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英语”中的诗性沉思

    金雯的新书《被解释的美》以“英语的方法和趣味”为副标题，收录了她多年来写作的关于英语学习、阅读和写作的四十余篇札记。较之体系完备、立论严谨的高头讲章，书中的文章犹如散珠落玉，具有随感、片段的特性，我们从中看到的并非整体性的“林”，而是一株株摇曳生姿的“树”，凸显的是“写作者自身”的经验和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提出的问题仅仅是以私人趣味为导向的。如她在“序”中所说，这本书是“以文字为进出世界和心灵的口令，越过经验边界的一枚竹筏”，其中涉及了作者对“语言文字”在当下中国大学的中英文学习中所承担的职责和所起到的作用的思考，其实蕴含了大学文科教育的“大”问题。

    我们无法忽略此书背后的金雯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英语系教育背景，严格的国外学术培养，中美两国的授课经验和回国后在英语系和中文系的“跨界”，经历的丰富性自然使她有更多可以授人以渔的地方。从始至终萦绕于书中的问题是“我”与英语的关系。但是“英语”又为何物？这在书中却并不是确定性的，而是问题化的。

    对金雯来说，语言并非义理的载体，而首先是一种“术”。因此，全书洋溢着一种朴素的实用性，既解答英语学习者常见的困惑，又提供某些语言进阶之法，更以过来人的拳拳之心指导刚踏上学术之途的青年学子如何参透个中关节。其中有操练口语的要点、谷歌翻译的利与弊、怎样通过文本分析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the的用法、电邮的表达方式，乃至于怎样用笑话训练语感，如何在国外学术会议上寒暄等等。不妨说其写作的初衷的确是做一叶渡海之舟，并不在脱离日常经验的纯思辨层面多做盘桓。

    但即便如此，本书也完全不同于新东方阅读解析或实用英语写作指南，因为虽有实际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本书却源于个人意识中的意趣和兴味，尤其是文本细节的关注，饱含着单纯、细腻的感性。更进一步说，那些对介词、副词用法的举隅，对文学作品中词语的玩味剖析，以及前述的那些实用英语技巧，虽然看上去不过是宽泛的方法论，但其着眼点却在于“英语”所引发的主体意义实践问题，即“语言”是如何塑造了“我”的经验，如何使“我”建立起审美趣味和写作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如金雯所说，“语言决定了我们做什么样的人”（第17页），我们是通过“文本”与“我”的互动来塑造出主体感知结构的；另一方面，“我”又是如何反过来挑选和评价语言，即通过阅读、写作和教学，参与到关于文学教育和人文素质培养的反思之中。

    这里说的，不仅是《被解释的美》中屡屡出现“悲哀的副词”或者“出人意料的介词”一类的感性表达。更重要的是，其所举的例子对急于应考或出国的学生来说可能过于“文学化”，如果以“工具性”标准来衡量其实并不那么趁手。比如在论及如何从影评中学到优美的英语时，她指出A.O.司格特对影片《赎罪》的评论将电影的轻慢浮夸用独具风格的文字比喻为“‘sputterstoahalt’，即像一辆坏掉的车子那样吱吱嘎嘎地停下来”（第36页）。在论及副词时，引用翁达杰的诗把副词称为仪态芬芳的女性，蕴藉隽永，有一种“油墨未干的样子”，而形容词则“混合了一种‘阴险’的饮料”（第98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对英语词语近乎词源学家的好奇心，在《我爱英语词》和《从词语看世界》这两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到词语本身带给我们的感受的鲜活性，如“ceru⁃lean”（深蓝）这个词的鲜明性让人感到的“愉快”，“ensorcell”（魅惑）所带来的不同于enchant、enthrall、fascinate等近义词的“凸显被勾魂的崇高感”的新鲜性，又或者“sly”（狡猾）比起scheming、plotting等那种轻快、活泼的调子（第165页）。正如萨义德所说的：“词语正是人体运动的一种延伸和象征……差异或分殊存在于细节之中——就像同样的词语在不同语种里有对应和变化多端的词源一样——那是理性所暗含的无理性的喧嚣事实。”（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也就是说，相对于逻辑性、化约性的义理和逻辑，词语通达的并不是要表现的事物本身，而是隐喻性地表征了事物是以怎样的状态存在的，这一对微妙语感的追求在与丰富复杂的人类经验和历史现象的对话过程中显示了自身的深刻和力量，形成了远远超出了扁平化的“术”的范畴的诗性意味。

    在阅读《被解释的美》时，我们时时会被金雯对词语本身的质感、色泽和温度与生俱来的敏感所打动。对她来说，一个词语所具有的不仅仅是词典上的抽象意义，而是在不同的境况或文本中呈现出视条件而定的意义，而最终这种特定的意义又处在和其他意义毗邻的关系系统之中。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对mind（头脑）这个词的词源学和关联性的解释。她认为，古英语中和意识有关的词要么是hige（与心脏有关）要么是sawol（上帝赋予的灵魂），直到17世纪现代科学发达后表达意识的词才变成了mind。在列举了乔叟、莎士比亚和洛克笔下出现的mind这个词之后，她强调在不同作家手中，mind总是被不同的隐喻和联想所指涉：在爱德华·扬那里，头脑是被silkenthought（丝线般的思想）包裹的虫子（worm），在丹尼尔·笛福那里，是一个以理性控制住欲望的君主（monarch），在阿斯特尔那里，是一面需要不断返观的镜子（glass），在伊丽莎白·海伍德那里，是隐士居住的小室（cell），在洛克那里，是等待着涂抹的白纸（white paper）（第171—174页）。这一系列语文学式的举证显示了金雯广延博雅的思维方式。对她来说，词语中存在着许多相邻的脉络：worm、monarch、glass、cell……它们彼此互补，但并不形成统一的意义，而是展示了多种异质元素并存的共时性空间。

    于是，这种浸透了诗性思维的新的感性就和大学体制内英文教育的工具化和中文教育脱离原文的义理化形成了某种对话，“在中文系和英文系的教学经历给了我很多启示，中文系的同学对语言不是那么喜欢和重视，研究外国文学的时候习惯读译文。而外语系同学因为要投入大量时间练习外语阅读和写作，在文学和文化上就容易兴致阑珊，涉猎肤浅”（《说在前面的话》）。我以为，她对诗性和美文意识的呼吁体现了一种对以“形象”为基石的“文”的重视。但本书中的“文”不仅仅是风格层面的，更在认识论和存在论的层面上发挥着作用。

    在认识论层面上，“文”首先是一种书写体语言（écriture）而非口语体语言，不受透明、单一的意义束缚，而是向多个角度扩散。所谓书写体，指的是“文”必须在“写作”自身的历史中加以理解，也就是词语和词语之间形成的固有关系远比词语所指涉的对象重要。比如，日本文论家柄谷行人曾强调，日本古典的“叙景”文学并不是对景物的客观描摹，而是来自于“汉文学的意识”，“对于他们来说，风景不过是语言，是过去的文字”（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被解释的美》中，写作从来就不是把文字背后的“义理”呈现出来这么简单的事，换句话说，作为书写体的“文”不是中性的，而是要和“过去的文字”发生呼应，形成多姿多彩的修辞和文体形态。如《说文解字》所说：“文，错画也，象交叉”，作家不光是被表现的对象所吸引，更是被文字本身的诗意所吸引。金雯在书中一再强调“修辞”和“文体”，可以说就体现了对于“文”的不透明性或物质性的认识，这也构成了本书独特的审美意识。她认为英文学习最理想的状态是“以听说读写能力的系统提高为基本要求，以对文体的拿捏为最高标准”（第20页）；她期待文字工作者“能理解文字的潜藏之义，弦外之音，也希望能随心所欲地在不同的文字风格之间切换”，“如果我们在英语中能像在中文里一样使用不同的文体实现不同的修辞效果，渲染不同的感情色彩，那就是迈出了跨越文化隔阂的重要一步”（第16—17页）。这方面的例子在本书中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一隅，《傲慢与偏见》中丽兹给达西的信中，提到人回顾过去时应该只回想快乐的事，而忘记那些令人惆怅的事。金雯指出，这段叙述看似普通，但如果我们要探究“nostal⁃gia”（怀旧）这个母题/隐喻所蕴涵的深意的话，就必须将其置入同时代各种文学和非文学的话语中进行“文史互文”的参照比较，这样就可发现时人多将“nostalgia”（怀旧）视为病症，而奥斯丁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提出回忆必须为现在服务，实际是把怀旧正常化和“去病症化”了。于是，小说中作为母题/隐喻的“怀旧”，便隐隐然在与同时代文本互文和对话的过程中打开了全新的意义空间。

    这一对修辞和文体的不透明性的强调，与其说是某种审美主义的残余，不如说是金雯对文学所能赋予我们的新的生命状态的期待。甚至可以说，这里包含了明确的存在论表达。她相信文字能“让这个世界为美叫好”，“读字如真实生命般有所拓展。与文字相处日久，便可悟出生命质材不唯草木，更有无所不在的文字”（《说在前面的话》）。因此，她才会在解读奥登（W.H.Auden）诗作的时候，论及其中有一半强调了对付出更多的爱的无怨无悔，但另一半却表示其实自己并无太深的眷念，而这“永远说不清自己是克制的火还是无情的冰”（第187页）的看似不相容的两种情感状态的并置，恰恰凸显了生命的各个维度的互补，而最后诗人抛弃对自我感情的执着而向虚空的凝眸，更是主体的生命宽度的拓展。我把金雯的这一态度称为“存在论式的文学本体论”，认为其意义在于，意识到“文”在认识论上的独立性并从中生发出对更有价值的生存方式的沉思。

    如果考虑到本书的读者很多是在校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话，又可看到其中殷殷的对“文学教育”的期望。书中不少地方引用了金雯的实际教学中学生所交的习作，以及对其进行的点评和修正。当然，这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改作业”，而是着眼于对其中闪现的“文学感”的发现。其中最为深入的讨论当属记述她布置一篇要求写“过去与现在的视角并置穿插，最好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自夸或自黑”的记叙文后，一位同学交上来的习作中有“摔碗”这个“没有什么道理”的细节，但这个突如其来的细节却如《红楼梦》中的“晴雯撕扇”一样形成了不刻意的隐喻，和人物的处境和心境发生了微妙的联系。这一生活化的、“含义完全开放”，“al⁃mostresistintelligence”（几乎抵抗理智）（第178页）的细节，所蕴涵的不仅是文辞之美，更是一种对超越实用主义工具性的更丰富、更完整的生命状态的表达。

    在这一意义上，《被解释的美》对“文学感”的关注，远不是避重就轻，只谈自己阅读和教学中的“心得”，相反，它逼近的乃是当前文科教育最坚硬的内核。这本书对文科教育中工具化和空头理论的反省，以及试图创造一种带有美感意趣和生命质感的新的主体的努力，打开的是全新的、也是更为深入的诗性的空间。对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金雯来说，她寄希望于“友邻”和学生，寄希望他们能有血有肉有地感知这个世界，这让本书提供给我们的，既有感性的细腻，又有理性的洞察，还有一份具有人文主义启蒙视野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