4磅的奶酪，海尔克雅·克鲁克的妻子甚至不让他们烤火。1634年，海尔克雅·克鲁克因贪污医院财产、虐待病人而被辞退。尽管罪行累累，克鲁克并没有受到任何经济惩罚或法律制裁。

    1666年，伦敦大火导致诸多建筑毁坏，伦敦市法庭（Court）暂时迁居到伯利恒疯人院所辖的房屋内。通过近距离接触医院，政府人员意识到医院存在很多安全隐患。1674年的8月9日，伯利恒疯人院的内科医生特纳爵士（SirW.Turner）向伦敦市政府提交了一份为期999年的土地租约，以年租金1先令的价格租借伦敦市穆尔菲尔兹（Moorfields）的土地，用来修建一家疯人院。1676年新建成的伯利恒疯人院是一个美丽的宫殿，一个民谣作家在他的作品《美丽的伯利恒，伦敦市慈善的瑰宝》（Bethlehem’s Beauty,London’s Charity and the City’s Glory）中描述伯利恒疯人院：“在这样一个宫殿里，他担心将会刺激很多疯者想来居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如此舒适的地方，有着合理的饮食（很低价并且丰富），在这里你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

    新修建的伯利恒疯人院是自萨沃伊医院（HospitaloftheSa⁃voy）后伦敦第一个大型的慈善建筑，也是伦敦大火之后为数不多的几座公共建筑之一。在当时，伯利恒疯人院被认为是“伦敦城市的主要装饰物之一”，是一个高尚的慈善纪念碑，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与伦敦桥、大本钟等一起构成了伦敦著名的旅游路线。

    1708年，伦敦市政府任命了理查德·黑尔（RichardHale）作为医院的内科医生，黑尔医生认为：“对于病人，特别是患有疯癫疾病的病人来说陪伴是非常有益的”，同时他坚持认为：“喜庆、欢乐甚至是音乐都对病人的恢复有用”。医院的工作人员也认为，如果病人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那一定是游客无法进来参观的周日。在黑尔医生的倡导下，伯利恒疯人院向公众大力宣传“游客日”（Visiting Day），鼓励并欢迎游客到伯利恒疯人院来参观疯者，并以此来获得巨额的收入。在复活节、圣灵降临节或是圣诞节，就像一个巡回马戏团到了偏远的乡村一样，大量的游客涌入伯利恒参观。《1753年的世界》这本书中写道：“我看到百来人对那些可怜的病人驻足观看，激怒他们，刺激病人愤怒发疯。”内德·沃德（Ned Ward）描述他在医院亲眼所见的场景：“来自各个阶层、不同地区的游客，三五成群，参观疯者。对于伯利恒疯人院，我能说的是，对于病人来说它是一个医院，也是一个流氓无赖散步的地方。”在游客观赏的日子里，病人经常被抢走食物、衣服和钱，身心遭受巨大的创伤，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疯者的病情，或是说延缓了他们的“治疗进程”。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疯癫病人被强制收容，关押在疯人院，像野兽一样被展览，丧失尊严，身心受到巨大创伤而无人为其争取应有的权利。这一时期，人们对精神病的认知有了道德和社会经济层面的考虑。在病因的解释上，疯癫仍然被认为是精神堕落的表现，人们认为疯癫预示着撒旦入侵、灵魂万劫不复的堕落。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的医生说：“一个疯子不需要医生，而只需要上帝的赐福”，这表示人们仍然认为疯子能从宗教信仰中获救，疯癫的原因是灵魂的邪恶与堕落。另一方面，由于文艺复兴的影响，人们对疯癫的印象有了道德层面的判断，疯癫是人受撒旦的引诱造成道德上的错误的表征，疯癫病人也是道德上有污点的人，因此需要受到社会惩罚。这一阶段是疯癫病人污名化的阶段。

    三

    1814年，伦敦地产经理人爱德华·韦克菲尔德（EdwardWake⁃field）偶然拜访了伯利恒疯人院。韦克菲尔德发现，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洗礼，1676年新修建的伯利恒疯人院已经变得老旧且损毁严重。不仅外部房屋条件简陋，存在很严重的安全隐患，而且伯利恒医院内部病人生活条件恶劣，男女病人不加区分地被关在一起，很多病人在医院被铁链拴着并且赤身裸体，尤其是病人詹姆斯·诺里斯（JamesNorris）的状况，引起了韦克菲尔德极大的关注和愤慨。

    诺里斯是一个在英国军队服役的美洲人，在进入伯利恒疯人院后，他被指控企图杀害照顾他的医院职工，因此伯利恒疯人院专门设计了一个装置来管理他，如韦克菲尔德所描述的：“他的脖子上拴着一根粗壮的铁环，铁环上插着一根短链，在一根高六英尺多的直立的大铁棍上，把铁环套在铁棍上上下滑动。他的身体周围有一个大约两英寸宽的结实的铁条铆接；横木的每一面都有一个圆形的凸出物，他的每只手臂都被塑成一个圆形，并被紧紧地绑在身体两侧。他的腰间有两根类似的铁棍，从他的肩膀上方穿过，前后都用铆钉固定在腰间。他脖子上的铁环被双环连接在他肩膀上的铁条上。每一根铁条上都有一条短链子穿过竖铁条上的环……他被囚禁了12年多。”这个装置可以让诺里斯站起来、躺下去，但其行动范围被限制在仅仅半径一英尺左右的圆形区域内。诺里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12年，由于长期被枷锁和铁链捆绑，他的脊椎和腿骨已经退化、变形，身体非常虚弱，他每天能做的事情只有读报纸或者和他的猫玩耍。

    韦克菲尔德对诺里斯的境遇感到非常惊骇，随后他带来一些议员视察伯利恒疯人院，并撰写报道将诺里斯被枷锁囚禁的照片公之于众，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诺里斯离开伯利恒疯人院8个月后，于1815年2月去世。诺里斯的死亡加剧了社会舆论压力，诺里斯被枷锁囚禁的照片也成为伯利恒虐待病人的铁证，民众纷纷要求改革伯利恒疯人院。因此在1815年，议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Parliamentary Select Committtee）对伯利恒疯人院进行调查、改革。

    为了降低虐待疯者这一丑闻的影响，同时也为了避免被调查后的惩罚，在委员会进驻伯利恒疯人院之前，医院的管理者率先对伯利恒疯人院进行了改革：更换了过去的管家和医院服务人员，将男女病人分开管理，并改善病人的生活环境，例如大部分病人可以在长廊自由走动，女性病人们得到了衣服，并给她们洗澡、剪头发等。1815年委员会进驻伯利恒疯人院以后，对医院内部各个方面进行了调查。1816年1月，市议员阿特金斯（At⁃kins）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医院内部体制改革的报告。在议会批准后，阿特金斯主持了伯利恒疯人院的体制改革，在财务、职责划分、治疗方法、入院流程等方面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通过这些改革措施，伯利恒疯人院逐渐摆脱了虐待疯者的丑闻，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收容和治疗疯者的医院。

    1815年改革对伯利恒疯人院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伯利恒疯人院的改革改善了病人的生活条件，病人们不再衣不蔽体、食不下咽，基本生活需求能够被满足；其次，治疗方法不断改进，由过去的以强制禁锢为主的治疗手段逐渐转变为以精神引导为主、禁锢为辅的治疗手段，强调对病人进行精神疗养，倡导病人自我控制、自我痊愈；最后，关于疯人院发展的相关法案出台并不断完善，如1828年的《郡疯人院法案》和1828年的《疯人院法案》，法令规定，建立由20人组成的疯癫委员会，代替1774年疯人院法案规定的皇家内科医生协会组织，来对私立疯人院进行审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私立疯人院虐待疯者的行为。

    1815年改革同时也是反映英国社会对疯癫转变观念的一个微观缩影。首先，在社会领域，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尊重个体自由、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疯者作为人这一主体开始被社会承认；其次，在医学领域，受科学发展和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宗教对医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人们笃信正统医学对疯癫病因的解释，疯癫逐渐被归于一种因生理机能障碍而发的疾病，因此疯癫既不是恶魔附体也不是道德有污点的人的代名词。这一阶段是疯癫的“医学化”阶段，疯者也获得了病人的身份，当然对于疯癫的治疗还是很初级。

    1930年，伯利恒疯人院搬到了伦敦郊区，位于伊甸园公园、贝肯汉姆、西威克姆之间的修道士果园屋（MonksOrchard）旁。洛斯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买下了这家旧医院和它的庭院，并将其赠送给伦敦郡议会用作公园,这座建筑的中心部分被保留下来，1936年被纳入到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的属地。1999年，伯利恒疯人院与坎伯韦尔的莫德斯利医院（Maudsley Hospitalin Camberwell）以及兰贝斯（Lambeth）和莱维舍姆（Lewisham）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合并，成为国民保健服务基金会信托（NHS Foundation Trust）的一部分。

    四

    从1247年，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的建立，到16世纪成为一家专业收容和治疗疯癫者的疯人院，再到19世纪伯利恒疯人院逐渐改善疯者生活环境、改变医院治疗和管理方式，乃至现如今发展成为国民保健服务基金会信托的一部分，在近800年的历史中，伯利恒疯人院的发展几经起落，它见证了英国社会对疯癫看法的演变历史：最初对疯癫恐惧，认为其是邪灵入侵、撒旦附体；到17世纪，认为疯癫是一种异相，是威胁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一种邪恶存在，因此社会应将疯者禁锢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到18世纪中后期，人们开始从医学病理和宗教解放的角度去解释疯癫，将疯者视为病人并采取医学治疗和精神疗法，但总的来说疯癫因其特殊的疾病烙印而成为一种耻辱，疯癫病人仍是正常人中的“异类”；到当今社会，随着现代精神病学的崛起、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对精神病的研究不断深入，精神病和精神病患者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尊重和理解，越来越多研究精神病和治疗精神病人的专业化治疗机构出现，精神病患者的生活环境和治疗环境得到了不断的改善。

    800年沧桑，伯利恒疯人院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虽然有过不光彩的过去，但作为新历史下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基金会信托体系的一部分，伯利恒疯人院将继续为伦敦的医疗服务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