湔江书院

    有清一代，书院已取代文庙，成为中国教育的中坚力量，清代四川书院数目超过五百所，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比肩。三水镇的湔江书院，与文璧书院、嘉乐书院、亭江书院、集贤书院一起，构成了汉州的教育体系，也打开了一扇了解书院制度的窗口。

    清道光年间，汉州三水关（今三水镇）赵家庵有户书香人家，当家的叫李三清，长子李春堂，字幼庵，小小年纪即考中秀才。道光二十年（1840年）秋天，李春堂与书童赴成都参加府试，走到天回镇，在一家茶馆旁看到几座孤坟，店小二告诉他，这些是早年赶考文人的野坟，考了几年也未中举，最后客死他乡，连个祭奠的人也没有。李春堂感慨良久，扭头返回汉州，从此再不言科举之事。

    三年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李春堂被推举为三水关文昌忠孝会会首，此会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由川王宫三十八家乡绅、耆老发起成立，救助孤老，鼓励善行，又以筹建书院为第一要务，却因耗资众多迟迟未能动工。李春堂此次决意放弃科举，他召集三十八家乡绅、耆老集会，当场捐出原拟用于赴成都赶考的一百两盘缠。在他的感召下，乡绅、耆老纷纷慷慨解囊，文人、商贾、挑夫、僧侣也踊跃捐资，或几两银子，或几文铜钱。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从嘉庆十六年开始，文昌忠孝会共筹得白银两万余两，以及四十余亩田产修建书院，田产租给佃农，每年的收益可维持书院运作。同治八年（1869年），书院动工修建，历时九年最终完工，房屋百余间，李春堂命名为湔江书院，并出任第一任山长。

    光绪七年十一月（1881年），知州张璈来到湔江书院，应邀写下《湔江书院序》，这位细心的官吏，不但询问了书院的创立过程，还记下工匠姓名，“木工：梁正才、杨荣恩，泥工：王洪顺，石工：吴启禄，仁佑宫主持叶本盛徒邹合德”。仁佑宫即川王宫，其主持叶本盛慷慨地捐出了宫后空地。

    中国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书院，“书院”这个词，最早见于唐开元年间，唐玄宗设丽正殿书院，但这是藏书与修书的机构，与汉朝的东观、兰台相似。教书育人的书院，则始于五代南唐升元四年（940年）建立的江西白鹿洞书院，被誉为“海内第一书院”。

    五代乱世，传统庙学逐渐荒废。北宋立国后，长达八十余年的时间又未兴学，书院便填补了这个空白。诚如宋代大儒吕祖谦所言：“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北宋年间，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执掌书院的称“山长”或“洞主”，大多由赫赫有名的人物充任，大儒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主讲，吕祖谦则主持丽泽书院。

    书院诞生于乱世，大多为民间兴办，也就是俗称的“私学”，这也是早期书院特点之一。一旦官学兴盛，即又此消彼长，明朝建国后在各地创立官学，书院渐渐走向衰落。

    这种状况直到清雍正年间才有所改观，雍正皇帝将书院视为官学的重要补充，在他的鼓励下，十八行省最终拥有各自的最高学府：直隶莲池，江苏钟山、紫阳，浙江敷文，江西豫章，湖南岳麓、城南，湖北江汉，福建鳌峰，山东泺源，山西晋阳，河南大梁，陕西关中，甘肃兰山，广东端溪、粤秀，广西秀峰、宣城，四川锦江，云南五华，贵州贵山，青海三川。朝廷为书院提供一千两银子，用来置办田产，乾隆皇帝更是先后九次到保定莲池、江宁钟山、苏州紫阳等书院视察，并留下十八首御诗，这对民间的书院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想来李春堂听说过成都锦江书院，这是四川最负盛名的书院之一，走出了顾汝修、敬南华、张晋生、彭端淑等著名学者，汉州人张邦伸也堪称翘楚，他会试大挑一等，出任辉县县令。

    中国书院在同治、光绪两朝达到鼎盛，从通省大衢到乡野田间，几乎无处不在，民间书院往往由地方乡绅、耆老提倡，自筹资金，据邓洪波先生统计，清代书院共计4365所，以江西、福建、广东、四川四省最为兴盛。四川书院总数超过500座，其中民间书院占绝大多数。

    湔江书院之前，汉州已有讲道书院，这里曾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程颐、程颢讲学处。讲道书院的修建得到汉州人的踊跃支持，文人捐地，寺院拨田，耆老捐资，地方官不但捐出俸禄，还将金雁桥旁的店铺租金用以维持书院运营。

    湔江书院之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水关广东会馆筹资兴办嘉乐书院，聘请还乡的内阁中书陈顺镶主持，学生多为广东籍子弟，后并入湔江书院，故当地人也称湔江书院为上书院，嘉乐书院为下书院。此外，连山场兴办文璧书院（由联璧书院与文泉书院合并而成）、复兴场兴办海窝书院、金轮场兴办亭江书院、高坪铺兴办龙文书院、集贤书院，构成了汉州的书院体系。

    三水镇正街，湔江书院的砖砌照壁隐藏在几间破落的民居背后，瓦当、滴水七零八落，额枋的雕花也是掉的掉、残的残。20世纪50年代，川王宫被改建为粮站，湔江书院也被渐渐蚕食，唯有照壁留存下来，粮站在旁边修了个简陋的厕所，精美的照壁从此再不见天日。

    营造学社曾拍下这面照壁，石须弥座，上砌砖墙，“……护共同利益”“……世楷书”等楷书字迹隐约可见。世楷即梁世楷，1939—1940年出任堂长（1905年，湔江书院改为三水高等小学堂，山长也相应改称堂长）。梁世楷教授国文，97岁的老中医万昌全幼年听过他的课，至今对老师印象颇深：“他一席长衫，高高长长，斯斯文文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却极为严厉。”

    营造学社的照片也展示了湔江书院的详细布局，大门悬山顶，门前有对石狮子。进入院中，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柏树、槐树遮天蔽日，前殿檐下悬着“绛帐谈经”“为国求贤”“人文渊薮”三块木匾，东汉大儒马融常坐在绛帐中为生徒讲授，后人即以绛帐为师门称谓。

    大成殿供奉孔子画像。檐下有一块长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左右对联上书：半部论语治天下，一生道德师万世。大成殿最具特色的是殿前落地罩，“罩”由挂落发展而来，一般有两种形式：第一类用在外檐，借以区别室内、外空间；第二类设于室内梁枋下，不但分隔空间，精美绝伦的雕刻也增加了建筑美感。梁枋下的罩，有落地罩、几腿罩、栏杆罩之分，落地罩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从地面直接延续到梁枋，故有“落地”之称。

    大成殿两边的厢房是书院教室，布局一致，出檐深远，立柱伸出梁枋下方的球形建筑构件，也称垂柱，饰以金粉，很像成熟的瓜果，象征年年丰收，四川人给它取了个形象的名字——吊瓜。吊瓜大多做成圆头或者算盘珠状，顶端雕刻云纹或花卉纹，有财力的房主还将吊瓜做成走马灯形，灯身八面体，每面雕有人物、花卉图案，悬在空中，如同走花灯一般炫目。

    湔江书院大成殿曾立有两块石碑，如今静静躺在三水中学一角，一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辗转再三，我才在李春堂后人编纂的《李氏族谱》中查到了石碑所刻《湔江书院议立条程》，李氏族人曾多次出任山长、堂长，这个家族与湔江书院，盘根错节地相依相存。

    据碑文记载，湔江书院成立当年，即招收七至十三岁幼童两百余人，入学当日，教师领着学生唱起校歌：“美哉，蚕丛古国，三水毓灵多。有赵守勤民，余公歼寇，绩著岷沱。尽复兴责任，振衰救弊，争取自由，捍我山河。当仁不让，齐努力，一肩托。”学生进入书院后，每月可获得不等的膏火钱（即津贴），童生三百文，文生六百文，蒙生一百五十文，按日领取，若有赌博、偷盗、诈骗、吸食洋烟行为，一经查明即逐出书院。

    书院教师每年二月初二日到馆，十二月初二离馆，聘银四两银子，每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发节礼四千文，并有二百二十千文的束脩，《论语·述而》有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本意为学费，后引申为拜师礼。湔江书院曾云集了徐子休、钟多寿等学者，徐子休为蜀中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曾在成都创办孔圣堂。

    湔江书院成立后，一度成为汉州最负盛名的书院，什邡、绵竹、金堂等地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可惜好景不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废科举，办新学，全国各地书院纷纷改弦易辙，更名为学堂，湔江书院也改为三水高等小学堂，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四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大学》《中庸》亦调整为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修身、音体、美劳等课程。

    1936年春天，万昌全一家从金堂赵家镇迁居三水关，他也转入三水高等学堂读书。看着营造学社拍摄的湔江书院，万昌全泪水噙在眼里：“我读书时，后院天井里有个花坛，种着一丛丛芍药，坐在教室里也能闻到香味，一下课，男同学就跑到花坛边捉蛐蛐，调皮的还把蛐蛐放在女同学抽屉里。”因为家中贫穷，万昌全几个月后就离开学堂，去外地学习中医。五年后，梁思成来到这里时，后院的挂落已经垮落，芍药也枯萎了。

    芍药花开了谢，谢了又开，万昌全在三水关正街开了间中医诊所。几年后，三水高等小学堂又改为三水中学。又过了许多年，三水中学搬出湔江书院，古老的书院走到了它的晚年，院子里的芍药花再也没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