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奢侈的历史“课”

    《中国通史》是我成为编辑以来耗时最长的一部稿件。从拿到书稿到最终出版，前后拉扯漫长。从最初的紧张忐忑，到之后的沉浸其中乐不思蜀，直到最后，书中的字字句句，几乎如身体发肤般一样熟悉。个中“折磨”，琐碎枯燥，甚至令人抓狂，但是等到结束回望，又不禁生出一种怀念。仿若跟随钱穆先生走了一段路，一起见识世界，一窥史迹，并有所得；而这“所得”里竟有感情的因素了。

    此书现已上市，并以两张面孔呈现在读者面前；虽不发光得耀眼，亦可以其钱氏“调性”介立于通史林中；于个人而言，也是我迈入出版行业体悟良多的一部作品。

    在文稿处理的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原稿口语化以及半文半白的文风如何调和；《中国通史》因为是课堂记录，所以大量保留了口语化的特色。比如目录篇章名以及行文，不正统，大多是信手拈来的随性标题；见性情而有趣味。

    此外，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骆玉明教授所言，讲课跟著述不同，无法以个人专著的标准来度量。钱穆通史“各篇之间，简单的可以是寥寥数语，详尽的可以是细细考论，对均衡是不甚讲究的。而作为学生的课堂笔记，误听啊漏记啊也总是难免”。讲者已逝，无处可资修正；记录者叶龙又值耄耋之年，加上年代久远，记忆闪烁。其中参差、失误错在讲者，抑或记录者，已几乎不可考。

    鉴于以上问题，我们定下了初步的审稿标准：以原稿为基础，以综合古史典籍为史实准绳，以诸家版本映照钱穆先生的自成一系，从情怀上诠释钱穆先生的“温情和敬意”。

    第一阶段，对照叶龙记录手稿及《国史大纲》，确认内容正误，同时提送两次专家外审。专家外审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性价值，但必须首先保证文稿的基本质量。第二阶段，结合外审、政审意见，修改历史知识性错误，排查敏感性内容。钱穆先生任性敢言，常有率性之语，审稿的过程，也是“排雷”的过程。第三阶段，查阅相关史料，核查史实，确真证伪，查缺补漏。这一阶段是最耗费精力的，在确真去伪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尤其是前期审稿中，哪怕有一丝疑虑，都不能心存侥幸，更不要试图掩耳盗铃，必须审慎地斟酌，甚至尽早考虑从头再来。第四阶段，文法核校，最后通览梳理。从篇章标题的适配性到逻辑文法，大到段落衔接，小到注释说明，等等，都一一作了更正。

    为了保证注释来源确定可靠，我大量查询权威性古史典籍、《辞海》等以及钱穆先生个人著作予以核查确认，同时参考外审专家意见，其中不少注释，来回多次，反复推敲，推翻重来。只求这细节的点缀产生些许兴味，满足一个“强迫症”对细枝末节的追求。

    本书轻薄，极简，低门槛，但并不是老少通杀、毫无门槛的。

    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候，以一人之力担起了当时四名教授联手的“通史”课程，其识见，其学问通达，一般人不可及。（也正因此，没有合适人选审鉴他的讲义，没有合适的现代“名人”来推荐他的稿子。因为一切起自一家之言，他人难以置喙。）钱穆先生讲历史，内容涉及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各方面，讲述中他会习惯性年代、年号并用，历史人物古今穿插，历史演变中西对比……作为责编，我所做的也只是根据基本史实，尽力复原现场讲述，让读者可以领略到大师风采一二。而读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常识储备，才能得窥门径。一旦得窥门径进入，则别有洞天。

    例如，第十二章《东汉时期》，讲到昆阳之战时，钱穆先生宕开一笔，说“读此故事可愈疟疾”。这种近似“无厘头”的小幽默，真是课堂才有的东西，在著述中见不到。而这种往正史中随性加“调料”的手法，非大家不能为之。

    从事出版行业至今，每一本书做完，总会有各种遗憾的地方。尤其是这么一部通史经典，抱着“一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的心态，但是到了结束的时候，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所幸在整个成书过程中，接收到了来自领导和同事各方面的建议和帮助，因为他们，这本书的遗憾才有可能最大化降低。感谢部门主任允许一个编辑“常驻”图书馆，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此；感谢社领导不厌其烦、不遗余力的指点和建议，使得书稿中很多神来之笔和有趣的东西得以保留和尝试，并更加生动盎然。

    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只在做这一本书。对一个编辑而言，在一段时间内安静地投入直到达成目标，是一件“任性”而幸运的事。感谢《中国通史》让我体验了这个奢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