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有传承关系吗

    方忠教授是研究台湾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学者，出版有《台湾通俗文学论稿》《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台湾散文纵横论》等论著十余部。这些著作受到学界好评，如他的《台湾通俗文学论稿》被认为是研究台湾通俗文学的经典之作，贾植芳先生认为它“在大陆学界是首倡的”“系统而深刻”；钱谷融教授则评价它“资料密度大”“审美气息浓”……日前，方忠教授以新著《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台湾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贡献了又一力作。

    “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

    众所周知，国民党当局迁台后，用高压手段禁绝了五四新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于是读者心中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是：除了胡适、林海音为代表的两代从大陆迁台的作家之外，“台湾当代文学”从白先勇到陈映真、黄春明，从张大春到朱天文、朱天心，从余光中到洛夫、瘂弦，从张晓风到琼瑶，甚至新生代的骆以军、邱妙津等人，他们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到底有没有传承的关系？

    正如1958年5月4日胡适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邀请，所作的题为《中国文艺复兴、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演讲中指出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应当成为台湾当代文学发展的两个方向。方著正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该著首先从宏观上梳理了“台湾当代文学与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和“台湾当代文学与新文学自由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正是继承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批判现实，强调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一翼则强调对50年代台湾文坛极端政治化的主流文艺的背离，坚守文学探索人性的立场，坚持文学作为审美创造的独立价值。

    除了宏观上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方向的梳理，方著尤其关注“五四新文学”中两个特别的文学类型——“新女性”书写和乡土小说。正如方忠教授在《绪论》中所指出的：“乡土写实和女性‘言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主题，也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写作空间。”因此，“台湾当代言情小说与现代言情文学传统”“台湾当代乡土文学与鲁迅乡土文学传统”两章正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方向在这两大典型的文学类型上的具体分析：女性“言说”体现的是人性创作主题的张扬、艺术审美价值的彰显；而以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为代表的台湾当代乡土作家继续在作品中揭露和剖析国民性，“关心人、关心社会”，则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

    关于“现代言情文学传统”

    “台湾当代言情小说与现代言情文学传统”是书中的重要章节。一般认为，“言情文学”是民国通俗小说的一部分，而“五四新文学”正是在反对旧文学娱乐、消遣的游戏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言情文学传统”是否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始终存在着另外一种有别于“五四正统论”的声音，这些声音认为，“五四新文学”并不是进步、现代的唯一代表。从王德威教授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到范伯群先生的“填平雅俗鸿沟”，都试图打破人们长期以来的执念——认为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泾渭分明。他们的研究表明，“通俗文学”乃被“他者化”，成为落后、反动、守旧的代表，实际上，通俗文学之中也蕴含了求新求变的冲动，以及向现代转型的动力。比如作为“鸳蝴派五虎将”代表的包天笑和周瘦鹃，他们不但是晚清民初翻译大潮中的重要译介者，翻译了大量小说，其中不乏具有深刻文学价值的名著；而且在翻译的影响下开始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的创作，其用白话文创作的小说也常反映新旧冲突、人生问题、社会现状等时代主题。该书认为：“最初是周瘦鹃和包天笑对各种西方叙事方式的尝试，到20年代以后，很多作品都大量吸收新文学表现方法和西方叙事技巧，以新旧融合、中西贯通的方式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现代言情小说”。这看似平常的一笔，已然包含了学术观念的更新。

    另一方面，“台湾当代言情小说与现代言情小说传统”一章很好地讨论了五四新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书写传统：“新女性”。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新女性”书写成为五四新文学星空中最耀眼的明星。在这一母题之下，五四新文学不但讨论爱情、婚姻、贞操、家庭革命等等问题，还探讨着女性独立解放之路的崎岖艰难，女性所面临问题的复杂多变。台湾当代文学继续了对五四新文学中“新女性”形象的探索，思考女性在新的时代如何能够真正走出一条独立解放之路这一命题。比如书中提到20世纪70年代是台湾言情文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在日益成熟的工商业社会中，台湾文学中频频出现现代都市女性、“女强人”的形象，无论是琼瑶、亦舒还是梁凤仪、朱秀娟的小说中都强调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依附走向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或职业，要自立自强。可以说，这一章节的分析使我们看到，台湾当代言情小说扩大了“新女性”书写这一母题的内涵，树立了新的“新女性”形象。

    多重场域的台湾文学

    《台湾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不仅由宏观到具体地梳理出台湾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两翼受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的脉络，而且其中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亦十分精彩。

    这样的例子在整本书中俯拾皆是，这里略举一例。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围绕着“复国”主题，政治性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大行其道。姜贵、朱西宁、司马中原、杨念慈等作家，大陆的一般文学史不是避而不谈，就是仅仅略有提及，认为其作品概念先行，否定其文学成就。

    而新著中对这批作家作品做了更为公允、细致的分析评价。书中并不完全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衡定，而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出发，通过作品细读分析其文学价值。比如讨论朱西宁，说他“尽管文本中一旦涉及主人公对国事前途的判断，诅咒戾骂之词顿显声嘶力竭之状”，但仍然肯定其作品中“蕴含了与茅盾作品中相同的对于命运的无奈挣扎”。讨论姜贵，通过分析他的小说《旋风》和《重阳》等，指出其小说中饱含讽刺与同情，成功塑造了女性、知识分子、败类等多重人物形象，对社会病态的刻画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正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由鲁迅、老舍等人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认为他的作品除了意识形态化的主题，还“暗含生命体验的历史书写”。在充分的文本细读与分析的基础上，论者得出结论：政治文学中的不少作品在文学精神的本质上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一致的，“所以在文学充当政治‘传声筒’的时代远去后，他们的小说仍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

    台湾当代散文与五四散文传统

    胡适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喜欢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认为它概括了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他谈到“五四精神”和传统，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或许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胡适口述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因此可以说，五四精神和传统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有“打破传统禁忌的怀疑精神，创新求变的改革锐气”。书中的另一精彩之处正是写出了台湾当代文学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又体现了五四“重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allvalues）与怀疑批判的精神与传统。

    新著第六章“台湾当代散文与五四散文传统”中，首先非常精要地概括了五四现代散文发展中的三个重要范型：1.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知性冲淡散文，经梁实秋、林语堂在台湾的发展，到余光中、杨牧、张晓风、林文月等作家继其流风余韵；2.鲁迅揭露与批判、体现战斗精神的杂文，作者为我们详细分析了这一脉络之下赖和、柏杨、李敖、龙应台、苦苓的“鲁迅风”散文；3.第三类是冰心抒发“爱的哲学”，即表现母爱、童心、自然之爱的散文，她的风格深深影响了张秀亚、琦君、钟梅音、席慕容等台湾女性散文作家。

    同样是在这一章中，作者一方面证明了“台湾散文继承五四散文的流风余韵”，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以余光中为代表的台湾作家，在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浪潮中，在现代派反对“纵的继承”，而要求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和艺术技巧的背景下，倡导“散文革命”，希图“超越五四”，建构符合当下审美需要的“现代散文”的文学史另一面。从而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台湾当代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不仅继承，还有突破；不仅有影响/模仿，还有反思与超越。正是在这一判定之下，书中认为台湾当代散文“推动了整个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这样的论述就成功地为我们建构起了一个“双向互动”的文学史图景，其中包含了更为广阔的、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汉语文学”的宏大视野。

    此外，本书特别珍贵的地方还在于，方忠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对当时台湾主要报刊、杂志的阅读整理，发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很多研究基于此进行。同时，书中始终谈到很多台湾学者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多重声音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不是无视、搁置争议，而是引起争议、激发讨论、挑战既有的成见。而正是在这些深刻而精彩的对话、讨论之中，我们既更深刻地认识了“台湾当代文学”，又重新认识了“五四的新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