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的里分与里分中的汉口

    我出生在汉口的里分，童年和少年也都是在里分度过。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都是里分的孩子。我们做游戏，串门子，都来往于里分、出没于里分。当我们穿行于里分的小巷，就好像在汉口的血管里穿行，没有里分的汉口，就如同没有四合院的北京，没有石库门的上海，失去了它的精魂。

    然而，汉口的里分终于快速地逝去。2015年，我来到我曾经度过十六年年华的汉安村。这里已是一片荒芜，小巷里杂草及膝，一栋栋楼房窗毁门坍。我默然，不禁想起宋人孙觌的诗句：“万里归来悲故物，铜驼埋没草齐腰”。

    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董玉梅著《汉口里分》一书时，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

    董玉梅是武汉市地方志《春秋》杂志的主编。长期浸润于武汉历史文化的氛围，她对汉口的城市建筑、武汉的城市历史充满感情。有了这份感情，就有了她的《汉口里分》。这本书详考武汉里分的历史，叙说它们的故事。而为了厘清里分的历史，讲好里分的故事，作者曾经付出巨大的努力。书中有一个情节，我印象尤深。作者在撰写“里分与红色革命”一节时，发现关于向警予被关押的里分回忆不一。她根据《申报》及向警予警卫员提供的线索，一次一次从原军法处走出，搜遍周边里分，去寻找那个“离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很近，规模不大的看守所”，终于发现了不起眼的裕润里，又通过访谈和文献检索，终于确定，向警予不是关押在原来认定的余记里，而是关押在裕润里，牺牲在余记里的空坪。对于向警予烈士来说，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一笔。而作者对历史的负责、对向警予烈士的敬意，都呈现在这一细密的考察之中。

    然而，这还不是我高度首肯《汉口里分》的主要原因。

    汉口自开埠以后迅速发展。工商业金融业汇聚，历史名人云集，市政建设迅速发展，这都是武汉城市史的重要内容，但是，迄今的武汉城市史论著，多关注宏观大历史，而对汉口的里分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汉口的历史和里分是密切关联的。如果说，汉口是一个骨架，那么里分就是它的血肉。据作者综合分析，从1900年里分开始建筑到1938年武汉沦陷里分建筑基本结束，汉口的里分总数约为580条。这些里分纵横交织，构成大汉口的血管。如果离开了关于里分的研究和叙说，怎么能说清汉口的历史，讲好大汉口的故事？庆幸的是，《汉口里分》一书，弥补了这一视野的缺失。请看第二章“里分建筑的各类业主”：工商业者和里分，军阀、官僚和里分，金融业和里分，企业和里分，天主教和里分，会馆、善堂和里分，洋商和里分。还有第三章“里分与近代工商业”：里分与工业，里分与商铺，里分与百年老字号。以及第五章“里分与历史事件”：里分与辛亥革命，里分与红色革命，里分与战时首都，里分与名流等等。这些内容不是武汉市城市历史至关重要的内容吗？我们书写武汉历史、汉口历史，怎么能缺失它们？

    汉口里分的历史跨越将近百年，除了岁月的侵蚀，还遭遇了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文革时期居委会主导下的乱建，我曾经居住过的汉安村，房屋顶层是一个和建筑面积一样大小的平台，楼层的居民夏天时可以在平台上纳凉，看天上的星星，这个建筑样式在全国的民国民居建筑中是罕见的。但是文革中，平台上搭起住房，房屋的风格大大破坏。其他里分也都不同程度遭到各种破坏。更致命的打击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里分拆除。正如董著所统计的，“20年时间内，城市建设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近400条里分，仅存的里分已不足百条”。她更尖锐地指出，“数十年来，虽有保护里分的声音，也有保护里分的措施”，但即使被文件纳入武汉市文物保护范围的里分仍然被无情拆除。其实，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并非每日求新，每日求变。我到过彼得堡、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每每为它们保存的中世纪建筑而心醉神迷。即使华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德国法西斯炸毁，战后华沙重建，一尺一寸按照中世纪华沙的风格恢复，而不是在废墟上去建设一个马路宽阔、高楼大厦、玻璃幕墙的全新的华沙。如果彼得堡、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华沙也是日新日日新，每天不一样，如何能保持它们的古都文化特色，在今天仍然闪耀不朽的文化光彩？因此，如何停下脚步，对仅存的里分妥善保护，少一些商业考量，多一些文化关怀，是考验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