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阿莫斯·奥兹在集体农场下葬

    以色列大作家阿莫斯·奥兹上周一在该国中部的胡尔达集体农场下葬。

 

    农场形同公社，挽救了他的人生，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他在这里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并成长为闻名世界的小说家。

 

    葬礼上没有人致悼词，但群众自发地唱起了希伯来语的老歌，如沙乌勒·切尔尼舍夫斯基的《我相信》（欢笑吧，因为我对人类有信心，因为我相信人类）和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的《把我抱在你臂下》（把我抱在你臂下，做我母亲，做我姐妹）。

 

    奥兹的夫人、同为老社员的尼莉·楚克曼拿过一把小笛子，吹起了纳坦·阿尔特曼的《加利利之夜》。

 

    胡尔达是巴勒斯坦地区在旧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众多犹太集体农场（基布茨/兹）之一。奥兹十四岁入社，过集体生活，即使有几年时间农场送他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念书，他也一直保持着社员身份，并与出生在农场的尼莉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年近半百才举家离开。

 

    (一)社员

 

    1939年，阿莫斯·克劳斯纳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家庭。母亲自杀身亡后，他暗恨不忠的父亲，于是，“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在希伯来语中，“奥兹”的意思是“力量”。

 

    父亲再婚后，他搬出家，进入了胡尔达农场，十四岁半就投身火热的集体生活，一心要做绿洲上思想单纯的拖拉机手，哪怕凌晨四点就要起来下地干活。但是艰苦的劳动之余，这里也有书和诗歌，培养他走上作家之路，更有观念开放的大龄女社员。

 

    他在公社长大，成婚，在逼仄的水泥小平房里养女育儿，并在闷热的夜晚，坐在马桶盖子上，膝盖上垫着纸板，写出令他一举成名的小说。1968年出版的《我的米海尔》大获成功，为他赚取了大笔版税，但他全部上交至农场的集体账户，自己分文未留。此后，他向农场领导打报告，要求得到写作时间，上级几经研究，终于特批给他一天空闲，其余时间，仍要三天种地，两天教书，一天在集体食堂里跑堂。即便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之后，奥兹依然得不到充足的写作时间，每周虽有三天可用，但教书和食堂的工作从未免除。

 

    奥兹和太太都是公社长大的有志青年，在大集体里度过了人生最好的时光，对淳朴的社会主义理想忠心耿耿，对忘我劳动绝无怨言。直到四十六岁那年，因为幼子体弱，需要清洁和干燥的环境，奥兹才携妻带子，搬出农场，到内盖夫沙漠边的小镇阿拉德居住。那会儿他“没有任何私产”，连个存折也没有。他曾对《纽约客》杂志主编大卫·雷姆尼克说，除了朝鲜，天下再也难找他这样背景奇特的人。

 

    中华读书报2013年报道，奥兹在弗朗茨·卡夫卡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声称公社是最好的人生大学。

 

    钟志清译奥著小说集《朋友之间》半年前由译林出版社发行，内收八个短篇，统统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集体农场生活为背景。

 

    (二)和平分子

 

    葬礼之前，亲友们在特拉维夫的联合剧场为奥兹举办了追悼会。

 

    奥兹的女儿、海法大学法律系和德欧研究中心教授法尼娅·奥兹-扎尔茨贝格尔致辞：“父亲说过，‘我仍然能把所有的道德法令和十诫提炼为仅仅一条诫命：不可伤害。就这一条。如果做不到，最起码也要努力减少伤害。尽可能地少行伤害。’”

 

    奥兹的两个外孙迪恩和纳达夫·奥兹-扎尔茨贝格尔也表示，外公与“狂热、种族主义、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斗争将与我们同在”。

 

    他的朋友马克·格拉泽尔曼教授说，奥兹“了解人性的恶，但也完全相信善”。

 

    奥兹是两国方案的长期坚定支持者，相信巴勒斯坦人有权在公平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国家，与犹太国家并立。

 

    演员和导演奥代德·科特勒在追悼会上宣读了巴勒斯坦国总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写给奥兹家属的慰问信，信中说，奥兹的一生“充满了文化的、思想的贡献。他捍卫权利和正义的议题，呼吁和平和有尊严的生活”。

 

    以色列现任总统和奥兹的儿时好友鲁文·里夫林登台致辞时几度泣不成声。他高度赞扬奥兹晚年多次与国内右翼势力发生冲突时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因为奥兹“不害怕当少数派并秉持少数派的观点，你连被叫做卖国贼都不怕。相反，你把这三个字看成荣誉勋章”。

 

    中华读书报两年前报道，奥兹说：“我戴着它［“叛国者”的帽子］，像戴着一枚荣誉勋章，因为它把我们放进了一个极为出色的行列。历史上许许多多伟大的男女：先知、政治家、知识分子、艺术家，都被同代人指控犯有叛国的罪行。”

 

    奥兹晚年最好和最有力的小说《犹大福音》出版于2014年。书中借年轻一代的目光，审视了以色列现代社会生活中所谓的叛徒或卖国贼的问题。

 

    (三)反以为荣的“叛国者”

 

    2010年，以色列袭击人道主义救援船队，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后，奥兹立即在《纽约时报》刊发评论，批评以色列的尚武观。

 

    他指出，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已成尚武者，凡事即诉诸武力，并错误地认为，哈马斯甚至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皆可“被碾碎而非解决”。奥兹说，“哈马斯是一种观念。一种绝望的、狂热的观念，产生于许多巴勒斯坦人的悲哀与挫折感。武力从来没有战胜过观念——封锁做不到，炮击做不到，坦克辗平做不到，海上突击队同样做不到。要战胜一种观念，你得拿出更好的观念，更吸引人和更合理的观念。”

 

    他将激进的以色列定居者称为新纳粹，也曾公开宣布在世界范围内抵制本国政府的官方活动。但他反复强调他爱自己的国家，“甚至在我无法忍受它的时候”。

 

    最近几年，以色列的许多和平人士变得无比悲观。左翼老作家AB·耶霍舒亚2016年末告诉陆军电台：“现在谈论两个国家是毫无意义的。”

 

    但奥兹不承认理想的失败。“我没有看到两国方案的任何替代计划。自从我和极少数同道一起首次鼓吹两国方案以来，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在我的人生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历史上却非常短暂。”他两年前告诉公共广播社，问题在于“两方都缺少有勇气的领导人”。

 

    也许他没有看清的是，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

 

    (四)过时的理想主义者

 

    奥兹是世界眼中的以色列良心，但以色列恐怕早就厌倦了奥兹，背叛了奥兹。12月31日，该国头号大报《国土报》刊登丹妮拉·佩莱德的评论，以《阿莫斯·奥兹怎样变成了“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陈腔滥调》为题，宣称奥兹式的理想主义情怀，连同他不遗余力鼓吹的两国论一起，已经死去很久了。

 

    佩莱德指出，正是因为奥兹的存在，外界还在固执地相信，存在着一个“不一样的以色列”，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以色列。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清纯的奥兹既代表不了广大的以色列人民，也无法反映丑恶、残酷和令人绝望的现实。两国论越来越像一个脱离现实的时代错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政治梦幻。

 

    “犹太复国主义的浪漫年代，头发乱蓬蓬、皮肤黑黑黝黝的青年通过艰辛的体力劳动开垦荒地的浪漫年代，一种勇敢而不懈地追求和平与共存的浪漫年代，很久以前就结束了。这个年代是否真得存在过如今都成了疑问。”佩莱德写道。

 

    奥兹的死几乎肯定标志着讲道德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在西方精英的想象中一次近乎致命的降级。但世界早就该擦亮眼睛，看清以色列的现实。佩莱德女士说，如今任何政党，但凡比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少那么一点点鹰派色彩，都可以自称“中间派”。左派根本不可能赢得选票。曾经严格实施公有制的以色列集体农场早就开始大搞私有化经营，富社员和穷社员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经济鸿沟。当年由遭受反犹主义迫害的欧洲难民建立的以色列国，如今却自豪地与欧洲极右的民粹主义领袖打得火热，而那些国家的人民不是更倾向于拒绝接受逃离战火的难民吗？至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则不提也罢，因为在以色列的媒体上，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公开为此发声的人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兹的死并不可惜。一个好以色列的错觉从此更加难以维系。

 

    (五)大作家

 

    奥兹去世前是最著名的以色列作家，不断有作品译入中国，尤以译林出版社最力，《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地下室里的黑豹》《一样的海》《费玛》《沙海无澜》《了解女人》《何去何从》《忽至森林深处》《故事开始了》《乡村生活图景》和《朋友之间》在该社名下出版。此外，浙江文艺、南海公司、上海译文和人民文学等出版社，也曾将奥兹的《咏叹生死》《胡狼嗥叫的地方》《莫称之为夜晚》《鬼使山庄》和《黑匣子》等作品译入。

 

    因癌症不治，阿莫斯·奥兹2018年12月28日在特拉维夫去世，享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