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以飞扬的文字追逐古人的飞扬

    按照鲍鹏山的观点，一个好人，有道德的人，常常是要生气的。因为世间多有歹恶之人，常见不平之事，你不生气、不阻止，就意味着默许，你的良知，你的道德感，就会退化；而且，感觉麻木了，你的智力也会退化。他在电视台做讲演，大声宣扬：“能生气的人，是有生气的人；能生气的民族，是有生气的民族。”

    就是读古书的时候，鲍鹏山常常也是要生气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怕说到的对象名头很大。

    譬如说到“词之祖”温庭筠，说到他那首非常有名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鲍鹏山评说作者呈现于词中的情态：“他是一个偷窥者，此刻正满足着那病态的欲念，流着一丈长的口水。”而那个被窥视的女子，则毫无生活气息，“只有一种压抑而变态了的情欲，在那里悄悄地腐蚀”。

    还有晚明小品文。鲍鹏山不喜欢袁中郎诸人一味追求自适，乐为“最天下不紧要之人”，背离了知识者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认为他们的文章也因此难逃轻浮与俗气，“读多了，就会发现他们的做作、矫情、轻狂刻意、夸饰变态、自私自恋、自得自慰”。对公安派才子如此严厉申斥，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遇到了喜欢的人与文，鲍鹏山就会热情涌发，赞美之词，毫不吝惜。

    说孟子，爱他疾恶如仇、以天命自任，“他的人，是天地精华；他的文章，是天地奇观。”

    说庄子，爱他清洁孤傲、幻化无方，“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说李白《襄阳歌》：“这样的诗，真令我们心花怒放。这是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享乐得如此心安理得，如此张扬而大放厥词，不仅自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且对别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另有一种爱他的理由。

    《中国人的心灵》有一条文学史的脉络，但和我们习见的教材模式的文学史，面貌大为不同。它不求全，只讲主要线索和名家名作；它的写作态度，以鲍鹏山自己所说，是着重于“描述”而非“论述”，这些都是特点。但是，最重要的特点，还是我在上面说到的，这本书有鲜明的好恶，坚定的主张，热烈的情感，从而形成了飞扬不羁的文字。

    仔细想起来，我们应该明白：读一部文学作品，和读理论性、知识性的著作，态度是不一样的。文学是感性的；无论文字形式多么古老，作者注入于其中的生命活力依然存在。而写作本身，原本就是对于情感共鸣的期待。龚自珍说得很明白：“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题红禅室诗尾》）。

    但写作一部文学史，却会遇到不容易解决的矛盾。因为自中国有文学史类型的著作以来，它主要是作为大学教材来使用的，因此形成了一种教科书模式。教材要求有一定精深程度，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要相对充分，总是要考察很多资料，吸收很多研究者的想法，来做斟酌。它很难避免的弱点则是，不能尽情随意写，不能只体现作者个人的理解和趣味，还要体现至少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基本共识。再则，由于教材的实用性，知识性的内容也需要全面、系统一些。因此，文学史容易写得比较死板。

    鲍鹏山写《中国人的心灵》，从立意来说，就回避了教科书模式。他就像一个热情的导游，引导读者游览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风光，告诉读者他的发现与选择。

    谈论文学史上的问题要有见识。鲍鹏山的见识不在于周密的考辩，而在于简洁地指明要害。譬如关于“历史上有无屈原”的争论，鲍鹏山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屈原”，乃是一个“人文事实”。不管历史上——实际上也就是在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这个人物是谁，或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但至少从汉代贾谊、刘安开始，这“屈原”两个字就已作为一个“人文”符号而存在，并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认可，并为之作传。在贾谊、刘安和司马迁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种命运，一种精神，一种品性，这些东西让他们起了共鸣。而这些东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那个已经消亡的肉体。自那时起，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就有了“这个人”，并且“这个人”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施加了他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人”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他的“抽象”意义越来越丰富，而成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人文事实”。

    由于屈原被推崇为某种伟大精神的代表，许多人认为他在历史上必定具有如其指认的那样的真实性，否则的话，他所代表的那种伟大精神就不真实了。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任何“伟大精神”都代表了当下的价值，人们以此阐释历史，使“历史”成为“当下”的证明。阐释固然依据了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对这类材料的选择、推衍乃至注入新义，却是阐释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鲍鹏山以“人文事实”这一概念来解释屈原在历史中的存在，有人会觉得不够“学术”，但我却觉得这可能是最合适的肯定屈原的方式。

    从文学史的历程谈论“中国人的心灵”，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在有限的篇幅里，必然要有所取舍。而鲍鹏山关心的乃是古人的大美大善、大哀大痛、大喜大悲；他说话的声气也很豪迈，一派意气风发，根本不担心你会不相信他。

    那么，你为什么会相信他呢？因为他沉浸于古人的情感世界，与之徘徊与之飞舞，他所爱的虽然很多，但都呈现出真诚、坦然、宏丽、通达的情态。他说这些给我们听。一旦看到有谁扭捏作态、故作高深、猥猥琐琐，还要说些漂亮的话，鲍鹏山就要生气了。

    他跟我们谈论壮丽的生与死：屈原的死是伟大的，因为他表明了作者对荒谬世界的背叛，个体以死亡的形式，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显示自己的最终没有屈服，用海明威话说，是“可以被打败，但不可能被征服”；司马迁的忍辱不死也是伟大的──因为它体现出韧性的战斗，并且给我们以乐观的启示。

    他也跟我放肆地谈论女人有多么可爱：

    美丽的柔情似水的女人们，让这世界如此华丽，他们为男人准备了如此舒适的婚床，让世界成了欢爱之所，而我们却睡在何处？睡在名利场，睡在官场，商场、科场、战场、甚至赌场，只是，正如龚自珍所发问的：温柔不住，住何乡？

    在《简明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我引述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本质的论说，强调：“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质、创造其自身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

    文学是语言构拟的空间。它不只是灵魂的避难所；它在表现意欲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时，展现着灵魂飞舞的姿态。文学之所以是美的，因为它是灵魂的飞扬，它在寻求更好的生命状态。

    《中国人的心灵》所写的，有些我不赞成。包括鲍鹏山为什么那么讨厌公安三袁，我也不是很能够理解──也许我要重新读一下他们的文集。

    但是对中国文学的根本态度，我跟鲍鹏山相通。而且，他总是比我更自信和放肆，以飞扬的文字追逐古人的飞扬，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心灵》值得读。

    （《中国人的心灵》，鲍鹏山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出版，9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