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友襟期》之“三见”

    2012年，学者周汝昌先生逝世，一时海内哀悼。周汝昌先生原本是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生，自上世纪40年代进入学术领域，特别是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一书后，生涯即以《红楼梦》名世。可以说，几十年来我国“凡读《红楼》处，皆知周汝昌。”

    从40年代到去世这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周汝昌先生与“红学”内外的时贤名家多有来往，生前也写下不少忆旧的文字，不过并没有汇集成册。时隔去世七年后，周汝昌先生的女儿爬梳旧帙，翻检誊抄，从她父亲生前的旧稿中整理出了厚厚一大本“师友回忆录”，名曰《师友襟期》。据周先生女儿说，这本书原来有个旧题，“每写好一篇，就把大稿纸一折，装进大牛皮纸袋里。父亲浓笔墨书五个大字，作‘鸿儒72家’”。（P409，编后记）。其实我觉得这旧题也蛮好，读完全书后我特意数了数目录，《师友襟抱》共收录了73篇忆旧的文章，比旧题多1篇，但也存在两篇都是关于聂绀弩的文章这类情况，这或许是另改题目的缘故吧。

    “师友回忆录”一类的书，古来就有，往往介于“闲与不闲”之间，既有同好交游的轶闻趣事，也能从学问的砥砺研磨中见出真知，所以我一向爱读各家的“师友回忆录”。这几日颇得空闲，我就取来《师友襟期》，看一看周汝昌先生笔下的鸿儒。开卷即手不释卷，连日读完，可以说这本书有“三见”。

    一见周汝昌先生之交游广泛，可补学术文化史之细部。这73位人物，既有硕学鸿儒、文史专家，如邓之诚、夏承焘、钱锺书、季羡林、启功、邓云乡、史树青等先生；也有时贤名流，如周总理、司徒雷登、梅兰芳、张君秋、骆玉笙等；还有作家诗人，如巴金、沈从文、冰心、聂绀弩等。夸张一点说，快要包括上世纪80-90年代三分之一文化界了。他们有的与周先生是多年好友，有的是学术上相互切磋的师友，还有不少仅有一面之缘或是“神交”。这些旧事逸闻颇能为当代文化史补白，比如，沈从文曾注释过《红楼梦》；再比如，学术界曾探究过“四大名著”这个概念的形成时期，可能是在建国后才形成，而周汝昌先生记50年代“书店陈列无书，难对外宾，（上级）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恰恰对此做了佐证。

    此外，我初以为，周先生写下的这些交游都是风流余韵，各展风雅，但细细读来，却发现每一篇各有不同，也不见得都是赞美。例如，有一篇记述了在特殊年代中作者曾被一位名流找去写批判文章的旧事，最终这篇文章他写的“水平不够”（当然不是指学术水平），人家也颇不满，作者有诗云：“轩盖招邀礼数崇，垂青原是为批红，赐评谓我二元论，往事依稀记邓公。”这类不是一味赞美的文章，书中并不是孤例，这也说明了周汝昌先生始终是书生本色。

    二见“红学”研究之繁荣。《师友襟期》里的交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谈《红楼》、论《红楼》。周汝昌先生是红学专家，谈论《红楼》并不稀奇。但是，周先生能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与任何人交游时所谈所记所忆的都是《红楼》，这就很难得了。这种始终不忘手中学问的精神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痴”；而书中提到的人，无论是上至总理还是下至晚生后学，也都能与《红楼》结上或深或浅的缘分，这也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奇”。抛开上世纪与《红楼》相关的政治因素，《师友襟期》确实反映了“红学”堪称中国的“国民之学”。可以说，周汝昌先生的功力，除了他自身的勤勉与痴情外，也得益于这种土壤，在本书中，他如实记录了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启发、例证，这既是谦逊，也是《红楼》繁荣的证明。

    三见一代文化人士之襟怀。《师友襟期》里更多的是记录了前辈贤哲的人格与修养，例如记胡适，周先生青年时尚未有文名，向胡适借阅甲戌本，胡适马上借出；5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新证》里对胡适有批评，且因为时代因素，周先生原文对胡适的敬称全部被删，而胡适在海外看到此书后不仅不以为忤，还称赞其中学术的部分当得起一部好书。《师友襟期》里，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襟怀，而周汝昌先生写下这些人物侧影，当然也是一种自我的期许，正如在本书后记里，记录了周先生曾说：“名曰写人者，实为写己，不过借径之一途罢了。”又引脂批“因为传他，亦可传我”，这八个字，可以看作是“师友回忆录”这个题材的准则乃至境界了。

    以上“三见”，还不局限于文字，《师友襟期》里大量收录了相关的信笺、照片、文物等，弥足珍贵。而最珍贵的，我却以为还不是这些，而是周先生在每一篇后均写有一首诗，绝大多数是七言绝句，偶有七言律。亚里士多德论戏剧（诗）时曾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挪在这里十分贴切，因为这些附在正文记叙下的诗极有趣，不可不读，为何？因为颇有微言大义，褒贬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