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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岁的美国作家李翊云即将出版五年来的首部长篇小说《理由结束的地方》（WhereReasonsEnd）。
无论是不是巧合，兰登书屋择定下周二（2月5日）发行这本不足两百页的新作。那一天正好是中国的农历春节。
这是一部非常悲伤的小说。2012年，在严重抑郁的状态下，李翊云两度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将这段经历写入五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活写给你生活里的你》（Dear Friend,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回忆暴君般的母亲和宿命论的父亲，并力图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活？
就在这本书出版几个月后，她十六岁的长子自杀了。
又过了几个月，她投入了新小说的写作，在书中想象一个母亲在儿子尼古拉自杀身亡后与他展开对话。
《纽约时报》年轻的书评人帕鲁尔·塞加尔提前读过此书后认为，与李此前小说的按部就班明显不同，《理由结束的地方》通篇渗透着刻意为之的“冷漠、生硬和乖僻”。母子之间的对话——有时是辩论——总是无关感情，而更像是抵挡感情巨浪的堤防。“悲哀”“痛苦”和“创伤”这些字眼一下子变得不可信了。它们是陈腐的公共语言，难以精确描述个人的感情。
“你怎么可能把火山爆发一样的悲伤与一个人心里的、仍然像死胎一样的悲伤作比较呢？”书中的母亲问道，“别人说悲哀像潮水一样来而复去，可我不是防波堤，我不是小船，我不是一尊留在礁岸上的雕像，用以检验它的耐力。”
英语是李翊云成年后才掌握的外语，但她格外珍爱这门语言。她可以用它写出自己心里真实的感受。但即便如此，她也对一个又一个有关悲伤的词语产生了怀疑。书里的尼古拉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断就某个词的正确用法与母亲展开辩论。
李翊云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全力完成了写作。此后除了个别的字句，她再未修改过手稿。它已经成形了。它已经是它应该的样子了。
“这本书催逼着我去写它。”李翊云上周告诉《每日电讯报》的邓肯·怀特，“我现在当然明白了那个时候必须要去写这本书。它是在某种东西的中心写的。我不喜欢打比方，但我还是打一个实在很糟的比方吧：飓风眼。那里格外安定，格外寂静，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接近了某种绝对。”
在书中，她没有去指责或分析尼古拉的完美主义。她宁愿不追问理由。“把尼古拉所做的事称作难以解释，就像把一只飞到新大陆的候鸟称为迷失。”书中的母亲这样想，“谁能说那只迷鸟没有改变航程的理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难以解释的——我只是不想去解释：母亲的职责是把东西盖好，而不是掀开。”
新书出版之前，李翊云基本上完成了另一部小说的写作，现在正在做第一遍修改和打磨。
在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活写给你生活里的你》中，她曾阐述过为什么不能停止写作：
“去年处在困境当中时，我读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笔记。‘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活写给你生活里的你。’曼斯菲尔德在笔记中写道。我读到这一句时哭了。它让我想到多年以前那个男孩，他无法停止在信中寄送他梦想的设计。它也让我想起为什么我不愿停止写作：一个人写的书——过去写的现在写的将来写的——就是它们要尽力不去说同样的事：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活写给你生活里的你。从一种生活到另一种生活是一条多么长的路啊：可是为什么要写作呢，如果不是为了那种距离；如果事情可以忘记，如果每一个从前都能被一个以后所代替。”
她有丈夫和小儿子，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们需要她。她将继续生活。她要在理由结束的地方找到继续下去的理由。她写道：
“‘火车停了。一列火车停在两座车站之间空旷的原野，此时你不可能不把头探出窗外，看看到底怎么了。’曼斯菲尔德在生命行将结束时写道。这是生命的必然：火车出于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总会停在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之间，它们都让这一个现在看起来好像无路可走了。但正是这种无路可走才是人要加以利用的。你看窗外：水稻田和紫苜蓿地已是遥远的过去，代替它们的是葡萄园和扁桃园。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也许这就足够成为一个理由，让旅程继续向前。”
李翊云1972年生于北京，2012年成为美国公民，先在戴维斯加州大学任教，后转校普林斯顿。
她于1996年赴美研读免疫学，逐渐开始英文创作，2002年入读著名的艾奥瓦大学作家工作坊，三年后一鸣惊人，以短篇集处女作《千年修得共枕眠》赢得世界上奖金最高的短篇小说奖——首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2010年，她出版了第二本短篇集《金童玉女》。两部长篇小说《漂泊者》和《比孤独更温暖》分别出版于2009年和2014年。
李翊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也是仅有的一本书是《吉尔伽美什的故事》。
2016年，这本书付印前，她要求审阅译稿。除了几个字之外，她做的仅有的改动，是在书末加上了这样一句献辞：
“给我的孩子，恪谙和恂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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