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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翻阅民国史料时见识了一场关于地方志书修纂的辩论，现代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吴宗慈等参与其中，他们各抒己见，论及许多迄今看来仍有价值的问题，论述深透，卓见频现，鉴于涉及地方志书的讨论难得一见，因此整理成文，以裨益于学林。
上世纪40年代初，《江西文物》主编周维新在《江西民国日报》刊出了《对于修省志之感想》，他谈及清政府平息太平天国运动后，进入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乃下令重修各省府州县志，以粉饰文治，各地纷纷罗致科甲前辈从事。江西巡抚设置通志馆，聘请永丰人，道光十五年状元刘绎为主纂，因其年老体衰，无力撰述，由总编辑赵之谦草率编成。该志书体例沿袭旧志，内容简陋，挂漏舛误处甚多。不过，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只有江西如此，原因就是志书馆局责任不专，探访、编纂人员多庸手。1925年，江西都督方本仁为了笼络当地士绅，再次提出修志的计划，设立通志局，延请黄大壎为总纂，在籍旧翰林蓝钰、裴汝钦、张履璧，学界有文名者如熊公哲、王易、汪辟疆、余謇等，以及省内有权势的乡绅均被聘作纂修，省议会议员一律聘为探访。每月给予他们厚酬，设局仅一年即耗费十余万元，却因国民革命军入赣而无形解散，除了黄大壎一篇《上方督办修志意见书》之外，无片纸只字的成绩。40年代初，曾任北京教育部次长，因抗战爆发隐退赣州的陈任中上书省政府，主张重修省志，省政府应其请重设通志馆，令江西学人颇为感慨，认为在此国难、省难之际，百忙之中，仍然计及经纪文献，堪称盛业。但是关于修志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作者表露了自己的思考：1.“修志以搜访资料最紧要，撰述尚在其次。”上一版《江西通志》为光绪初年所修，已经过去六十余年，该时期出现了“我国有史以来之一大变局”，中日之战、戊戌政变、庚子事变、辛亥革命、讨袁讨逆、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战建国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礼俗等各方面无一不激烈演变。在此历史进程中，江西数次充当了矛盾冲突严重的战场，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城市乡村多遭破坏，导致各级官厅档案、世家收藏多随世变亡佚，因此提供人力、财力寻访搜集资料至关重要。2.“方志体例问题。”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过不少创见，提出过如“修志非视观美，将求其实用”，“志之为体，当详于史”，“史家不重文辞，方志之文，唯恐出之于己”“修志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新新相续，不得擅毁”等有价值的建议，但其所订志例已经不适用于当下，方志的依类分编应该依照事实，而事类往往随时代变化，或古无今有，或古有今无，志例自然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重视如何区分编目，发凡起例。
同时，他提示还须注意两点：1.“修志宜求实用”，即作出时代划分的规划，辛亥革命以前为旧时代，可以沿用旧例修《江西通志补编》，将难为旧志归纳的新事项增列其中，漏误之处则另辟一编详为校订。补编主要补录上次通志刊成之后三十余年的事迹，卷帙不能繁杂，从而与旧志并行不悖。民国成立以后为新时代，政法典制、社会文化均焕然改观，与旧志体例不合，可以定为《民国江西省通志》。如此则世代相承、自成体系。新旧亦不混淆，诠次可免纠葛，顺理成章。2.“不应徒尚文辞”，“不可仍蹈故习，滥用遗老遗少只粗习空文者敷衍塞责”，如魏元旷主修的《南昌县志》，每编首均弁以典雅古文，无非取材于“九通”，作为分类广泛的绪论与南昌本地故实并无相关，“以文论，非不观美；以志论，殊无意义。”在作者看来，志书文也需进行文学革命。而主事修志之人须是具有史学素养的通才，再辅以各种门类的学者，才能在鉴别裁剪时处理好文与史之间的关系。作者最后指出，通志馆的工作可以分为两期：前期为征集资料，方法有两种：1.公式采访，根据编目分请公私团体或个人义务性地供给；2.特种征求，通过各种形式发布消息，对于重要或难得的资料要给付厚酬。后期为纂编校印，总纂要给予厚酬，分纂根据稿件给酬，以免出现坐领干薪之弊。书成之后，不宜雕版，为了符合新时代的要求，避免做成过去那种数十册不便携带的旧式木版，并托付商务印书馆做成布面厚册。
不久，聂遯叟来信商议，指出多数建议深得其心，但对主张结束旧体通志，再沿旧例，编纂《江西通志补编》表示异议，以为最好对旧志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光绪年间所修通志陋劣潦草，但通志为一省文献的总汇，有关一省的体面，犹如族谱，假如修得不好乃全族之羞，通志修得不好，自然是一省之羞。前人修得不好，后人应该重修求好，若是明知不好还任其流传，只从而补之、续之，不免过于偷懒省事。旧志体例往往有成规，拘于义法，但它既然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同样可以像修新志一样对其进行根本改造。而最可厌的就是夹杂不清，也最为误事，对旧志变更体例，重加编辑就势在必行，如卷首训典可以取消；地理沿革表可以改用地图，以彩色印成，表示出政治疆域的变迁，以省却文字上的纠缠繁冗；如职官表、选举表空格太多，要分类设计重排，删除空格，使之更为明朗；如七略中那些大而无当，随处可用的描写，含混笼统、让人无从判断的记录，以及如同流水簿，属文抄体的内容均应该删除；如列传也要厘清订正，人物应该分层阶录入，国史、省志、县志应该依次载录不同人物，已登国史、省志者因流传已广不必再入县志，而自有志书刊行以来列女传即无人阅读，到了新时代更是如此，从仅有的某氏、某人女、某人妻，年龄等也无法获得有用信息，自是可以删除。
周维新对聂遯叟又有回应，认为现代一切学问，包括方志学均应以分类实用为主，方志书宜有三种形态：1.题材博大、收罗丰富的史料式的大型保存本，藏在公私图书馆，供少数人考览研究；2.繁简适宜、取精用宏的指南式的中型普及本，普遍流传于社会，供本地一般人阅览或外省外国人游历访察的参考；3.各色略备、简明整洁的教材式的小型特用本，专供中小学校乡土史地教学之用。每种志书有不同特点、要求，可以采用不同的纂修方法和模式。第一种用途稍狭，因仅作史料存在，力求完备即可，第二种不必一定官修，第三种由各县分编。
在此前后，周维新又撰写了《编辑各县乡土志献议》，指出编辑乡土志为抗战建国的一大要务，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必然需要完成此举。他认为我国有广大的土地，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以及极有价值、极为光荣的史地资料，可宝可爱的山川物产，可敬可法的名贤言行，可歌可泣的忠义节烈，所有这些足以启发青年学子的爱国志气与热情，迪导本地儿童爱国爱乡的情绪，由此可见乡土资源的重要价值。编写乡土教材纳入地方国民教育框架也是和少年儿童的心性深相契合的，人类认识事物总是依照亲疏远近的秩序，若儿童教育开手便教于全国性的知识，可能印象难以深刻，而且内容太多太杂，可能导致费力多、收效微的后果，如让他们从身边事物学起，加以推论联想、相互发明，则可活学活用、亲切有味。作者提到美国学者杜威教导学生应该学习的历史包括“传记历史”、“原人历史”、“政治或军事历史”、“经济或实业历史”、“智能历史（学术史和文明史等）”，而乡土志正好可以为此提供丰富的材料。因此，今后的历史教学，宜以乡土志为教授本国通史的起点，世界史的教授则以本国史为中心，如此必然可以提升儿童的家国观念和民族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编辑乡土志自然包含培养民族自信力，振奋国家精神的内在要求。作者认为以乡土志作为中小学教学用书，与县志、年鉴不同，它介于两者之间，新旧合参、详略得宜，可包括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乡贤列传和历代大事记或大事年表八大部分。具体写作时，最好用明洁活跃的文字，以引人入胜，并参用统计图表，让人一目了然，对材料要精于审择、巧于裁剪、善于诠次，尽量做到取材正确，力删浮文。
随后，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时任江西通志馆馆长吴宗慈刊出了《江西省通志人物列传编纂方法之拟案》，详细地提出了十六条拟案，其中比较重要或特别的有：旧志载录的人物，多以品类划分为名臣、宦业、理学、儒林、文苑等，这种划分方法不免拘谨，不少人各种品类可以兼入；另一个缺陷是伦序颠倒，子孙可能先于父祖出现，所以要将品类删除，改为列传，并以世代先后为次序。记载人物可以仿照司马迁《史记》，以县、年为纲，酌情结合以事相系的方法，如此一县一时代的人物梨然在目，朋辈交游、家族盛衰等也昭然可见，这种方法胜于那种纯粹以时代为纲，味同嚼蜡的依次排列模式。对于旧志记载的，删之事有不可，存之令人读而生厌的千篇一律的人物，用人物表列出，同时削除描绘他们的浮词，如政声丕著、所至有声，学问该博、通贯经史等，做到减少篇幅，以简驭繁。名人籍贯，应该依照地理沿革衡情论断，最好采用旧籍，不能勉强牵引名贤为本地增光。一朝有一朝的典制，地名或官名必须与当时的官制和地理沿革相符。宋末、明末的抗元、抗清义士因执笔者秉持避讳之念，略之过甚，需重新撰稿，力争详略得当；旧志带有避讳的内容，如抗清忠明人物往往称为僭窃或加以伪字，或称太平军为发逆、粤匪等，均需改正。有意思的是，他特别提到了名宦严嵩，指出分宜新旧县志出于各种考虑均未记载，但作者以为其文章、相业是不容抹杀的，必须列入，尤当客观地载录其事迹，点明其地位。
而卢印农读过吴宗慈《通志体例述旨》和邹鹄《重修江西省志意见书》后，在致友人辛际周之函中提出了不同意见，尤其反对吴、邹二人认为“星野”文字“非深究之言”而将其删除，他指出依星分野是上古失传之法，近代以来中西畴人在对其加以精研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测量经纬度的办法，可见它蕴含了科学的方法，对现代天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新志仍然应该存此一例，但要订正其内容，从而与现代地理科学的编法相吻合。现代地理学科大体包括天文地理、地文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政治地理）三种，星野即是天文地理，本身就是地理科学的重要构成，怎么可能是非科学的。他还指出吴宗慈所定体例将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混淆了，应该对某些“略”目和“考”目加以调整，才能让读者一目了然。吴宗慈读到此文，大为敬服，“按卢君此函，多精心独到之语。……学术之研讨无尽，改善之余地甚多。甚望吾省耆儒博学，均能如卢君就学术立场，恢宏其议论，不吝赐教，实本省文献之大幸，岂徒慈个人免厥愆尤而已哉”。
另外，吴宗慈尚有讨论方志学的专论《论今日之方志学》刊出，他首先作了定义，“汇记一地方古今纵横之史迹曰方志，研究此汇记之史迹，应采用如何方法，乃适用于今之世，曰方志学”。他指出学术的应用，有属于精神的，如哲学；有属于物质的，如科学，而方志学兼具了这两种功能。方志学可分为古方志学和今方志学，它们的区别在于应用范围的大小，后者的运用是极广的，在学术上的地位如同未发掘的宝藏、待开启的山林，国家、社会、家族、个人的一切问题无所不包，但凡欲改造国家、社会，修齐家族、个人者均可从中取材。他指出推进方志事业存在一大难题，即如何觅得专门的方志通才。方志对国家社会绝对有益，训练方志人才之道自然重要。修志人才，一须旧学根柢，二须科学常识，三须有史学修养，在社会递嬗之际需要兼通、融汇新旧，训练方法就是“讨论可以立会，讲习可以成班”，呼吁成立相关学会和组织相关学习班，但这是暂时之法，永久之法有二：（一）在大学史学系增设方志学课程，培养专门人才。（二）采纳章学诚“于各县设志科”之议，吴宗慈又作了拓展，认为各省方志每隔特定的时间会修一次，虽然纲目、名称改易了，但内涵并无多少变化，不过编制法有繁简之殊，文字表述有美拙之异。如此，这项工作既耗时靡费，所成志书也千篇一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志材储备之方法”，这就需要：1.中央内政部设全国方志资料库；2.各省民政厅设全省方志资料总室；3.各县设方志资料分室。相关机构成立后，凡县以内一切有关属地、属人和属事等均随时记录，誊成三份，县、省、中央各存一部，如此可避免放失残缺之患。最后，作者强调，当此国家多事之秋，重要的事务有两件：一是国防的整备，我国边疆要区，水陆亘延数千里，若方志修得其道，对山川海岳早有详尽确切的调查与记载，对于现在和将来的国防政策、举措大有益处；一是文化的推进，我国人文物产，冠著全球，若方志修得其道，则精神文化的发扬，物质文化的培育，早有切合时代的调查与统计，对文化的推行发挥巨大的作用。因此，方志的重修势在必行，而且须以新的方法和新的范式来规划和完成。比照现状，我们会发现吴宗慈提出的有效建议，如培养方志类人才，在县级及以上层次设立相关的机构等均已实施，确实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方志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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