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教授治学治系的一个侧影

    蒙牛大勇教授信任，将其《二十世纪中外关系史论》慷慨地纳入“学术共同体文库”。作为《文库》主持人，我是非常感动、甚为感激的。

    大勇是北大历史学系1978级本科生，不才是1985级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故从学缘论，若高攀的话，大勇乃师兄。1985—1988年我读研究生时，大勇已毕业留系工作，但因为专业有异，故那时和大勇并无交集。不过，最近二十多年来，和大勇的来往越来越多，我视这位学长亦师亦友，大勇待我则敦厚如兄。无论是我主持的学术研讨会、张罗的跨学科友人聚会，还是“向故乡汇报：青州游子杨玉圣教授高校任教三十周年书法、学术暨藏书展”，大勇无不屈尊参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曾一度不自量力，想回母系做兼职教授、指导美国早期史博士生，为此大勇兄和王立新教授均写了言词恳切的专家推荐信。此事虽因故未成、无果而终，然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感恩不忘。

    大勇兄是一位有个性的学者，讷于言而敏于行。因为与人交往中的木讷，往往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印象，但深交后即知内敛、清廉、真诚，才是其本相。他在授课时的滔滔论才，更是众所周知。因为敏于行，故无论是担任副系主任、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还是系主任，他都以正直、务实、改革、雷厉风行而著称。尤其是执掌北大历史学系主任八载，大勇果断地把“一枝笔”的财务大权交给系党委书记执掌，以便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保障，而自己则对教学、科研尤其是教师队伍建设，倾心投入，一丝不苟，鞠躬尽瘁，不遗余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历任北大历史学系主任，大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如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田余庆先生、马克垚先生等）,大勇是从仕途甚被看好的北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岗位上，甘愿转回有恩于造就其为学者但又面临师资青黄不接、学科评比下滑趋势的历史学系担任系主任的，是系史上相对年轻的主任，但也是被田余庆等老前辈后来称许为“最有作为的三位系主任”之一。在其任内，从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波士顿学院、堪萨斯大学、德国德累斯顿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引进了罗志田、辛德勇、李剑鸣、钱乘旦、朱凤瀚、黄洋、王奇生、赵世瑜、王希、查普曼、穆启乐、桥本秀美、井上亘、朱玉麒、陆杨等著名中年学者，加上本系阎步克、荣新江、邓小南、王小甫、彭小瑜、李孝聪、董正华、王红生、王立新、陈苏镇、刘浦江、朱孝远、高岱等教授，和他此前在副系主任岗位上大力促成引进的房德邻、茅海建、杨奎松等教授，可谓名师云集，盛极一时。这些学者，或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或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或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或为教育部评选的国家名师，或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或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但作为系主任，大勇从未利用其权力为自己谋取上述学术职衔中的任何一种，可谓高风亮节。

    即使在行政事务上倾心尽力铸就辉煌，然仅就学术功力而论，大勇也绝对是他那一代学子中的佼佼者。本书所收论文，论时段，横贯一个世纪，包括民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课题，涉及二十世纪中外（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关系史、中美大学教育比较研究等；就资料而言，取材于中、英、日等语种的原始文献，其中不乏大量首次被挖掘利用的档案史料；论学术见解，往往推陈出新，将所涉历史问题的研究推进到新的学术前沿。德高望重的杨天石先生在本书《序》中，已经对大勇论著的学术品质给以高度评价，可谓知人之论。

    在这里，我想补充说说大勇一以贯之的学术公益精神。按照论著数量，与同辈学人相比，大勇虽说不算少，但也不算很多。其中的原因固多，但窃以为，若非长期担任行政职务，以大勇的执着、严谨和勤奋，他必定会有更多、更高水准的学术论著问世。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是有限的，既然担任了行政职务，又志在励精图治，那么，为了公共学术利益，必然要牺牲个人的学术事业。我深知他是那种一旦事情上手就必定全力以赴而力求尽善尽美的人，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办事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的人，不是那种“好官自为”又怕担责、懒作为的人。我常常私下为大勇的学术牺牲而惋惜，但同时又为大勇的公益精神所折服。因此，对其所遭受的一切挟私报复、被打压、抹黑而有失公正的待遇，我一直耿耿，难以释怀。

    本书面世之际，可能已是大勇兄退休之时。本书既是大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孜孜探索的部分学术记录，也是其献身学术公益的一个回报。

    我知道大勇尚有更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加以才思敏捷，笔力雄健，可望不久能看到他有更多的新著问世。大勇近三十年来所培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海内外大学和学术机构中担任正高和副高职称的学者已不在少数，其学术成果已陆续问世；这一军团的雄壮脚步声，学界已能听闻。退休，于一个学人而言，只是人生的一个分号；退而不休，才是学人的常态。摆脱了考核、教务和杂事的纷扰，尽弃功利的诱惑，大勇重获身心自由，正好遂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志，回归书斋，悠游林泉，无拘无束，上下求索。学术史一再证明：作为历史学学家，往往在“知天命”甚至“耳顺”之年后，才进入学术上的春秋鼎盛时期。是所望焉。

    （本文系作者为牛大勇教授著《二十世纪中外关系史论》所作的“跋”，该书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