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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1月16日 星期三

    落实儒学的历史条件

    ——从《天边有一块乌云》谈起

    刘东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1月16日   09 版)
    《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刘东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58.00元

        媒体的朋友邀我作为作者本人,就自己新出的一本书来“现身说法”。对于这样的一番美意,我虽则随口就答应了下来,却又不得不沉吟了许久。毕竟,对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自己不光是白纸黑字地写了下来,还在出书后又面向公众讲过一次,所以该讲的话也大都讲过了,再来简单复述也就索然无味了。——思来想去,只好再换个角度来讨论它,尽量把立足点退得远一些,以便能从更宏观与客观的角度,来分说落实儒学的历史条件,或者说,来展现孔子思想的接受历史。

     

        一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儒学与存在主义”,由此也就算开宗明义地挑明了:尽管其结论和终局都大相径庭,可若就想要解决的人生问题来看,却唯有萨特哲学或加缪文学的那个现代起点,才最为类似先秦儒者面临的千古困境。实际上,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国外的汉学家们也曾约略提到过,比如那位写出了《王阳明大传》的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再如那位写出了《儒家之道》的美国学者倪德卫。不过,他们的这两本书眼下也都翻译过来了,所以读者也都很容易从中看出,他们并未沿着这个“可比性”去着力下探,直到发掘出其中深藏的悲剧意识来。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这样的“悲剧意识”呢?由此也就要引出此书的正标题来了,即“天边有一块乌云”。为了更简明地说明“乌云”这个主题,不妨就直接引用自己在书中的说法——

     

        尽管当年由儒学所建立的思想天空,如果相比起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来,显然还是光明、透亮和蔚蓝的,然而若就这种学说的初始立场而言,它却从来都未敢去盲目地乐观,因为它从来都不曾否认过,在那个莽莽苍苍的天穹边上,仍然敞开了一个未知而幽深的、时刻可能漏下风雨雷电的可怕缺口。——也就是说,基于儒学的基本立足点来观察,无论在何时何地,哪怕人生的际遇多么春风得意,在它的光洁天幕的边缘处,都仍然飘着一块平常不太醒目的乌云,它总在既隐约又确定地威胁着我们,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带入存在的黑洞。(《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第82页)

     

        或许,先秦儒学、特别是孔子思想的这个侧面,在以往还不太为人们熟知。其所以会如此,至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领会到,孔子本人当年创立的这种儒学,其思想品格乃属于“有限的理性主义”。我们对于这一点,只需要再引进另一种“可比性”,就可以借着对比来分辨清楚。——如果说,同处于“轴心时代”的苏格拉底,当他讲出那句“我知道我一无所知”时,其过人而独特的智慧据说是表现在,意识到了自己在重大问题上的“无知”;那么,比他还早生了82年的中国的孔子,虽说也同样意识到了本人知识的限度,可运思的方向究竟还是有所不同,因为他就此进行了更为精细的区分,这才有了《论语》中的那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那么,这句话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它从一方面说明了,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是“一无所知”的,相反倒是认为,他仍在坚信自己还能确知某些东西;可另一方面,孔子也深知自己既不是“生而知之”的,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换句话说,他又明知道自己还“不知道”另一些东西。非但如此,对他而言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更在于进一步清醒地主张,必须以“执两用中”的谨慎态度,去随时意识到自己的“知之”与“不知”,并且严守住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也正因为这样,这种对于“知识界限”的警觉意识,这种对于独断和僭越的严格防范,才会被孔子再追加地总结为“是知也”,认定了那才属于更要紧、也更高明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有基于这种具有确定性的、哪怕是明知自身之限度的“知”,人们才可能发出相对可靠的运思,从而在一种类似存在主义的思想困境中,反而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积极态度,去尝试找到可靠的“人生解决方案”。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也正是基于这种谨慎而警觉的方法论,才可能再顺势推导出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来,即“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虽已被人们谙熟地诵念了两千多年,却并未被切实寻绎出它由以发出的逻辑。也许正因乎此,在孔子身后的这两千多年中,就总还是有人想要谈论“怪、力、乱、神”。可尽管如此,我们却又同时从历史中看到了,那类的无稽谈论终究是毫无所获的。这也才更加证明了孔子当年的“快刀斩乱麻”,或者说是他当年的“有限理性主义”,是何等的智慧、利落与节省。——不难想象,设若没有这种智慧、利落与节省,就连他本人也会像那些后人一样,由于方法上的自负、僭越与独断,坠入到那看似诱人的、捕蝇草般的思想陷阱中,无论想象得多么飞腾、超越与陶醉,可就是无力对于唯一拥有的此生,和唯一可以倚靠的现世,发出任何具有确定性的思想来。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从这枚硬币的背面,看出了“有限理性主义”的精义所在。无论如何,一旦背离了这样的警觉与谨慎,那么,不管那些“冥想者”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在天造地设的蒙恩状态中,侥幸拥有了堪称“无限的”理性能力,还是他们干脆又转而去否定“理性”本身,而把自己对于“超越”存在的冥想,指望在“非理性”的心理素质之上,这类的苦思冥想终究都是要殊途同归的。在我看来,这类思维方式也无非是“循环论证”罢了,——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先来假定自己拥有上帝般的、无所不知的理性,或者其他形式的超能力;而反过来,他们又非要动用这样的“无限理性”,或者其他形式的超能力,才能论证出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存在。

     

        既可怜又可恼的是,这类的苦思冥想偏又相当之顽固。也正因为此,晚近以来国外的脑科学家们,才干脆想要从认知模块的角度,也就是要从人类基因的深处,来解释这种直通着下意识的“宗教情结”,以及由此所浸染成的、仿佛是自然天性的文化惯习。而且,不管这样的解释是否能够成立,我们总是能从漫长的历史中看到,即使有了那把“有限理性主义”的“剃刀”,这个“祛除巫魅”的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