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风范 蔼然长者

    知道李先生住院有些时日了，但正月二十（2月24日）上午，在年意阑珊的日子里，突闻先生去世的消息，仍感到十分意外和吃惊，怃然良久！茫然之中，从书橱里找出先生赠我的几本大作，看到上面熟悉的签名，又忆起向先生请益的那些场景。

    李先生是名重海内外的史学大家，区区如我，既非门生故吏，更不敢自封私淑，本无资格谈论先生。但因工作关系，自到清华工作后，我就不时地到先生府上请教，也曾不知深浅地请审阅书稿、作序，甚至引荐他人登门叨扰，而先生总是热情相待，有求必应，看不出一丝名人架子。正是在与先生的日常交往中，在貌似琐屑的聊家常般的交谈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李先生作为学者的大家风范，作为长者的蔼然气度。先生刚刚离去，不惮附骥之嫌，将萦绕脑中的这些记忆写下来，权作献给先生的一炷心香吧！

    初识先生的大名，是从那本薄薄的《古文字学初阶》开始的。这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丛书”中的一种，初版于1985年，虽不足百页，但将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勾勒出来，让门外的我得以窥见一丝古文字学的堂奥，引发了我对古典学的极大兴趣。这本购于1989年的书，一直被我视若珍藏，随身漂荡东西，弹指已是三十载。但80年代的书少有作者简介，其时更没有网络可供搜索，因此无从知晓作者详情。等后来选择攻读先秦两汉文学专业后，先生的不少论文都是必读的专业文献，我对先生才逐渐有了了解，尤其在接触到出土文献后，更深刻感受到先生在古史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但求学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与先生近距离亲近的奢望。

    2001年夏，我有幸走进清华园，供职于出版社，从事文史类图书的编辑工作。其时，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类图书尚处于起步阶段，像李先生这样的校内大学者自然是我们仰赖的学术支撑。早在1998年，李先生已在清华社出版过《四海寻珍》（“新清华文丛”之四）一书，他参与创办的《清华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也出版了数辑。而想不到的是，我第一次拜见李先生，却是为了一套“心智与认知科学丛书”的事。也许是因为早年学哲学的缘故，李先生对语言、逻辑及认知这一新兴学科十分关注，后来我还见过先生就发展这一前沿学科写给校方的建议信。2002年12月3日，因为想了解这套书的情况，我到校内文北楼面见李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与先生见面，先生恂恂如夫子，谦和有加，即之也温，所以没有任何生疏感。先生详细介绍了要做这套书的想法、最近的运作情况等，我从中感受到先生虑事极周，处处为人着想。正题之外，我也请教了不少出版及自己专业方面的问题，先生都一一耐心回答。当我谈及正在出版影印《唐代四大类书》时，先生提醒要注意版本的选择，并指《群书治要》也是十分有用，可以加以考虑。当日中午，还与先生一起午餐，边吃边聊，先生又告诉我很多学术信息。这第一次的见面，让我见识到李先生学术眼光之宽广、敏锐，知道先生的成就不止史学一个领域，同时，也初步感受到了先生待人接物的长者之风。

    自此以后，我便没有了顾忌，无论于公于私，时常去先生府上叨扰，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愿去先生家中坐坐，聆听先生的咳唾。随着交往的增多，我对先生的理解也逐渐深入，对先生的敬重也日增一日。我不止一次地表达希望能为先生出书的愿望，先生也表乐意，但先是“断代工程”，再后来便是“清华简”，几乎占据了先生的全部时间，对自己的著作，却无暇修订或完善。而先生律己甚严，没有新东西是不会出手的。2006年1月19日下午，我到荷清苑拜见先生，带去几本有关清华校史的读物，话题由此展开，先生谈了很多清华国学院的事情，并给了一些很好的出版建议。我也借机问询先生，可否再选些文章结集出版，先生表示很高兴在清华出书，但说“不能炒冷饭”“要重新写一些才成”。当问及《古文字初阶》可否再版时，先生也表示：“中华版已无法修订，只能写本新的。”我又问起《中国青铜器概说》一书，先生从书架上取出外文社的英文版，说：“这是被翻译最多的一本书。但出版十几年了，需要做进一步修订。”他特别强调：“考古学是科学，不是固定不变的。过去的一些观点需要更新。”后来，还多次听到先生讲“不愿炒冷饭”的话。这种不固守己见、追求新变的态度，体现的不正是学术上的“日新”精神吗？

    2008年1月6日，业师费振刚先生自海外来电，问我是否注意到前段时间某学报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讨论，认为批评过甚，并谈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当日傍晚，我恰好去李先生家，就顺便提到这个话题，并转达了业师的看法。李先生闻之笑言：“那个会，清华的老师都去了，开得很好！我本人去不太合适，所以没有到场。”并特别郑重地说：“对所有的学术争论，我都欢迎。”

    对母校，李先生是充满感情的，对于出版社的发展，先生也很关注。先生不仅经常向我透露一些学术信息，而且每当社里有新书研讨会、周年纪念等活动需要专家支持时，先生也总是有求必应。2010年5月，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之际，我奉社中安排请先生写点东西以为祝贺，其时“清华简”刚刚入藏不久，头绪繁多，但先生没有推辞，百忙之中很快写就《回忆〈清华文丛〉》一文。文中，先生回顾了该丛书的出版历程、学术价值等，对出版社的发展也寄以期望。李先生曾说：“在母校出版一本自己写的书，是我多年潜藏心底的愿望。现在《四海寻珍》能够列入《新清华文丛》，使我倍觉温暖，充满了感激的心情。”（《四海寻珍·后记》）而我个人颇感遗憾的是，李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后期的新作，没有能更多地在清华出版。

    李先生是史学界的领军人物，经常同时肩负许多重大项目的工作，时间极其宝贵，但对提携后学，先生却从不惜时惜力。《拥慧集》《清路集》两书主要收录的是先生所作序跋评论等，看看其中所收的几百篇序言，就不难发现，先生对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受惠于先生者绝不在少数。而先生做这些，也只不过是甘心为人铺路而已。在《拥篲集·后记》中，先生自云：“经常写这类小文，是难免‘好为人序’之讥的。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找我作序跋评论的，大都是研究历史、考古的同行，读他们的新著，乃是一种开阔眼界的学习机会。即使书中见解同自己相左，也有启发激励的功效。特别是年轻学者，新发于硎，不为成见所囿，需要把他们的作品介绍给学术界。至于我本人的论作，整个是为更深入更重要的研究铺路的。总之，我写这些，作用限于‘拥篲前驱’。”（三秦出版社，2000）得地利之便，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能时常向先生求益，今日思来，殊觉有幸！

    2008年，经过数年的修订，我终于有勇气想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付之梨枣，没有多想，便请李先生审阅书稿。犹记2008年3月25日下午，我应约去先生府上，甫见面，先生就说：“书稿我是认真看了一遍的，虽说不是一字一句。”闻听此言，多少有些吃惊，也顿觉自己冒失，原本只希望先生翻翻给个意见就成，没有想到一本无足轻重的小书竟让先生耗费这么多时间。先生对书稿多有肯定，同时又对着纸上的记录，逐条指示书稿可进一步完善之处，如关于“杂家”，应吸收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的成果作进一步论述，《淮南子》天文方面的成就应该有所论述，等等。不仅如此，先生还应我请求，当场写了一份给出版社的推荐信。先生的意见极好，修改时我基本上都吸收了，只有天文方面，学识所限，无力补充，直到正式出版也只能付诸阙如。但先生的建议，我一直记在心中，希望将来有机会能遵照修改，以不负先生的辛劳。至于其他代人求序、引人登门之类琐事，也没少为之叨扰先生，先生却从不介怀，尽量挤出时间安排，真诚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来访者，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李先生1933年出生于北京，在民国时期完成中小学教育，待人接物依然是老派风范，一丝不苟。无论是电话中，还是题赠著作，先生常常以“老师”二字相称，我知道如今没有通用的第二人称敬词，这二字不过是教育圈里的替代品而已。但当这二字从李先生口中说出，晚生实在是难承其重，我不止一次请求先生换个叫法，但先生说“您也是学校的老师”，也就一直坚持这么用了。

    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寄居清华校内西北一隅，到先生府上步行不过几分钟。每次去拜访先生，先生往往提前备好一本自己的新书，或是新刊文章的抽印本，或是与我专业有关的书籍，摆放在茶几上，等落座后，便先送给我，并作简单介绍。而先生的夫人许老师，也会很快端上一杯热热的清茶，说上几句温暖的家常话。每次道别，先生都要执意送出门外。为不劳先生远送，我一般是将先生家门带上，希望先生就此止步，少耽误一点时间。但即使如此，先生也总是再打开门，走到门外，双手交叉胸前，目送我走出楼道。而据我观察，这应该是先生送客的标准仪态。先生已去，这一场景只能在记忆中找寻了，但思之依然充满温馨，并将定格为一种永恒

    ……

    近几十年中，国内的史学研究始终难以摆脱政治的纠缠，作为生活于斯时斯地的学者，无人能脱离这个时代，像李先生这样身处学术前沿的学术名家，更是众目所集。李先生秉持学人本色，以学术服务国家民族，尤其是在学术生涯的最后三十多年中，“抉微释古”“佚篇重焕”，释放出巨大的学术能量，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如今，斯人已逝，其学术成就、历史地位，自有公议，区区不敢置一辞。作为曾受惠于先生的一介晚生，对先生的敬意和怀念，也惟有这不成样的文字而已。

    谨以此纪念李学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