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焦”疑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历史长河中，一朵小浪花虽然翻不起大浪，却可能是后续大浪的预兆。1919年上半年陈独秀因故“被”辞掉北大文科学长职务，不久更是离开北大专心于政治——这无论对他个人、对北大还是对整个新文化运动都影响极大，胡适甚至认为这件事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虽然有些夸张，却说明此事的确意义重大。

    而直接参与此事之数人中就有陈独秀的老友汤尔和，当年正是他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如今却要蔡元培辞掉陈独秀。至于为何会有这样截然相反的变化，大概和本文题目中的“三焦”疑案有关。

    所谓“三焦”，本为中医说法，出自古籍《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典籍）。《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难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秦越人，即名医扁鹊，至于最后成书年代，当不晚于东汉。全书采用问答方式，论述了中医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证等。而“三焦”之说见于该书的第六十六难：

    曰：经言，肺之原，出于太渊；心之原，出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冲，脾之原，出于大白；肾之原，出于太溪；少阴之原，出于兑骨；胆之原，出于丘墟；胃之原，出于冲阳；三焦之原，出于阳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肠之原，出于合谷；小肠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经皆以俞为原者，何也？

    然：五脏俞者，三焦之所行，气之所留止也。

    三焦所行之俞为原者，何也？然：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也，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原者，三焦之尊号也，故所止辄为原。五脏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按照《难经》的说法，“三焦”之尊号为“原者”，位于五脏所在之地，但非指具体某脏器。又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主通行三气”，至于具体位置，则很难说清。不过在传统中医理论中，“三焦”之存在和作用无可置疑。1918年，陈独秀大概是向汤尔和请教何为“三焦”和“丹田”，后者即写信答复。陈独秀因何要向汤尔和询问，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是有人向陈独秀咨询，以陈独秀之思想立场自然不相信什么“三焦”，但他大概无法解释，遂求助于精通医学的汤尔和。作为旁证，钱玄同在其日记中倒是提及过“三焦”。1918年3月4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二千年来孔门忠孝干禄之书居百分之五十五，参拜牡牝之道家及不明人身组织，说什么阴阳五行、三焦这些屁话，狠毒过于刽子手的医生，其书又居百分之二十，诲淫诲盗、说鬼谈狐、满纸发昏梦疯之书又居百分之二十五。此等书籍断不可给青年阅看，一看即终身陷溺而不可救拔。”尽管陈独秀彼时很可能没有看过钱氏日记，但钱玄同也许不经意间向陈独秀提及“三焦”，从而引起其注意。

    陈独秀收到汤尔和的来信后，大概觉得信中所谈古人对“三焦”“丹田”的解释正可成为《新青年》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案例，即在没有征得汤尔和同意的情况下，连同自己的回复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5号。有人据此认为陈独秀这一做法以及他在回复中的严厉批判，让汤尔和恼羞成怒，从而埋下日后逼迫陈独秀离开北大的种子。

    那么，汤尔和究竟写了什么？陈独秀又是如何答复的？好在原文均不长，故引在下面：

    独秀吾兄：示敬承。

    “三焦”之说，即以内难经论，亦仅指部分名称。强欲附会今说，可当胸腹两腔。金元之交有以心相为“三焦”者。瞽说也。

    “丹田”尤为荒谬。纵在我古医家，亦所不道。妄人以脐为“丹田”，若谓道家之说，则道家其人死无对证，而书阙有闲，不妨闭门造之。倘欲附会生理，则按脐之为物，在胎生时已脐带与胎盘联络；胎盘外面有绒毛，与子宫粘膜联络；胎盘剥离，（即分娩时，）脐带切断，其断端陷于坏疽脱落，其所遗之癍，即脐。故自胎生之后，脐于人体初无丝栗之用。或竟公然谓人之初生以脐为起点者，于胎生学太无常识，不值一噱也。

    汤尔和顿首三月三十日

    汤尔和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早年曾留学日本，后赴德国学医，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翻译过日人所著之《诊断学》等，并在1915年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担任会长，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一向反对中医，更反对传统文化中对中医的迷信解释，这从信中看得很清楚。其实在他们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出国留学者或较为开明者都轻视中医而迷信西医，鲁迅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汤尔和反对中医毫不奇怪。

    既然汤氏此信是站在反封建立场对“三焦”“丹田”等说法给予批判，陈独秀怎么会否定汤尔和此信？他对该信的评价是否确实有对汤氏不敬之语？且看陈独秀的回复：

    尔和学兄左右：

    惠复拜谢。吾国学术思想，尚在宗教玄想时代，故往往于欧西科学所证明之常识，尚复闭眼胡说。此为国民根本大患，较之军阀跋扈犹厉万倍，况复明目张胆，倡言于学校，应受绅士待遇之青年学生，亦尊而信之，诚学界之大辱，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来书虽系弟私人请益，以关系学术，故揭告读者，谅不以为忤也。以后倘有大著赐登本志，指导青年逃出迷途，则幸甚。独秀

    （一九一八，五，十五）

    陈独秀此信中确实用了一些“闭眼胡说”“明目张胆”等贬斥之语，但从上下文看并非针对汤尔和，而是对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批判。语气虽然有些放肆激烈，但陈独秀当时在《新青年》上所写文章一向如此，对此汤尔和肯定清楚。因此，仅看两人书信，尽管陈独秀回复中有些语句让汤尔和可能觉得刺耳，尽管陈独秀应该在发表书信前征求汤尔和的同意，但所有这些似乎并不能导致他们产生矛盾。须知他们年龄相仿，汤尔和大一岁，他们早在1902年就是日本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的同学，还一起创办中国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中国青年会，后来又都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对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汤尔和也大力支持并向蔡元培推荐，而最能说明他们关系很好的例子就是汤尔和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既然他们关系如此，又怎会因为发表这样一封信就导致友谊破裂？

    看来问题不在陈独秀擅自发表书信本身，也不在其答复不当。由此，围绕“三焦”之说的一些解释显然不能成立。

    在我看来，引发汤尔和对陈独秀态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也许源自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浙藉文人群体和皖籍文人群体的矛盾。本来，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皖籍文人和以蔡元培、沈尹默、马夷初、汤尔和、钱玄同等浙藉文人一直是结成统一战线（也就是我们一直称为的“《新青年》同人”），与以桐城派为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只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新青年》的影响越来越大，陈独秀和胡适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他们一个以创办《新青年》和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闻名，一个是年轻有为的留美博士，特别是在1919年初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胡适的声望更是达到一个顶点。这自然引起浙藉文人群体中一些人如沈尹默、马夷初和汤尔和等人的不快，他们担心长此以往，浙藉文人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势力和影响将被削弱，因此产生了排挤陈、胡的想法。当然，在《新青年》的作者中，除却陈、胡，还有一些皖籍文人，但论影响之大当然非陈、胡莫属。两人之中胡适为人一向谦和、文字也较为平和节制，其思想观念虽提倡文学革命，但主张渐进方式。而陈独秀不仅言行激烈，且私德不检，时有嫖妓行为，这自然容易引起封建保守派的攻击，特别是在他1917年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如林纾等就曾给蔡元培写信，对新文化运动极力攻击，一些无良小报也藉此散布谣言，甚至说陈独秀就要被北大开除等等。等到1919年3月，国会议员张元奇就以陈独秀的私生活不检点为由向国会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蔡元培，已经是影响到蔡元培的北大校长职位。这显然是已经在北大文科占据支配地位的浙藉文人所不愿看到的，也是部分浙藉文人想要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原因。当年3月26日，傅增湘在徐世昌的指令下写信给蔡元培，要求他从严管理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师生。当天晚上，蔡元培和沈尹默、马夷初来到汤尔和家商讨解决办法，汤尔和即提出解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其他几人也随之附和。蔡元培起初并不同意，但汤尔和一再表示陈独秀私德太坏，不能为人师表。那时北大很多教授加入了进德会，陈独秀即为会员，而进德会的要求有一条就是不得嫖妓。由于蔡元培是进德会的首倡者，所以不好再为陈独秀辩护，最终采纳了汤尔和的意见，只是坚持保留陈独秀的文科教授职位。4月10日，在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教授会议上，正式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推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这样等于只是间接废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独秀面子好看些，由此也可见蔡元培的良苦用心。但陈独秀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事实上从此之后他就等于被排挤出北大。

    按陈独秀的性格，在声名大振之际遭此打击，当然要怪罪汤尔和等人，由此两人反目成仇。他对胡适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小人之心无孔不入。汤尔和与孑民分别是大学校长、学界领袖，居然也听信谎言诽谤。对往日区区小事，还记恨在心！”在被免职的三天后，陈独秀在路上遇到汤尔和，自然“脸色铁青，怒目而视”，汤尔和应该是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陈独秀，就匆匆低头而过，在当天日记中也多少有些自嘲地写道“亦可哂已”。数年后，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及汤尔和时，大概又想到当年被迫离开北大事，这样写道：“林、汤及行严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辈书生，哪是他们的对手！”此处的“林、汤及行严”分别指林长民、汤尔和、章士钊，看来虽然时过境迁，陈独秀对汤尔和依然耿耿于怀。

    作为皖籍文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陈独秀的离开北大自然让胡适有兔死狐悲之感，也因此无法谅解汤尔和等人的做法。多年之后，胡适还不能忘却此事，就设法借到汤尔和的日记，希望从中找到汤氏反对陈独秀的一些线索。但汤尔和显然早就有所考虑，日记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有关3月26日晚上事，汤尔和是在次日补记，内容极为简单：“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胡适看来之后，找不到什么资料，也就只好写信把汤尔和埋怨一通。

    1935年12月23日，胡适在写给汤尔和的信中评论说：“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大概胡适觉得这样说还不够，于是同月28日再次致信汤尔和，依然大加指责：“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应当说明的是，在当时文人或教师偶有风流行径，并不为过，也无关乎此人是否赞同新文化还是反对，前者如吴虞——他甚至把自己的风流行为写成诗歌在报纸上发表，后者如辜鸿铭等。不过，凡事皆有一个度，不能过分，而且社会舆论对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当然要求更高，认为你既然赞同新文化，而嫖妓纳妾为旧时代行为，那么就不能一边反对旧文化，一边还践行旧习俗——陈独秀和吴虞先后为嫖妓事受到舆论攻击就是如此。

    至1936年1月2日，胡适第三次致信汤尔和：“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胡适为当年陈独秀被排挤出北大事，七年之后依然未能释怀，终于接连三次致信责怪汤尔和，足见他对该事重视程度。由胡适书信及汤尔和日记可知，对于要把陈独秀排挤出北大，汤尔和态度最为坚决。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此其日记中没有记录，胡适先后借阅了汤尔和那两年的日记，什么也没有发现。到1935年胡适就此询问时，汤尔和的回答是：“以陈君当年之浪漫行为置之大学，终嫌不类，此乃弟之头巾见解，迄今犹自以为不谬。”显然汤尔和没有说真话，倒是胡适从汤氏日记中“硬”找到勉强可以称为“理由”的理由：“今读七、八年日记，始知先生每日抄读宋明理学语录，始大悟八年三月之事，亦自有历史背景，因果如此，非可勉强也。”胡适此言当然是话中有话，他的意思是汤尔和之所以要排挤陈独秀，是因为后者私德不检，而汤尔和每日抄读理学语录，其思想观念自然保守，也就不能容忍陈独秀了。但胡适显然知道汤尔和并非顽固守旧的理学家，这里的抄读可能不过是一种手段，甚至是有意为之，所以胡适此言尚有对汤尔和的嘲讽之意。只是时过境迁，胡适无论怎样抱怨，也只能归因于“因果如此”了。

    不过，对于文人之私德不检所产生后果，很多年后陈独秀还是有所体会，不过这一次没有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及北大旧同事张申府。张申府曾是《新青年》的编委，也曾在李大钊离开后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毛泽东当年就曾在其手下工作。大名鼎鼎的《每周评论》有三位创始人，除却陈独秀和李大钊，第三位就是张申府。1924年1月，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他曾向李大钊推荐张申府到大学任教，李大钊回复说“恐大学以道德问题不便用他”，后转推荐另一大学，也因同样原因失败。这里所说的“道德问题”，大概就是张申府彼时正卷入和张国焘、刘清扬的三角恋爱纠葛中并最终得以和刘清扬结婚，与此同时不妨碍他还有多位情人，其中一位就是孙荪荃（后嫁给中共元老谭平山）。当然，张申府后来终于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与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合称为哲学系的“四大金刚”，不过这已经是1931年的事情。

    此外，对于陈独秀被排挤出北大，傅斯年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是出于新文化运动一方的派系和利益之争：“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指汤尔和）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指沈尹默）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的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按照这个说法，汤尔和认为走一个陈独秀可以保护北大、保护蔡元培的校长职位，所谓丢卒保车之意。这当然可以理解，而且当晚商谈此事者全部为浙藉文人，他们一直奉蔡元培文为领袖人物，自然不愿看到蔡氏下台。但问题在于，是否局势已经到了如此严重地步？除却让陈独秀离开，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对此已有史料尚无法证明。

    在陈独秀被排挤出北大一事上，很多读者大概会关注周氏兄弟的反应如何。不过根据现有史料，很难断定周氏兄弟态度如何，他们兄弟的日记都为纯记事型，很少有思想情感的流露，连五四运动这样大事在其日记中都没有片言只语，陈独秀离开北大之事更不会有什么意见记录下来。事实上，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浙藉文人中，周氏兄弟的影响力并不大，按周作人的说法其实居于边缘状态。因为周作人进入北大是因鲁迅推荐，进入北大也较晚，而鲁迅则不过是北大的兼职讲师而已，所以他们兄弟平日对北大事务基本不介入。不过从陈独秀写给周氏兄弟的书信，可以发现陈独秀对他们印象极好，即便是在陈独秀到上海，《新青年》同人分裂后，陈独秀还是写信给周氏兄弟，请他们继续写稿，并对鲁迅的小说大加称赞，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而周氏兄弟也一如既往给已在上海的《新青年》写稿，一直到1922年下半年。从这一点看，大概周氏兄弟对陈独秀还是有一定好感，对于他的被排挤出北大也会抱有同情罢。其实对于所谓的“某籍某系”也就是浙藉文人群体，周氏兄弟从未有意介入或为其出谋划策。查二人日记，早年他们更多出现于章氏同门的一些宴会中，进入北大后，对于北大和《新青年》事务也很少介入，鲁迅更是如此。当然，既然同为浙藉文人，则他们也不会公开对沈尹默、汤尔和等人一些过分行为给予否定。可惜限于资料，我们无法给出更明确的答案。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同人和封建保守派之间互相攻击批判，极为正常。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内部也产生矛盾以致后来分裂，多少让人们觉得有些惋惜，而当事者在某些问题上的处置不当，也许就成为以后矛盾激化的种子。当然，无论其思想观念如何一致、目标如何趋同，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而传统的同窗、同门和同乡关系，就常常对此产生深远复杂影响，且有时会迫使个人为了群体利益放弃个人立场。按照“西马”哲学家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所表述的观点，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隶属一定的群体，因此他的言行既基于个人立场，也要符合整个群体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只有群体发展个体才能生存并发展，也因此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并要求每个个体都要有一种“为我们”的意识，也就是为自己身在其中的群体工作和服务。如果个体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愿纳入整个群体，则就有被排挤出群体的可能。黄侃作为章门弟子中学术成就最佳者，因其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和钱玄同、沈尹默等关系紧张，最终只好辞去北大教授，转赴武汉任教。除却思想观念差异外，黄侃受到排挤的原因和他原非浙藉有关，而他离开北大后首先想到要去的地方，也只能是老家湖北，在此我们看到地域文化和同乡关系在群体内部的强大力量。当然这种“为我们”意识并非常常为个体意识到，而更多是潜在存在于个体的思想观念中并支配其言行。如鲁迅在加入《新青年》之前极为悲观消极，但一旦投入，就一发而不可收，且主动配合陈独秀等人的思想，称自己的文学创作为“遵命文学”，这样的说法让人难以相信出自一向坚持思想独立的鲁迅之口。但鲁迅其实很清楚，彼时他们最迫切使命就是鼓吹新文化、抨击旧文化，就是要求大家目标一致、行动一致。也因此当胡适对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唱双簧”一事不以为然时，鲁迅却表示就应该如此，不这样就不能引起旧文化卫道者的注意，新文化运动也就很难拓展深度和广度。按照这样的理解，则鲁迅对于陈独秀的离开北大，从情感上也许多少有些同情，但既然浙藉文人领袖蔡元培已经做出决定，则他没有反对的道理，何况陈独秀也确实有可指责之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内部矛盾虽然令人惋惜，特别是一些相识多年老友后来形同陌路，陈独秀和汤尔和是如此，鲁迅和钱玄同也是如此。但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后我们可以说“本应如此如此”，但在当时，事件参与者可能都认为自己不过是做了在当时所能做的最佳选择。从整体来说，所有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