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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福成、陈季同辈晚清驻外官员可以在巴黎、伦敦看画，到现在假日游直奔卢浮宫、奥赛看西方美术史上的经典名作，国人步履蹒跚一个多世纪。现在更多的专业人士去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是为了看海外中国古代经典绘画的收藏，而最近去东京国立博物馆看正在展出的颜真卿《祭侄稿》，又成业内人士甚至普通观众追捧关注的热点。
以前读美术学院时，老师常说“浙派人物画”就是因为周昌谷的一幅国画《两个羊羔》在国际上得金奖而扬名，由此全国知晓那个时代杭州的美术学院里的一群年轻人，为了中国写实人物画在西方素描和传统文人画审美间的协调作出的一番努力。当然，学画过程中也遭遇过前辈谈西方绘画时抽象、印象不分的表述。我也想知道，那个时代一流画家在国际上得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奖？究竟是什么机构颁发的？其实，“冷战”初期我们面对的很多“国际交流”，应该是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1955年，周昌谷《两个羊羔》（1954）获在波兰华沙举办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金奖。后来，黄胄、杨之光等分别也在这个联欢节上得奖，确实是那个年代实实在在的国际大奖。
20世纪80年代，国人可以个人自主留学，那个年代的人，扯上一点海外亲戚关系就敢出去，不管出去会面对怎样的窘境。陈丹青多次在自己的文章和访谈里说起，已经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留校的他，只为了看看油画老祖宗画的原作，不想画了几十年油画还没有看过真正的油画原作，就跑去了美国。于是，那个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毕业留校的陈丹青和本科毕业留校的曹立伟，前后脚来到帝国主义老巢纽约。三十年后开着跑车在北美中餐馆大吃大喝的后生小子，都想象不出三十年前那些落地美国的中国人，除了机票以外还有多少美金可以果腹。
对于艺术家个体来说，有基本的生存空间后，平时与政治、经济没太大的关系。假如回望一百年或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事还真跟政治、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干系。中西绘画不在一个轨迹上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有国粹派，有融合派，有完全西化派，艺术家站在什么价值立场就会作出怎么样的选择。当今中国再无视“西化”的存在已不可能，哪怕国粹派也不再以不沾染西画的影响作为纯粹的标杆。或如潘天寿先生说，中西绘画是两座大山，要拉开距离，才各显其秀。
美术界的“八五新潮”几乎把印象派以后的西方美术思潮在短时间内“演练”了一遍，与其说对国内的艺术发展作出了贡献，不如说加快了人们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星星美展”阶段，主流模糊地对待美术中的先锋意识，或仍然用“敌人支持我反对”来粗暴干涉。到第三届上海双年展阶段（2000年），中外策展人体制建立——既然是文化交流，就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和可以接受的方式。中国艺术界快速引进双年展体制，双年展或三年展成为国际化艺术活动的时髦，在成都、北京、广州、杭州等遍地开花。这时，再看在国际艺术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老一代艺术家郑胜天先生回忆“当初”的文字，才知道我们所处的包容开放的今天，是怎么不容易又快速达至的。
与西方老百姓不了解中国画一样，中国老百姓接受西方现代艺术也并不普遍。西方老百姓看到他们不熟悉的传统中国画时，相信那种古老的唯美和异域的神秘仍然会吸引他们；而我们看到西方现代艺术时，估计第一反应礼貌一点是看不懂，这是承认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更直接一点的表述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是艺术！三岁小孩都堆得起来。”其实，艺术作为欣赏的对象，只要有基本的审美获得。看到一张再一般的风景画，在自己成长经历的辉映下，直接或不直接产生审美的选择，其实已经完成了审美体验和艺术享受，并无高低之分。
家母阿德在浙西农村成长，乡村小学四年级就结束了自己的正规教育，谈不上什么高等教育经历，从走村串户裁缝师到县城集体所有制作坊里的缝纫女工，退休后从ABC开始先学英语后学老年护理，现已在多伦多一家老年护理院工作了十多年。老年护理院里要处理一些过世老人的遗物，而这些临终的遗物往往跟随逝者多年，其中一些被遗弃不要的装饰品，她会选择一些回家，放在车库让我这个画家儿子来探望她时看看。看到这一堆俗气的油画装饰品，我不会直接说太差了或者太俗气，而会问她：喜欢哪几张？为什么喜欢？她说的总与自己成长的农村经历有关，当然这又回到审美意识的基本缘起。其实，西方老百姓对普通装饰的要求，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就像我们在彼得堡普希金的皇村、巴黎蒙马特高地与国内旅游胜地看到的行画调调都一样。还有世界各地的中餐馆的布置，都出奇地统一，审美的趣味大多还是主动接受教育后的成果。
常常碰到有人问我：假如站在西方价值判断的立场，现在被认可的华人艺术家是谁？也就是真正国际知名的当代艺术家有哪几个中国人？虽然我越来越不关注当代艺术现象，我也会想到几个名字，譬如：蔡国强、徐冰、陈箴、黄永砯等。而国际认可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有一些艺术家美国认可，欧洲并不认可；法国认可，意大利并不认可……。据说法国艺术家想走出国门，第一站是意大利，再是美国。所以说，国际知名艺术家，与做一个艺术家一样，个人才华是基本前提，再是母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的影响力等可说又说不清楚的因素。不过，当我在多伦多AGO看到中国艺术家张洹的大型个展时，还是有几分激动。现在信息畅通，最顶级的知名艺术家基本不会被误判，不会再有“听说他在国际上很有名”之说。
反而是国内没什么知名度的人，会希望制造几次“听说他在国际上很有名”的机会，来带动国内的艺术品市场。于是会出现“威尼斯双年展”的外围展，出行前双方约定画家给多少钱或多少画，商业机构给画家做多少事，顺便欧洲多国游，活动期间华人报纸也会报道，微信时代还有微信推送，究竟是不是“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邀请已经不重要。更有甚者可以承包到非洲某些小国的正规场馆，代表非洲小国参展，这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也是一次国际顶级展事的经历。于是，这种情况会越演越烈，如承包卢浮宫边角上并不大的商业空间来给国人做展，为的是报道他是在卢浮宫做过展览的艺术家，给国人想象其国际知名度的空间。其实，对于绘画来说，卢浮宫只负责印象派以前的收藏。也有在美国很有名但在国内并不被接受的个案。例如广西去美国的牛仔两兄弟，2007年以商业极其成功的知名美国华裔艺术家身份，在中国美术馆做他们的三十周年回顾大展，算是国际成功人士强势来袭，十年过去了，国内学术界仿佛没什么反应，记得北岛先生散文集《青灯》里还提到这两位老兄。
中国艺术家去国外做展览普遍起来，应该是在2000年之后的事，我近几年也有出国参展与做展览的经历。2008年，浙江的一个商业机构相约去巴黎做展览，七八个画家与商业机构的随行工作人员，一个十几人的豪华团，由于每一位画家的作品市场价格不同，其中三两个年长一点的团员，不仅可以欧洲晃荡一圈，还可以拿到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不等的盈利，我的十张小画抵上此行的费用已算不错。那年由于浙江人与福建人直接赴法国签证相对难办，我们走芬兰签证入欧盟，在阿姆斯特丹看了“伦勃朗与他的时代”展，从阿姆斯特丹搭火车到巴黎，沿途尼德兰风景历历在目，当走出巴黎北站的那一刻，第一次到巴黎的震撼一直记录在脑海里。而后是展览，一个华人中餐馆的二楼，自己腾干净后，挂上我们随行带去的在国内用亚克力板夹好的作品。开幕时中法双语很正式，其实没有几个国际友人，来的都是可以叫到的华人朋友，还有顺便来吃免费自助餐点的留学生。第二天有多份华文报纸报道，当然也有叫《欧洲时报》的华文大报。而后是尼斯、米兰、佛罗伦萨、比萨、罗马，仍然从赫尔辛基离境回国。当时第一个体会是，假如更年轻一点来欧洲看看会收获更大。
2018年1月底2月初中国农历年前后，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曾三凯先生一起，接受巴黎和昂热两家画廊的邀请办展，法国策展人伊沙（IsabelleBaticle）为两个展览取了同一个题目叫《距离的暖意》。巴黎的画展在三区共和广场附近的一家书店画廊，一楼加地下室有不小的面积，老板是一个法国人，计算机工程师，业余开这样一家画廊，基本举行与亚洲有关的艺术活动。我们布展的同时，正好是两个韩国人在撤展；我们撤展时，几个法国摄影师以藏区为题材的摄影作品开始布展。展期一个多月，一周开两次门，总共也就八个半天四个晚上开门，其他都需要预约。老板事前告诉策展人，他不提供画家机票，不管画家在巴黎的生活，当然也不收场租费，卖掉作品画廊提三成，他负责开幕式及邀请画廊有关的藏家。这是我在巴黎呆的最长时间，半天半天地看博物馆，看不完再去。此行主要在巴黎的街头巷尾晃荡，熟悉巴黎发达的公共交通。因为两个展同时，巴黎布完展后，我们又转战昂热，期间还去普罗旺斯伊沙的工作室呆了一周，伊沙每天开车带我们在附近的小镇转悠，车上与伊沙聊起各方面的情况，还提到一位在西方很火的中国艺术家，伊沙说他在法国很有名，也很喜欢他的作品。昂热展在昂热古城堡边的王朝画廊开幕，三凯的作品被一位做汽车生意的藏家收藏。巴黎画展一张画也没有卖掉，老板解释，在法国最好的卖画时间是夏天和圣诞节前后。我们安慰他说，不要紧的，本来就没准备卖画，国内卖画的价格对法国市场来说太高了，太低又不舍得卖！找不到平衡点，这样是最好的结果。老外做了个头冒冷汗的动作说，卖不了画，你们没得赚，自己就没得赚。这次巴黎画展没有双语开幕式，来了很多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朋友，诗人树才、学者黄河清恰好在巴黎，有他们两位精通法语的好友帮助招呼，我们只要保持笑容面对善意的巴黎朋友。
北洋政府时期，刘海粟、徐悲鸿就带着中国传统绘画往欧洲跑，给老外看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在海外汉学家的研究和推广下，虽然并不是那么普遍，但中国美术史研究也成为海外汉学中的一门显学，以政治学、社会学、考古学、图像学等跨领域的研究方法融入美术史研究，近些年反而开始影响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
艺术丰富了我们的世界。包容、开放、自由、多元、独立等都是现代社会交流的基本态度，很多我们不习惯或不熟悉的艺术语言，已不是简单的美术的概念，而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在美术之外的领域影响我们的生活。现代艺术中追求原创的精神或许反过来会培养科学原创性，进而影响发明创造。国内也有学者提到：“如果不把当代艺术精神作为公民美育常识，我们的后代又怎么可能有原创性？”我面对西方现代艺术教育的态度虽然没有这位学者决绝，但慢慢也知道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态度，已经不是一张画挂在墙上好不好看的问题。
当我们有更开放的姿态面对无伤大雅的西方现代艺术时，有更开放的姿态面对西方现代艺术中很多有伤我们审美习惯的不雅时，我们才可能养成更开放的姿态和习惯，来面对这个世界中更多未知的、不熟悉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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