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恐怕并不仅仅作为历史存在着,而是与当代生活、当代精神塑造紧密相连。战争中所展现出的人性的闪光与黑暗恐怕是任何别的事件所不能比拟的。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慷慨悲歌,气势磅礴。当代中国作家不断搜寻那段悲壮的历史记忆,不断焕发出新的灵感和激情,以更理性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更细致的史料挖掘、更娴熟的艺术表现,写出了一批有分量见精神的优秀作品。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面向儿童讲述这场惨烈的战争,如何在孩子对世界有限的理解、有限的生活范围内,书写这场战争,讲述一种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讲述一种对民族心理、道德伦理、人心人性深入骨髓的洗礼?
显然,在书写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文本的时候,呈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就是以战争年代和“十七年”期间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为代表,如《鸡毛信》《雨来没有死》《小兵张嘎》等文本,其特点是,有“红色英雄”情结,呈现出时代生活与英雄事件的本真状态,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另一种就是新世纪以来的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摒弃传统历史叙述模式,对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在战争中遭遇的不幸和苦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给以混沌多义多面的审视。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书写,大致都是遵循后一书写理路,从《火印》《少年夏之秋》《少年的荣耀》,到《如菊如月》《将军胡同》,都是如此,也诞生了一批佳作。然而,要在“儿童”这个方圆之内,把复杂多面的战争主题转化为小读者可理解的叙述,无从避免生命暴力,却要把故事讲得不刺激感官却能震撼心灵,要把最强烈的仇恨和最残酷的死亡消解在温情的叙述之中,其艰难可想而知。因为战争具有彻底的“反儿童性”,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涉及暴力、血腥、凶残、苦难,而且这种民族战争中的苦难是一种撕裂开来的苦难,跟儿童文学过去所写的成长苦难完全不一样。
由此,我们发现了这种“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在部分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文本中言说的无力。复杂、宏阔、惨烈的战争书写,必须要在儿童文学某些命定的规范下进行,如以儿童为本位,进入儿童生命空间,具备朴素自然的审美风格,有着“给世界再次带来信仰和希望”的使命等,战争与童年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则“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的努力,始终有一种拘束在。当然,冲破这层镣铐,关键还是在于作家对历史和生活的深刻洞察,以及思想的力度,从而在儿童文学的规范中书写震撼人心的道德伦理、人心人性的矛盾冲突。
由此,第二个问题是,对战争进行白描式的硬朗、爽脆的叙事风格,是否就不值得继续承继发扬呢?文学艺术首先就应该是多元多义的,回归儿童本位,在创作中进入小主人公的生活空间,代入作者童年的想象,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一个小英雄的成长历程,故事曲折,可读性强,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叙事流畅,情真意切,且以白描手法消解小说叙事内部的一种紧张关系,我以为,也是一种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文本重要的叙事面向。当然,呼唤新世纪的“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还需要摒弃原来简单的脸谱化的叙事,努力在一个白描叙述中,呈现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对民族精神意义的深层探究。
显然,“抗日红色少年传奇”就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气质和特色,是“小兵张嘎”和“小英雄雨来”叙事的复归。故事曲折,环环相扣,情真意切,可读性强;人物形象鲜明,一些生活化场景的描绘和写实细节为作品增加了趣味的色彩。叙事流畅,作家展现了较为高超的故事架构能力;同时,在一个消解英雄的年代,呈现出了一种对“崇高”和“英雄”的渴望和歌颂;这种白描式的写法,把处于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日常生活化了,拉近了与小读者的距离,符合他们的审美接受特点,从阅读方面而言,更有利于孩子们对这段历史的阅读和接受。尤其是,在“抗日红色少年传奇”的《小英雄雷鸣》《小英雄朱元宝》与《小英雄鲁小花》中,分别呈现出了上世纪40年代的太行山下、山西朔州、上海滩的环境背景,看得出作家为还原抗战历史景象而做出的资料爬梳的努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人在战争中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战争中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可能牵扯到生与死、荣与辱这些大问题,真正想把那时的人写活,需要笔者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去思考,去替那时的人作出人生选择。战争中的孩子也不例外。希望作家在这一方面再加以努力。在许诺晨的作品中,往往会呈现出一种自然的阅读的愉悦感和轻盈感,这是出生在物质丰富一代的作家所自然流露的文学气质,然而,文学艺术作为艺术的终极处,还是希望作家能呈现出生活生命的厚重与多义,展现出更为深厚的美学价值。当年轻一代作家回望抗战题材时,由于历史和时间的消逝,其文本往往有一种“隔”的意味,这需要我们的作家去行走,去思考,重新将自己放置在其时其人的状态下,而不是仅仅说一个故事,毕竟那是一段异常惨烈的历史。当然,许诺晨还非常年轻,她的文学事业道路还非常之长。以她现在的文学起点来看,文学之峰在等待她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