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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8年12月05日 星期三

    杨翼骧历史讲义的惊喜重现

    乔治忠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2月05日   07 版)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往往会与你不期而遇,那真好似一种缘分,甚至足可产生终生的感慨和欣慰!

        2018年8月,我上网浏览,忽然发现有南开大学历史系早年三种油印讲义拍卖,即王玉哲之“中国上古史”、杨翼骧之“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郑天挺之“明清史”。于是急切下单买下,两天后特快专递送达。初步检视,王玉哲先生于1959年出版《中国上古史纲》,即在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郑天挺先生的这份讲义未曾出版,但内容叙述,未完全成文,断续间以删节号联结。盖郑老对明清史事了然于胸,讲课时自可连贯和完整,且其中引用史料皆注明出处,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唯内容断续、节略,今日则不便于阅读。杨翼骧先生的讲义前半部分,已于1956年即修订出版《秦汉史纲要》一书,而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据知情者郑克晟教授在今年接受采访时说:“杨先生有一部魏晋南北朝史讲义的书稿,当时这部书稿已经交给天津人民出版社,准备刊印,但后来不知为何没有面世”,最终佚失。因此,杨先生之“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已是失传了几十年,今日再现,令人惊喜,值得珍视。

        在杨翼骧之讲义正文首页下角,有钢笔书写的“纬堂”二字,是保存者署名,经查考乃南开大学历史系1955届大学生姜纬堂(1936—2000),及今网络上尚有姜纬堂之藏书拍卖。姜先生毕业后,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学术成果丰富,且珍存这套南开大学历史课程讲义几十年之久。笔者认为,这部讲义的油印和装订时间为1956年2月至5月之间,理由是:第一,讲义后附“历史系一年级中国史课堂讨论提纲”,计划于1956年5月30日、31日组织学生举行两次讨论,此为讲义油印时间的下限;第二,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而讲义是大学生手刻蜡版油印而成,其中简体字与原繁体字混杂使用,表明简体字已然推行但未被熟练掌握,因而油印时间不可能早于《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也不会迟后太久。

        60多年前的历史课程讲义,到今天是否还具有独特特色和学术价值?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初步阅览,即可领略这部讲义在内容安排、思想见识上都颇有别具一格的特点,可概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诚心尽意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与史学方法。1950年代,杨翼骧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从秦汉到南北朝历史的讲授课程,其讲义的秦汉史部分,于1956以《秦汉史纲要》书名出版发行,被全国高校广泛用为历史学教材,次年即得再版。至30多年后的1989年,史学界仍称誉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秦汉史而产生的第一批全面记叙秦汉史的著作……其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作可比”(《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22页)。讲义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部分何独不然?例如对于三国时曹魏施行的“屯田”措施,从背景、发起、细则、发展、收效,直至衰废,作出详细有条理的论述,将之视为曹操能够统一北方的经济基础。着墨之多和分析深入,超越诸多后来篇幅颇大的中国古代史、通史之书。其他对北魏、北齐实行的均田制,亦详为论列,皆体现了唯物史观重视经济作用的思想,也符合历史的事实。对于东晋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分析,归纳为三点:一是南北豪族之间的矛盾,二是皇室与权臣之间的矛盾,三是长江上、下游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这致使东晋虽然几次取得北伐胜利,但终于不能保住战果。这个见解比仅仅叙述东晋官员互相掣肘的现象,在认识上显然倍加深入,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取得的结论。

        第二,实事求是,不拘旧格。杨翼骧先生恪守记史求真的史学准则,深入探索,实事求是,而一旦得出历史认识的真谛,即不拘守以往叙史结构,而作出新的安排与论析。例如在对于三国中吴国经营南方经济发展的业绩,给予很高的评价,举出大量史实指出:在中国古代史上,三国之前的江南地区,是比北方显著落后的。而自孙吴政权开始,“从此江南成为全中国的重要生产区域……江南的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在诸多中国通史、断代史的著述中,虽然也有对三国时期江南经济发展的叙述,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视野高度评价孙吴政权,论断是如此明确、如此突出,乃是极其独特的。在讲义中,杨翼骧先生还改变了自西晋以来叙述三国历史总是将吴国至于末尾的顺序,采取了先讲曹魏、再讲东吴、最后讲蜀汉的模式,此岂偶然哉?有深意焉!

        第三,精研极思,寓卓识于历史叙事的构架之中。杨翼骧先生对待大学历史教学课程,决无半点敷衍之意,而是反复精研极思,早于1949年就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拟定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提纲,于1953年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之前,已经准备好从秦汉到南北朝的历史讲章,其后参考学界研究趋向,不断修订,设定历史讲授的内容构架,寓入卓见明识。例如:翻阅这部重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史讲义”,东晋部分没有叙述淝水之战,不免心生疑惑。继续阅览,方知将淝水之战讲述在北方前秦苻坚政权的史事之中,不仅内容详细,而且评析深切。无论在杨翼骧之前、之后,多种中国古代史著述、教科书,都是在东晋史事中叙述淝水之战,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朱煦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等,概莫能外,这多少残存了古代以东晋为正统的思想孑遗。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甚至说“淝水之战中东晋的胜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氐族统治者的摧残,使南方经济文化免遭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此说殊无理据!《晋书》记载前秦自建国即尊崇儒学,苻坚更重用汉人王猛辅政,开办学校,发展经济,健全制度,取得“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絶。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的成效,因而兼并分散政权,统一北方。在统一进程中虽有战争,但无滥杀记录,这明显优于曹操的行为,何以见得攻入南方就会摧残人民、破坏经济文化呢?

        关于淝水之战的研究,1962年之后学界有过激烈的争论,且几次形成热点。杨先生此前的讲义中即已具有与众不同的定见,但未参加论辩。在讲义中,不对此次战争粘贴是否“正义”之类的标签,仅就战争的发起、战争后果的分析安排位置。淝水之战是前秦发动的,而前秦失败的后果主要影响的是北方的局势,东晋不过是政权依旧,统治者上层的内斗依旧,腐化堕落则每况愈下,并无战后振作的表现。前秦在淝水战败后,政权崩析,北方重新陷入分裂与混战状态。杨先生在讲义中引据史料,指出其后几十年间,“岁旱众饥,道殣相望”“人相食,死者大半”“夷夏嚣然,人无生赖”等记录,史不绝书。今之学者在淝水之战一千多年后仍为东晋取胜而庆幸时,考虑到北方民众遭受劫难的惨状没有?因此,淝水之战的后果对北方的影响如此严重,将之至于前秦史事中讲述,是十分允当的,体现着历史研究的卓识。当然,如果在东晋历史讲述中也略为提示,就更圆满了。

        作为讲义,从形式到内容来看,还有需要调整和补充之处,经整理出版,当会对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深化,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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