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李先生

    在我正撰写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惊悉噩耗。李先生于2019年2月24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很幸运，能入于先生门下。遗憾的是，我成为先生博士后的时候，先生的身体状态已经欠佳。我更多的是在阅读先生，在阅读先生的新旧论著、校对《李学勤文集》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先生的道德文章。

    草草完稿，谨以此小文，沉痛悼念敬爱的李先生。先生千古！

    在古文字学界，不止一位姓李的先生。但如果单单提到“李先生”，则显然是指李学勤先生了。

    李先生在古文字学界和历史学界，有特殊的威望。这不是个别人的恶意中伤与人身攻击所能撼动的。但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一般读者难以窥其全貌；先生的研究过于专门，一般读者也很难读懂他的学术论著。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聆听先生的讲学，也不是所有人能免于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程薇老师编著的《接续绝学的历程——李学勤先生访谈录》（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以下简称《访谈录》）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生动呈现先生道德文章的窗口，可帮助大家走近先生、了解先生。

    这本书分上下2册，包括7辑，分别是“综合评述”“系列访谈与回忆”“学术情怀”“金针度人与学科建设”“书评荟萃”“学术自传与学术年谱”“海外反响”。访谈、回忆、讲座、书评以及中外学者的评价，勾勒出先生学术生涯的概貌。“综合评述”部分，总体呈现了先生在古史、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简牍帛书、古文献、思想史、学术史、海外汉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重点推荐刘国忠老师的《李学勤学术研究评述》一文。“学术自传与学术年谱”部分，有先生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回顾，其中程薇老师编撰的《李学勤先生学术年谱》对先生的学术经历与成果有全面的梳理，颇便查阅。先生学问之广博、见解之敏锐、对学术潮流的持续引领，都是极为罕见的。但凡研究先秦两汉文史各领域的中青年学者，莫不是读先生的著作成长起来的。先生在各领域的学术成就，读者可参阅该书相关部分，我就不再赘述了。

    从清华大学哲学系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再回到清华大学创办国际汉学研究所和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先生治学60余载，留下40多部著作，2000多篇论文，构筑了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先生自学甲骨文，由此进入学术殿堂，其天资罕有其匹，其成功轨迹也难以复制，这不免令人沮丧。但先生的成功，绝不是仅仅出于其卓异的天分，“学勤”二字正是其不断求索的写照，舍此之外别无捷径。哪怕是先生在生命末期卧病在床，仍坚持口述文章，参与最新的讨论，其精神令人感佩。读《访谈录》，如先生现身说法，娓娓道来，金针度人，我等后学可由此把握治学门径，免于堕入误区。

    先生将自己的治学范围定位为《史记》所关注的时段，即从五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先生称之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多学科的素养是难以胜任的。先生本人便呼吁文科与理科的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学科的结合，并身体力行。同时，先生有很好的外语基础，视野广阔，注意将中外历史现象加以比较研究，往往置诸世界文明的视角中考察。先生在《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研究古代文明的这一段，最好采取多学科结合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其治学方法的写照，而且也理应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所追求的境界。只不过现在学科划分愈加细密，不少人感叹像饶宗颐、李学勤这些老一辈学者一样贯通诸学愈加困难了。尤其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分离，考古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先生便有顾虑，呼吁“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需要我们从教育层面进一步加强”（《访谈录》第523页）。先生虽非考古学家，但考古学界流行的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的观点，恰恰是先生最早提出的，这与先生对理论、材料的把握以及开阔的眼界密不可分。《访谈录》所收录的《理论、材料、眼界》一文，作为先生治学取径的夫子自道，虽然成文已久，但仍值得我们体会与揣摩。先生鼓励通识教育，认为“不管是学习知识，还是感知世界，甚至做人，都应该有全面的掌握和博通的基础，否则这个人就是不完整的”（《访谈录》第527页）。先生晚年回清华后，坚持给广大学生授课，其《〈史记·五帝本纪〉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便是他在2007年7月中国文化论坛“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稿。

    先生的学问很专门，但他从来不会故作艰深，而是一直呼吁写浅白、精简的文章。他指出：“学术文章要让人看得懂，要简短精炼。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章越写越长。我们讲国学，事实上中国传统学问很重视的一点就是写短文章……学术文章应当是简明易懂的，引用必要的材料，而不是引用长篇大论。不然全都引用全文，一篇篇堆积下去，最后谁也看不了这样的文章，这会造成灾难。”（《访谈录》第591页）先生的文章大多篇幅不长，但往往深中肯綮，与眼下一些冗长、浮夸的论文形成鲜明对比。

    先生注意向公众介绍学界的新成果。我本人对先秦史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也是初中时期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录片的影响，那时我第一次从电视上知道先生。《古文字学初阶》等书，便是先生普及古文字学的一次尝试。不少学者不满于“民科”曲解文字，但曲解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专家的科普工作做得不够。而真正深入浅出的科普，尤其是古文字学这样相对专门的学科，非学力深厚的大家无以当之。先生指出：“怎样把专业语言转化为大众能接受的通俗表达，这并不是每个历史学家、研究者能够做到的。”（《访谈录》第582页）他甚至认为，写一本通俗的书，其实有时比写专业的书更难。我本人也十分重视普及工作，这与先生的影响也分不开。

    也出于注重普及的观念，先生认为像于丹“这样认真地将传统文明的一些知识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工作，是很值得肯定的。学术不该仅停留在象牙塔中，应该普及大众。她所做的工作，我们很多学者可能还做不了”（《访谈录》第517页）。当然，于丹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这就有待更多学有专精的学者来做普及工作了。毕竟，要让普通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准确的认识，并不能仅停留在批判和口号层面。先生一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主流是经学。针对“国学热”，他指出：“当前所谓的‘国学热’虽然形式繁多，但对其核心内容——经学几乎没有多少研究，这种情况必须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终究是不够的。当前‘国学’已经很‘热’，但是包含的问题还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存在危机，主要是社会以及学术界存在着空疏浮躁的风气或心态，这刚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背道而驰。”（《访谈录》第542页）他也不赞成国学诵读的现象，他指出：“就目前来看，诵读的内容基本上是过去属于蒙学的东西……古代经典作品可以有一定的背诵，不失为一种做法，可是你并不能照搬古人的做法，因为所要背诵的一些内容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实际。”（《访谈录》第543页）先生的提醒，有助于我们反思眼下将《弟子规》等同于国学以及诵读至上之类的“伪国学”现象。

    先生强调：“不是说儒学百分之百都是好的，我们不是复古主义者，我们是要继承优秀传统，发扬优秀传统，结合现实，为我们的现实服务。”（《访谈录》第548页）他认为历史对于我们今人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以史为鉴，历史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访谈录》第596页），这是因为“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有些记不得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访谈录》第537页）。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强调传统文化中注重修身、民心、德政、廉政的观念，可为当代提供启示（《访谈录》第549—551页）。譬如先生晚年主持整理的“清华简”中，便出现了许多讲民本、德政、崇俭的文献，这些正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我还要重点推荐书中收录的《读书与治学——2012年在人大历史系的演讲》。先生从“夯实基础，视野开阔”“专业读书：读必要的书与泛读”“超越功利的兴趣”“学贵创新”四个方面入手，谈了他对读书与治学的理解，可以说极平实而真切。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的坦诚：“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在小时候是非常狂妄无知的，真是非常自信，非常狂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说我要把我能见到的书都读了……到我这个年龄了可以如实跟大家说了，即使是最爱读书的人，你一生能读的书也很有限，读不了多少。”先生的用意，便是要提醒后学少走弯路，处理好泛读与专精的关系。先生在演讲中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如他说：“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大胆地提一个建议：将来能不能下一个决心，读一个著名学者的全集……你真正能把这个全集仔细读一遍的话，特别是你连书信啊、日记啊什么的都读了，你可以看清这一个人的一生，他的整个学术生命道路你都看见了，他的长短你都看见了，这样对我们每一个做学术工作的人都特别有益。”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通过通读饶宗颐、李学勤等先生的文集，的确收获极大。

    当然，欲真正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还需要从先生的学术论著出发。《访谈录》只是快餐，今年拟由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李学勤文集》约一千万字，将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