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绵延梅花香

    冲锋陷阵打天下

    去年年底，百花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百花”）60华诞之际，我在《今晚报》上发表的《〈小说月报〉忆旧与希冀》一文，一段时间以来引起很多关注。那几天我几乎天天接到亲友和老编辑老领导赞赏的电话。时任总编辑郑法清、老编辑顾传菁、魏久环、左建华等赞我为百花文化传承做了一件大好事。百花1958年建立，郭沫若题写社名，“文革”停办，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半年多复社，其规模、效益、名声等，曾长期在全国名列前茅。我有幸目睹在建社初期就到百花的老编辑们年富力强时的工作状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此也留心收藏了我写的以及其他编辑写的宣传资料和信件。每当翻出这些“老古董”时，就格外激动，就愿意将这些写出来，让年轻人了解老一代百花人是怎样走过来的。那篇介绍《小说月报》的文字，最初本是按照以往版面的限制，就写了一千多字，是编辑的鼓励，让我尽情表达，发表时近六千字。为核实某些细节，去年10月30日，我到总医院看望百花元老、副总编辑董延梅时，她端详我很长时间才认出我来。望着长期对我的编辑工作非常关注，曾为我的书写了近5000字书评发表在《中国编辑》的老前辈，想着她艰辛的编辑生涯四十年，真令我百感交集。她是百花从创业时起到改革开放初期配合了三任总编辑（林呐、谢国祥、郑法清）的领导班子成员，配合第四任总编辑薛炎文时她已临近退休，然而她以“老树春深更著花”的精神，又是十年的奉献，是不在编的《散文》月刊的编辑。我自从认识她，就不记得她烫过头，直直的发型从年轻持续到老年；她组稿编辑的一系列域外散文书籍，文字涉及五大洲，可是她从没有走出过国门；她不会骑自行车，一辈子步行上下班，没有提出公车接送的要求；她也好像没用过皮包，几十年始终提着自制的布书包装着稿件往返。她上班就是上班，尽管家务负担重，但到了单位，从来没有婆婆妈妈七七八八地唠家长里短，一个纯粹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印在我的心海。十几年前，她认真地听着我说编书的思路，大大的眼睛露出欣喜，那深切的目光让我难以忘怀。我跟她说：当年很多年轻编辑对您有敬畏之心，其实您一点儿也不厉害。董老说：“我就是长得这个样儿。”奋斗了一辈子的她，在单位绝对是重量级人物，在《百花五十年纪念册》上，竟没有一张她单独的风光照片。我和她很多次见面，也从未想起来拍一张合影留念，令我发表这篇稿件需要提供董老的照片是这样的难。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暗暗想，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写写董老，让大家知道这位百花元老高尚的品格、敬业的精神和执着的奉献。

    虽说百花是已故林呐社长等创立的，但是长期以来按照百花建立时的编辑思想去组稿、编书的董延梅，应该说是诸多编辑中的佼佼者。这一点，百花人都不否认。时任百花总编辑的郑法清先生就多次鼓励青年人要好好学老董；我在职时最后一任总编薛炎文曾坚定地对我说：“不可否认百花领导人最初确立的编辑思想，但是冲锋陷阵打天下的还是人家董延梅！”尽管我没有在她任职期间做编辑工作，但她退休多年后说我真是一个非常适合当编辑的料儿。快人快语的我马上说：“就是您在领导班子会上说‘百花宣传工作没小高不行’，才使得我至少晚到编辑部十几年。”董老露出一丝尴尬的笑。此刻我觉得当时的话实在说重了。以后，她时常给我讲很多她的编书故事，也经常电话问我在忙着编什么书。78岁时她还带着我去拜访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先生，由文老又接触到凌叔华（鲁迅肯定的女作家）的后代。我自然也没有辜负董大姐的希望，两年后我从凌叔华后代那里，发现了先人珍贵的名人墨迹，这促使我用八个月的时间记录、采访、编写出了《散落的珍珠》，我想如果没有董老的引荐，就没有这样可以寄托我情怀的著作出版，很多名人的思想光辉或许至今仍然湮没在浩瀚的历史时空中。

    郭沫若《洪波曲》出版一个永远的谜

    1958年，而立之年的董延梅以天津人民出版社助理编辑的身份转入刚刚挂牌的百花，凭着初生牛犊的一股子闯劲，她第一次组稿就去拜访了大文豪郭沫若。那天她和更年轻的编辑柯玉生，在王府井作协大楼听说《人民文学》正准备发表郭老的《洪波曲》，心想，要是能约到这部稿子，在百花创立之际推出，不就给百花创了牌子吗？但大名鼎鼎的郭老会不会同意将这部书在百花出版呢？于是两人决定碰碰运气。

    在大院5号的胡同口，二人壮着胆子按了门铃，通报后郭老的秘书王廷芳穿着军服出来说，郭老正要接待客人，不能见你们。偏巧此时郭老夫人于立群正搀扶着郭老从里面院子走出来，于立群一眼看见门洞里的这两位青年，摆着手阻止秘书，问“来者是何人”，他俩没有迟疑，闻声而动，立刻跑到他们身边，向郭老说明了来约《洪波曲》的事，问是否可以给我们这小小的、不知名的一家出版社出版？郭老道，我可以给你们，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我的稿子呢？两位年轻的编辑当即你一言我一语、比赛似地说起来，主要就是表达郭老您是大作家，支持一下我们这个刚成立的小出版社的意思。后来郭老把他们引进会客室，那里确实有人在等候。聊天中郭老还在他们的介绍信后面写了“人老珠黄不值钱”几个字。郭老让他俩过些时间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取校样。《洪波曲》没费多大劲就约到了，他俩那天兴高采烈地返回天津。

    在《洪波曲》出版之际的1958年5月，郭老写了前记：“解放前一年，1948年寓居香港时，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在他的鼓舞和督促之下，让我把在国民党管制区的抗日战争的一段回忆写出，逐日在报上发表的。所写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放弃大武汉的那一阶段事情。写到长沙大火、退往桂林、准备撤至重庆”……他还说，就请读者当作史料，否则再经过十年，大部分的记忆会完全消失了。

    《洪波曲》以平装本和精装本两种版本于1959年问世，出版后百花给郭老送去稿费，郭老说什么也不要。此书至1980年，共印刷四十万册。

    围绕着《洪波曲》的出版，有这样一件事让董延梅十年前还记忆犹新。八十年代初期在一次有局领导和社领导参加的会议上，林呐社长沉痛地说：“《洪波曲》出版后，国民党元老张治中先生曾来一封信，说明‘长沙大火’的一些情况，让转给郭老看，郭老看后嘱咐作为《洪波曲》的附录再版时发表。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发表，‘文革’就开始了，我收藏的这两封信和《洪波曲》样书抄家时被抄。‘文革’后样书还了，信却不见了。”董延梅多年后留心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沫若文集》，也没有看到。因为郭老的信都交给了林呐。到底张治中的信是怎样介绍长沙大火的，郭老的信又是怎么说的，就随着那一代人的远去而无法知晓了。这是本书出版的一大憾事，也是一个永远的谜。

    从建社到“文革”前的八年期间（1958-1966年），董延梅陆续与冰心、巴金、老舍、艾芜、孙犁、黄永玉、刘白羽、柯灵、碧野、叶君健、韩北屏、袁鹰、柯蓝等作家都有很多接触，很多作家都成了董延梅的朋友，这为百花的辉煌奠定了基础。董延梅对巴金作品中的字进行纠正，巴金给董延梅来信表示感谢道：“我的稿子编辑不看，我不放心，编辑是我的手足”。

    季羡林在她面前自称“小萝卜头儿”

    1979年百花复社后，董老又同萧乾、季羡林、阿英、吴伯箫、罗大冈、穆青、韦君宜、宗璞、冯亦代、施蛰存……都有了联系。我和袁鹰先生（力挺杨沫《青春之歌》出版的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电影《花儿朵朵》主题歌的词作者）见面时，袁老打听“延梅同志好吗”，与老舍的女儿舒济女士见面时她总还要加上老编辑邓元惠。季羡林，这位37岁以一篇《浮屠与佛》一举成名，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的国学大师，在敬佩的小于他17岁的“董大姐”面前自谦自己是“小萝卜头儿”。董延梅在百花复社后组稿《天竺心影》，季羡林就把董大姐视为亲人，对百花的要求，有求必应。季老说他和百花有“特殊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就是董延梅建立的。季老暮年在北京医院的日子里，百花人去看望，随时可见。董延梅退休前带着编辑室主任曾永辰拜见季老，作为百花的接班人引见，晚年的季羡林就在百花重版了《天竺心影》，曾主任信任我做本书责编，董延梅用了多日“满怀激情”地为这本书写了五千字的“编后记”。文中回忆了与季老半个世纪的友谊和季老对百花的感情，董延梅给我写来的有关编后记的来信，我至今还珍藏着。此间季老还出版了《我的求学之路》和《漫谈人生》。曾主任去北京还没有忘记给我带回来季老亲自签名的赠书。后来曾主任想由我配合重新修订出版季老的著作，也因为我们陆续退休，此事搁浅。

    冯亦代：最近我也许要结婚

    董延梅的编辑生涯以她热情、执着的工作态度，与作者成了贴心朋友，那一封封有价值的信，就是历史的见证。我仅列举萧乾、刘白羽、冯亦代，他们与董延梅的书信往来大约近百封。在董老家里，我也曾略看过几封。

    萧乾不仅对百花的编辑工作提出很多建议，还推心置腹地劝导董延梅，为自己做嫁衣。我不能原文发表他的来信，姑撷取其中只言片语，也可以领略这位大翻译家、报道二战的名记者对董延梅的认可。

    ……我十分感激与钦佩你们二位的严肃精神。另一方面我对于给百花什么书稿，也自然地要更加审慎。《负笈剑桥》又是一本大杂烩，我没敢给你们。但我时常把你们看作我写作的一个“家”，倘若不是怕你们忙，就是给三联的，我也巴不得先寄给你和李申，帮我筛选一下。我十分欢迎也需要旁人对我严格一些的。有些编辑同志太松，从桌上看到什么，拿去就去印，我很怕那样。我赞成你们的严谨。（1986年7月8日）

    介绍到这里，我想起来董延梅曾经在给青年编辑培训时，介绍过林呐社长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林呐是抗战时代的办报人，他非常重视审稿的严格把关，董延梅把林社长的很多编辑思想记述下来，结合自己编辑实践经验，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述。她的讲座我每次都去听，她说，编辑工作是一种无止境的无上荣光的职业，不同修养的编辑，编出来的书是完全不同的。

    1988年7月21日，萧乾来信说：

    延梅同志，谢谢你寄来的刊物。我了解到你还在百花，无论如何我希望你退到第二线后做做计划。我从1979年重新拿笔，一直是按计划行事，所以时间总排得满满的。人只要能工作就幸福，你为人做了那么多年嫁衣裳，现在应该为自己张罗一下了——这同样适用于李申同志……

    在萧乾的鼓励和鞭策下，董延梅终于完成了她第一本书的出版，名为《君子兰的情意》，那时她已经63岁了。萧乾阅读后1991年3月11日来信道：

    延梅同志：书终于印出来了，向你祝贺，书的名字起得好，起得雅，很能体现你本人气质和风格。封面设计好漂亮，既大方又方便。缺点是：①应有张作者玉照。②作者的话应该放在前边，但那又不符合你谦恭性格，只好如此。③没印册数。但无论如何，这还是研究八十年代散文的同志一本应读之书。祝你笔健！

    萧乾去世以后，董老带着我去拜访他的遗孀文洁若先生，我目睹了董老和比她年长一岁的文老亲如姐妹之间的交谈。董老直言问道：“文洁若，你怎么这副打扮？”文老说：“让人家看我就是穷老太太最好！”后来才知道她当时正在遭受黑传销的困扰。后来我也曾扮演她的侄女，称她“五姑”，帮助文老抵制传销。如今工作狂的文老精神特好，还在书苑耕耘，她给我写的“天才为银，努力是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条幅，每当我懈怠时，文老勤奋的榜样就浮现在我的面前。

    以下是1996年1月20日刘白羽给董延梅的信：

    延梅同志：

    去年看到《人民日报》上“万紫千红赏百花”（注：这是我发表于1995年10月17日的文字），就把报放在桌上。想给你写信，可是很久以来，又忙又乱。现在我决意谢绝一切，好好休闲一下，首先要给老朋友写信。又是新的一年了，我想你还上半天班吧？从文章中知道你们获得的成绩和远景规划，我感到你们在奋斗，你在奋斗。你们为中国散文的开拓，实在是功盖千秋的……（后面还有对谢大光先生的高度赞扬）

    欣慰我当年发的宣传文字，引起著名作家刘白羽的关注。也欣慰董延梅和百花人对中国散文出版事业的奋斗得到文化名人的肯定。后来我曾去北京想与刘白羽先生签约，适逢警卫陪他去看病，我就没有继续等候，一周后再去，其竟然刚刚去世。收拾遗物的女儿刘丹大姐签名送我她父亲的传记《大海——记朱德同志》。

    著名作家冯亦代给董老来信中不仅与她念叨著述事宜，还包括许多私事，例如晚年与著名作家、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黄宗英的黄昏恋，也一并出现在信中。一封封直抒胸臆的信，其实都反映着董延梅与作者的亲密关系，她对作家日久天长的关注，对他们书籍出版工作的认真，作家们对她无比信赖，久而久之就成了知己。1993年9月1日，冯老的信写道：

    我生活实在寂寞，白天除了打电话或者有人来，简直没有说话的人，晚间或女儿女婿陪我看电视，但新闻联播一完，他们也去干自己的事了。这寂寞是读书无法补偿的。所以最近我也许要结婚，有一个老伴儿也许好一些。对象是天津出来的黄宗英。她现在还在上海，大概冬天才能来。我希望有个不孤寂的晚年。这消息告诉你，请你代为保密，等成功了再说。（注：冯老一个月后与黄宗英举办了婚礼）

    在1994年4月的信中，冯亦代告诉董延梅一个令他非常无奈的事。《中华散文》把他的《故园哀思》一文中的“弄堂房子”错排为“灵堂房子”。信中还有黄宗英问候董延梅的话语，也有黄宗英不日的西藏之行，是去摄《小木屋续篇》的，他就留在家里写稿读书。

    十年后的2005年，我受总编辑的委托，与冯老签约他的散文再版事宜。当我来到北京冯亦代与黄宗英的居所时，热情的邻居告诉我“这老两口人特好，遗憾冯老病危了，黄宗英也回上海养病了”。按照邻居的指点我晚上赶到北大医院冯先生单间，病房里面静悄悄，只有冯老一个人在那里目光呆滞地静躺，基本对外界没有反应。护士说冯陶（冯老的女儿）刚走。看着满脸老年斑的冯老，我的心紧缩。后来我联系到他儿子、化学工程师冯皓，冯先生很关心黄阿姨，告诉我她在上海华东医院呢，还给了我黄老的手机号码。

    前几天江苏张昌华先生说，他最近采访了黄老，精神尚可，还在上海华东医院。这不禁使我回忆起冯老去世后我同黄宗英女士的通话，十四年前的交谈如昨，她一听我是天津百花的，又是冯皓提供的她的手机号码，马上学着天津话说：“你好，天津老乡……我在天津上过六年学呢！”然后她话题一转说：“冯老走了，我也快了……你不知道我现在糊涂得要命，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说我考考您的记忆，于是道：“听老编辑说60年代，您来天津一定要去宝坻县，一百多里地，还要骑自行车去，您去找谁？”她马上回答：“找侯隽啊！”我又问：“您给侯隽写的报告文学题目是什么？”她马上回答：“《特别姑娘》。”我说：“您的记忆力相当不错啊！”黄老说：“不行了，脑栓塞了，说塞就塞住了，腿因去西藏也落下了病。”

    我与她又聊起来她和冯老晚年爱情生活的两地书。她说，冯老的记性好，办事细致，我给他的信他都存起来了，有几百封；他给我的信我只找到18封，其实一样多。只是我这个人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东西随便放。现在腿又骨折了，更无法自己去翻。说到这儿，黄宗英还幽默地说，我们俩之间的两地书可没有黄色的啊！很多当年的中老年人都非常关心黄宗英，当晚我把这次手机聊天整理成文，发表在2005年4月3日的《天津日报》上，题为《时空连线黄宗英》。

    董老家藏的名家书信，是一座文学宝库，董大姐为百花建立的丰功伟绩，激励着一代代百花人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