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考古的人，不能收藏文物

    我去年写过一篇《收藏八要》，后在3月份的《市场星报》上发表，得到了不少朋友的认可，有一位兄弟还专门建议我，写一写自己的收藏心得。思考一下，觉得还是不妥。一是因为我并不是收藏大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二是我也没有收藏到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值得谈自己的经验或教训。但是，对收藏的价值与意义，我倒是可以从文化学与人的素养培育提升的角度，谈一谈我的并非深刻的见解与认识。

    我上大学，学的是考古学。这门学科过去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现在已发展为国家的一级学科，与历史学比翼齐飞，甚至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当时老师已讲到考古学的价值，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是一只鸟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老师们还再三重申，搞考古的人，不能收藏文物，要作为职业道德的一个底线来坚守。为什么呢？瓜田李下，首先是要避嫌，你的职业是考古，如果分不清职业行为和个人爱好的关系，你就有可能化公为私，或者巧取豪夺，文物部门这方面出的问题不算少，盗守自盗的也时有新闻披露；其次呢，真正做学问的人，不能把物质利益看得太重。墨学大师张知寒教授在我1982年毕业时，专门给我笔记本上题的四个字就是“贱货，贵德”，我一直坚持至今。需要解释的是：贱为轻视，货非货物而是货币。所以，不收藏文物，是我的习惯，也是避祸避灾甚至避难的一个极好的办法。

    考古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近代西方的地质学，另一是古代中国的金石学。金石学的发展源头与公、私收藏都能扯上关系，也就是文化学意义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国的官方收藏起源很早，商朝灭夏，将其“宝玉大刀”陈列于宗庙，含有吸取教训之意，也可以看作收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一种历史借鉴，是公的收藏。汉代张敞收藏古铜器，是私的收藏。到唐代，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玉器与钱币窖藏，当时埋于地下时可能是逃避战争灾难，而研究人员根据其钱币的不同年代、类型与玉器带饰的不同形制，判定这批珍稀文物的所有者应该是一位钱币爱好收藏者，并不仅仅是把它们作为“宝贝”而埋入地下的。

    宋代是一个我们认为“积贫积弱”的时代，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最为昌盛繁荣的时代，金石学在此得到发展并最终成形;许多博学硕士纷纷以收藏古物为时尚荣耀；官方收藏因宋徽宗的提倡而达到高峰；以《集古录》《考古图》《金石录》为代表的大量学术著作涌现；收藏的广度从铜器、碑刻发展到玉器、字画等方面；收藏的目的更加明确，为的是“证经补史”，弥补过去文献记录“不足征”的缺憾……。这是我对宋代金石学取得伟大成就的浅显归纳，也得益于我过去在海量阅读时，对五个宋代著名金石学家的关注。欧阳修、吕大临、李公麟、赵明诚、李清照，都是北宋时风云一时的学问家和收藏家。李公麟，宋代舒州舒城人。他不光是北宋“国家画院”的专职画家，有白描画的“宋画第一”之称，还擅长古物鉴定，曾经应权臣蔡京的要求，主持对当时出土的一方秦代印章进行鉴定，最后“议由事定”，事见《宋史·李公麟传》。尤其是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收藏经历，因李清照所写《金石录后叙》一文而千古流芳。赵明诚为宰相赵挺之之子，任职地专级官吏，李清照为李格非之女，有宋代婉约派词人之称。夫妇俩举案齐眉，潜心收藏，在当时以仕途为首选的社会环境下，这对夫妻的价值取向有点另类，赵家人自然不太喜欢，“玩物伤志”，是否因他们这类人的行为举止而起不得而知，但是当时世态的评价与后代学术评论的看法却是大相庭径，这也是为学术为收藏而有所牺牲贡献的鲜活生动的例证之一。

    古人收藏与今天人的收藏，有着本质的不同，人家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不是为了投资牟利，是舍得花钱购买收藏，属于有钱有闲有情趣的一种爱好而已。为的什么？为的是对先人创造制物的尊重，为的是“格物致知”，弥补个人认知与储备上的不足，为得是修正文献记载的错误，为得是恢复礼制，寻找历史上的实物证据等等，总之不是为了金钱与炫耀。从这里，我们看出了古今收藏的着眼点不同，从目的、渠道到藏者身分都不同。人家是为了天下，为了政治，为了学术，最不济的也是小众情结与情怀，是为了个人的“修身养性”，丰富业余精神生活。当下的芸芸众生呢，那些摆地摊的是小商人，拍卖会高大一些，有大中小商人，其收藏只是储备资源的一种方式，是待价而沽的商业行为，用于研究和社会展示的极少。当然购买者中会夹杂少量真正的爱好者，由于缺少钱财，只能拣便宜者下手，一旦购得，便四处查看文物图录，查找资料，以明确其名称、时代、功用、质地、工艺、价值、价格、意义，是增长知识的途径，不失为工作之余怡情愉悦的一种休闲生活，也是心目中向往“诗与远方”的变通方式，这是收藏者的最高境界。

    民国的金融家、实业家和热爱文史的知识分子中，收藏者众且不乏有大成就者。象国人熟知的鲁迅，其日记里就有许多次购买汉代画像石拓片、古钱币的记录；象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捐献隋唐珍稀名画、潘素捐献“大盂鼎”、刘铭传后人刘肃真捐赠西周“虢季孑白盘”铜器等无私善举，都是为人称道的嘉德懿行。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把一生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我曾看过部分展品，用“件件精品”、“个个珍贵”来形容，也是绝不过誉的。这是一种中国历史文明崇尚的人文情怀，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风行的公益慈善，这比把文物财富留给子女后人，显示出的狭隘观念不同，是一种更为博大的胸襟与远大的格局、眼界，是超越世俗社会一般道理之上的宏旷境界。这是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最后的归宿，把一生精心保护的东西，献之公府，用之于民的教化美育和文物研究，无上功德，令人景仰。

    由此可见，收藏有大小之分，有公私之别，有名利取向不同，有真伪途径的异化。收藏对于藏者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知识积累、见识拓展、素质提高、修为升华的过程呢？藏者具有什么样的人生品味，决定了收藏事业的层次与影响，可以有发展变化，不会有本质差异。人生只是短暂之旅，收藏不过是生活的点缀而已，“玩物丧志损业”只是一句陈年老话，“玩物益智开知”则是我的见识发明。有之可，无之亦可。有之，多一种娱乐；无之，减少费财耗钱方式。不过，我觉得古人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还不如“腹有古典心气高”来的直接。多懂一点古典文物史话，多一份敬畏克己之心，多一种求知解惑方式，能否让你致富发大财倒不一定，能够让人减少意外危害，则是可以明确肯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