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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成就不仅超过了民国时期，而且整体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摆脱断代史的束缚，跨越断代的壁垒，把中国古代史作为一个整体，对历史进行更长时段的考察是近年来境内外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突出取向。
□现在古代史研究有一种有学问没思想、有文章没问题、有问题没逻辑的“三有三无”现象值得反思。
□要防止把对“碎片化”的批评等同于对“微观研究”的批评。只有那种脱离了宏大关怀、支离无根的“碎片”，才是应该予以批评和反对的。
□要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内容，构建中国话语和话语体系，实现中国历史自身主体性的重建。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壮丽的气象。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中国史学呈现出空前的面貌。为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历程与成就进行梳理与总结，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课题组与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于2018年12月22日在济南召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会聚一堂，对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共识。
“在场”者的历史值得珍视
2017年，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主持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课题研究。按照课题组的设计，《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准备分5册撰写，民国史学史2册，建国之后70年的史学史2册，港台史学史1册。王学典教授在会议上阐述了组织这次会议的初衷。他指出，相对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基本上都已经尘埃落定，撰写相对超脱。最困难的是近四十年，因为这是当下的历史，人们都期待在其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撰写近四十年的史学史，堪称是一场学术冒险，甚至是一场道德的冒险。这个座谈会是写这一卷的第一步。来自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亲历者的回顾、感受、归纳和总结，最为宝贵，格外值得珍视。吸收创造者、亲历者的意见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偏见，对20世纪史学史研究有巨大价值。课题组拟请古代史专家们提供智慧，今后还将汇聚近现代史、专门史的学者进行研讨，以充分吸纳学界的观点。与会学者对王学典教授的设想予以充分支持。他们从各个角度证实了亲历者的“在场感”，并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四十年成就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会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估四十年来中国古史研究的成绩。诸多学者以“在场者”的身份证实，过去这四十年，中国古代史各时段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苏州大学臧知非教授认为这四十年是多元并进相互激荡的时期。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认为，新史学是清末民初启动的，但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学术研究并未从容进行；接下来的建国前17年的史学研究受制于时代局限，有很多局促的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史学研究又发生了扭曲。相比较而言，这四十年是史学研究最好的时期。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认为，近四十年来的唐史研究、唐代文学研究都堪称黄金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教授等宋史学者认为，与其他断代相比较，宋史研究的四十年成就尤为显著。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指出，清史研究在近四十年中的发展、变化、进步，与此前不可同日而语。
学科的重建与新生。与会学者公认，学科意识的觉醒、学科的重建、学位制度的重建、学术机构的恢复与重建几乎都是从无到有的。改革开放之前，受政治影响，学术发展路向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曲折。“文革”期间，学术研究无法开展，教学活动基本停滞，学科体系名存实亡。改革开放之后，各学科领域慢慢恢复、重建，并逐渐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各领域学科体系的大体架构得以确立，各专业的知识体系得以完善，各学科的版图基本绘制完成。当下，国内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形式越来越多样。这些“从无到有”是近四十年来真正的辉煌，也是民国时期的学术所无法比拟的。
方法与范式的更新。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的增强，是近二十年史学界的一大变化。2000年之后，不少有牵动的议题是由大陆学界引领、许多国家和地区学者共同参与的。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教授、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以宋代历史为例指出，应从历史实际出发，跳出断代的局限，从贯通的视角来重建宋史研究的的新范式。在21世纪初，大陆宋史学界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的自觉还限于部分学者，但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自觉趋于强烈。包伟民认为，相比较各个其他断代，从事宋辽夏金时段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传统史料翻掘将尽的情况下怎样找到新角度新议题。新议题的开拓实质是对旧范式、旧研究领域的抛弃。陈尚君教授依托唐代文学研究，就文史结合的问题进行了阐发。他指出，历史研究的许多方法和史料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最基本的、最过硬的立足点。例如在唐史研究中，最近几十年大量出现的石刻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材料，而敦煌文献则提供了关于唐代社会的立体的万花筒。
研究态度、研究宗旨趋于理性。黄爱平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郭培贵教授以明清史研究为例，指出过去从政治出发、严重政治情绪化的研究倾向大大地淡化了，甚至是不存在了。人们研究的态度越来越客观、实事求是，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实事求是。
对重大理论预设的反思。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认为，古史研究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就是在社会形态分析框架方面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原意，这是一个全局性的突破口，突破了改革开放之前、“文革”之前对整个先秦史的基本定性。他指出，近年来引进或提出的早期人类社会进化的酋邦理论、早期国家理论，都有重要价值。例如，酋邦阶段就对认识前国家社会的发展过程非常重要。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都不可能直接从一种平等的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国家。在平等的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加上酋邦阶段，对于国家产生和起源研究，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楼劲研究员评析了影响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五种理论；唐宋史专家们就“唐宋变革论”等理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说。
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楼劲、郭培贵、黄爱平、山东大学刘玉峰、厦门大学郑振满、中山大学刘志伟等等各个断代史专家都谈到，几乎各断代的研究者都对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制度史、宫廷史、地方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女性史、移民史、心态史、身体史、日常生活史、医疗卫生史、生态环境史等新领域进行了开拓，过去难入人们法眼的社会生活、社会群体、民间社会、民间信仰、城市发展等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同领域之间还出现了融合，比如研究政治史和社会史、经济史等等融合起来。还出现了故宫学、科举学、长城学等一些专学。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大大拓展了，除了皇帝和历史上的正面人物，臣僚和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纳入了研究视野。曹家齐以宋史研究为例，指出研究城市、乡村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状况问题为基础的财政社会史是宋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宋代士人的文化生活也成为比较集中的一个兴趣点。此外，近些年浙江省南宋中心推出了数十本的南宋史研究丛书，尽管里面也有良莠不齐的情况，但这么多成果打包在一起，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哪个断代史研究也没有近几年密集地推出这么多。还有不少学者指出，政治史回归是当前的重要趋势。
史料范围及数量迅速增长。许多学者指出，最近四十年研究的热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史料的驱动。沈长云教授指出，田野考古的发现、地下出土文献的运用促进了先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历史与考古的结合提出新问题，探讨新的未知的东西，取得很大的收获。他指出，既要尊重传世文献，善于分析，同时又不能放弃对古书真伪以及时代的考察。要坚持历史与考古的结合，通过对史料的具体考证，辨别其价值。臧知非教授认为，秦汉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秦汉简牍的整理研究。简牍资料有力推动了先秦、秦汉、魏晋时期的研究，同时把秦汉史研究真正予以国际化。复旦大学仇鹿鸣副教授认为，对新材料的重视是魏晋南北朝研究比较鲜明的特征。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对于大量墓志石刻材料的发现、利用促进了北朝史研究的繁荣。曹家齐教授认为，注重新史料，注重史料范围的扩大，不断呈现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拓展史料范围的趋势，是国内外宋史研究的共同取向。郑振满教授、赵轶峰教授都指出，大量的史料发现和公布，大量史籍的影印和出版，出现了明清史“史料大爆炸”，形成“海量史料”的局面。黄爱平教授指出，在清史研究方面，文献档案整理的出版，比如清实录、清档案以及碑刻、契约、满文资料的翻译、域外汉籍的回归和出版都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国家清史工程，在前将近十五年，专门有文献档案的两个机构，专门做清代文献和档案的整理、发掘和出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互联网加快了史料的拓展、储存、检索、利用，对历史研究作用巨大。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指出，近年来谱牒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过去把家谱作为封建宗法制度的象征，很少有人研究，而是破坏销毁。修谱作为修史的底层活动更是不可能。改革开放后,谱牒学在“寻根热”的大力推动下，形成规模。一大批家谱文献目录出版，对家谱资源的调查研究、对家族迁移的描述、对家规家训材料的清理讨论等，都是重要成果。
对各个断代的认知在广度和深度上得以拓展。沈长云教授指出，在先秦史研究方面，“走出疑古”的讨论提高了对古书、古文献的理性认识。臧知非教授认为，在秦汉史研究方面，经济史研究得到系统化。通过对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工商业形态、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国家权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国家权力异化等等进行分析，形成了关于秦汉经济史的一套理论与认识；思想史研究跳出了传统思想史价值判断、价值先行、事实跟进、思维二分的模式，开始把思想与社会联系考察；社会史研究不是社会生活的简单复写，而是在事实考察的基础上上升到价值层面，进而探讨人的价值追求；边疆治理奠定了此后中国在制度、政策、思想上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颇有成绩。楼劲研究员指出，魏晋南北朝虽属乱世，但实际是十分重要的转折及蕴蓄期，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巨大影响。陈尚君教授、刘玉峰教授都认为，近四十年唐史研究处于黄金时期，收获巨大。在宋史研究方面，包伟民、李华瑞等教授认为，人们认为宋代历史是积贫积弱，把宋代的成绩看的比较低，宋史研究在各个断代中也比较落后，但近四十年宋史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类型的时期，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古代史中甚至可以说是空间绝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晓研究员指出，在元史领域，研究阵地从零星几个发展到遍布全国，研究范围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研究重点从融通转向细化再转向专门化。赵轶峰教授指出，明清处于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末期，与现代社会直接关联，是古代中国史和世界史关联最紧密的时期。与其他断代相比较，明清史根基稍浅，文献资料又最多。黄爱平教授指出，四十年清史研究中最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原来被古代史和革命史分割的清史获得前后贯通，进而带来整个清史研究的兴盛和发展。相对于其他断代史研究来说，清史研究对象过去是割裂的，清史前半段是古代史的小尾巴，人们对其评价很低；而1840年以后的清史研究又是从革命史、近代史的叙述模式下展开的，而非从清王朝的角度讲清史。改革开放以后突破了教条主义研究框架和模式的束缚，打破了过去人为地把清史一刀两断劈成两截的壁垒和界限，对清朝从开国到发展、鼎盛再到衰败、灭亡的过程进行了完整的探讨，使得清前期的历史摆脱了古代史附庸、附属尾巴的地位，清后期的历史突破了革命史叙述模式，清史成为完整的王朝历史，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得到了研究。这是清史研究领域一个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21世纪以来，清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更加迅猛发展的阶段。清史研究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新修清史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的开展。郭培贵、黄爱平教授还都指出，明清史的研究视角、方法和研究领域也日趋多元化。明清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这一点与明代以前的断代史研究有所不同。在明清研究方面，学术界普遍认同、自觉强化了全球化视野。
四十年古史研究的若干趋势
学者们在会上还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古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趋势。
中国古史各断代研究中心已从海外回归中国大陆。与会学者公认,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成就不仅超过了民国时期，而且整体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李华瑞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之前，台湾和日本是两大宋史研究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以大陆为主了。虽然有些具体问题境外的研究还是很精深，但从整体角度来看，现在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已经在引领日本和台湾，已经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指出，元史学科作为“不中不西之学”，涉及到很多来自边疆、域外的多个民族的史料和语言文字，有强烈的国际性。蒙元史的研究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法国、俄国、日本，而不在中国。经过几代元史学者的努力，老一代把蒙元史研究的中心拿回中国的愿望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郑振满等教授指出，明清史研究现现在也已经处于国际上比较领先的位置。
古史研究风貌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显著转变。2000年是四十年史学研究进程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曹家齐教授、黄爱平教授不约而同地以2000年为界，将近四十年的宋史、清史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曹家齐教授指出，2000年前后，宋史研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更新换代。这个更新换代除了学者的更新换代，还有学术理念和主要议题的大转变。2000年之前，宋代经济史的研究阵势十分壮观，但2000年以后，宋史研究普遍从经济史转向政治史、文化史。而且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和境外的宋史研究有很多方面方向是一致的。黄爱平教授指出，四十年的清史研究也可以分成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大体也是以2000年为界。清史研究前二十年主要是打破坚冰、冲破壁垒、拓展领域、夯实基础、回归自身；近二十年，清史研究得到从中央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研究视角、方法和研究领域日趋多元化。与会学者认为，这一转变主要是由学者的代际更替，即1950及196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学者成长为研究主体所带来的。
古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力日渐扩大。这在宋史、清史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包伟民教授、李华瑞等教授指出，宋史研究的新进展刷新了人们对宋朝的看法，甚至在社会上赢得了大量的“宋粉”。这种进步有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有这几十年中国国力提升促进了对民族历史的反观，但学术研究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黄爱平教授指出，清代历史的粉丝更多，更加火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通俗读物增多，还有清宫剧的盛行。很多年轻人看了某一部清宫剧甚至就萌生了研究清史的愿望。清史研究由冷转热，甚至是转“火”，至今仍在持续当中。
反思与呼吁
会上，学者们对几十年来古史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同时对未来史学研究的取向提出了建议。
跨越断代研究的壁垒。摆脱断代史的束缚，跨越断代的壁垒，把中国古代史作为一个整体，对历史进行更长时段的考察是近年来境内外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突出取向。李治安以及刘志伟、郭培贵、臧知非、郑振满、赵轶峰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指出，分工太细、分段太细、过度专门化是目前断代史研究的缺陷。郭培贵教授指出，没有一个对通史的基本视野，对某一时段的各领域各方面缺乏综合的了解和掌握，很难做出优秀的断代史成果来。臧知非教授指出，要警惕把断代史做成一个时间很短的专题史的倾向。他认为，断代史学者的天职是要全面覆盖断代史。郑振满教授指出，断代史研究与专门史研究等各领域之间缺乏对话、缺乏基本的共识、缺乏总体的理解、缺乏自成体系的东西是现在的一大问题。曹家齐教授指出，越来越倾向于摆脱断代史束缚，力求更长时段考察历史现象是近年来境内外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现象、共同取向。赵轶峰教授、刘志伟教授指出，打破断代壁垒，将不同时段的研究者汇聚一堂，共同回顾各个断代以至于整个历史学科四十年间的发展，这是四十年来的第一次，机会非常难得。他们认为，今后如果能有更多类似今天的场合，不同领域的学者、不同朝代的研究者加强接触、研讨，经常一起对话，就能够把很多问题想得更通一些。
对理论与史料的关系进行再平衡。沈长云教授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搞教条；要坚持对外开放，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臧知非教授指出，现在古代史研究有一种有学问没思想、有文章没问题、有问题没逻辑的“三有三无”现象值得反思。郑振满教授指出，有不少人甚至还不知道哪些问题是基本问题。刘志伟教授指出，需要形成基于新的历史解释的对话平台、框架和范式。包伟民教授、仇鹿鸣副教授等指出，在一度失去了大的整体框架后，许多讨论所涉及的理论其实是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于日本的影响，如所谓的唐宋变革论。事实上，日本学者的不少讨论是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脉络下展开的。黄爱平教授指出，理论指导方面的弱化，就是唯物史观的弱化，这一点也反映在清史研究当中。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是清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臧知非教授提出，历史研究要秉持历史和现实统一、逻辑和历史统一、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统一、辩证逻辑和实证逻辑统一的理念。
批评作为“伪微观研究”的“碎片化”现象。臧知非教授、黄爱平教授等人都对当下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碎片化”现象提出了批评。仇鹿鸣说，过去老一辈学者做断代方面的一个研究或者是做所谓跨越断代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这个断代的根本性问题，但对于新一代学人来说，这样的意识似乎已经开始淡化，只读本时段的书，甚至只研究断代史的某一个方面，不看研究其他时代的著作，也可以做不错的研究了。这种倾向堪忧。郭培贵教授则强调，要防止把对“碎片化”的批评等同于对“微观研究”的批评。学者们一致认同，微观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基本形态，就如同一砖一瓦皆为房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价值并不会因为取材之“微”而受到影响；只有那种脱离了宏大关怀、支离无根的“碎片”，才是应该予以批评和反对的。史学的功夫一般来讲恰恰是在微观研究当中练出来的，希望对碎片化的批评慎重，不要动辄就批评碎片化。刘晓教授认为，我们很可能正处在从“碎片化”的细部研究跃升到新的理论高度的过渡期。仇鹿鸣指出，所谓“碎片化”的原因是失去了大的理论关怀。僵化的教条打破了，但同时失去了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的线索，这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呼吁在与海外学界加强互动的同时重建中国历史自身主体性。赵轶峰、郑振满教授谈到，四十年来的中外学术互动带来了古史研究的反思、调整、回应。楼劲研究员认为，过去有一种“抱怨式史学”，认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不幸都是古人造成的，以批判自己的历史来作为价值取向，这在其他国家、其他民族都是很少见的。不少学者指出，从向世界开放转向对本土的关注也是新的研究趋势。要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内容，构建中国话语和话语体系，实现中国历史自身主体性的重建。
一些学者还提出来一些其他的真知灼见。沈长云教授认为，要真正认识到史料的价值，继续加深对传世文献的研究；历史学界和和考古学界一定要结合，一定要对话，一定要沟通，坚持历史与考古的结合，才能把大历史写好。楼劲教授提出，整个改革开放四十年成就很大，但是学脉断续问题也需要反省。他说，原来的视野肯定要改变，但今天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在方法上变的太多、太快，以至于实质性的研究推进并不多，就像总是在提供图纸却建不起来房子。他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理论和方法、史料和观点的问题，避免在方法上变来变去，才能让我们的学脉真正延续下去。刘玉峰教授谈到了他的忧虑：目前的一些新的理论工具，包括新的理论方法和思路多元化，即社会科学向历史学的广泛渗透，虽然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与空间，但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受到了挑战，特别是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挑战，让人感觉历史学会不会在未来遭到肢解。赵轶峰教授呼吁多开展学术评论。仇鹿鸣教授建议抢救一些回忆性的记录，抢救当代活着的学术史。臧知非等不少学者对一些问题和方法的陈旧、抄袭与“洗稿”等学术不端现象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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