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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翠绿的爬山虎密密匝匝地爬满高高的院墙，一群鱼儿在倒映着高大建筑的浅水中游戏，偶有金黄色的树叶缓缓飘落在池面，也生怕惊动了这院子的宁静。
既现代又古朴，既灵动又深沉。步入位于天津大学内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立即被庄重不乏诗意的空间感染；而参观院内的展室，则把我迅速拉回现实：这座集中了冯骥才一生藏品和文学作品的“博物馆”，点滴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他曾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怎样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为什么？
这是冯骥才最难回答的问题。他在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转向文化遗产保护，很多人不解，甚至怀疑他写不出来了。现在，他用新书《漩涡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回答了这个对他来说“太复杂、太深刻、太悲哀、太庄严，也百感交集”的问题。
从1990年到2013年，他身不由己地被时代的漩涡卷入，与时间赛跑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为此付出艰辛甚至悲壮的劳动。如果说文学和绘画，是出自于一种本性，文化遗产抢救和教育则是冯骥才的选择。对他来讲，这四件事情是融在一起的。
“我并不是一个成功者，我是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
中华读书报：您的《俗世奇人》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小小说界也深受鼓舞。在长篇小说大行其道的今天，为什么您还坚持写小小说？
冯骥才：“小小说”最早是河南文学界提出来的，创办了《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他们有很高的文学见识，他们是有眼光的。很多地方刊物，坚持自己的看法、主张、兴趣和审美，而且在学理上不断论证，几十年如一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对读者有深远影响。他们支持我，我参与他们的事业。
至于个人写小小说，谈不上坚持，我什么都写。就像诗人，可能写长诗，也可能写律诗，绝不可能把律诗刻意拉长。我写长篇、中篇、短篇，写大量的文化档案，写文化学的、人类学的、民俗学的文字，也写了大量的关于绘画的文章。长篇小说有长篇小说的素材，小小说有小小说独特的发现，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中华读书报：从1980年代您就从事小小说创作，您如何看待小小说？
冯骥才：我很早的时候写过一篇小小说《哈哈镜》，才五十多字。80年代的写作，非常有激情，那时候也特别年轻，有创作活力。在开放的、自由的时代，觉得所有东西都松绑了。我曾经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让心灵更自由》。小小说对写作有一种挑战。小小说不小，要找到特别绝的结尾，要求作家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我偶尔碰到了就会写，写了不少。
小小说对我来讲是非常独特的思维，是先发现结尾，倒过来写。小说需要细节，黄金般的细节。在成功的小小说的结构中，往往把金子般的情节放在结尾部分，好像相声抖包袱。像《聊斋志异》中的《口技》，多么逼真；契诃夫的《万卡》，写万卡在信封上写下“乡下祖父收”，“万卡跑到就近的一个邮筒，把信丢了进去……”，就那一个结尾，把生活的无望写出来了。
中华读书报：最近这几年，您陆续推出了《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等非虚构作品，您是怎么把握的？
冯骥才：第一本写1966年到1970年代末，原来的名字叫《冰河》，出版时叫《无路可逃》，写如何走向文学。第二本写1977年到1979年，是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文革向改革急转弯的时代，也是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时代。我特别有感触的是黄河的凌汛，冰一旦解开，上百平米的大冰块，被鼓涨起来的河流以极大的力量冲到岸上。我是用“凌汛”形容改革开放之前的解冻。第三本《激流中》写1979年到1988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当邓小平讲到“作家写什么，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事,不要横加干涉”的时候，掌声像大潮一样爆发出来。所有这些都是我亲自经历过的，这本书写到80年代末第一次现代艺术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我最后讲：一个时代结束了。
中华读书报：最新一期(2018年第6期)《收获》刊发了您的新作《漩涡里》。
冯骥才：《漩涡里》从1991年写到2013年，23年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到底是怎么做下来的。我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一系列老城保卫战，完全靠民间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城市；第二件事，是从2000年开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第三件事，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漩涡里》写了二十年来所付出的辛苦，也写了官场中的一些事情，把问题的本质写清楚了。我并不是一个成功者，我是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叫《漩涡里》？
冯骥才：我掉进漩涡里，不能自拔，而且不断把大项目放进去，不断搅动，每一个项目都是我心头里的大事。
中华读书报：纵贯五十年的书写，对您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从60年代中期写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中期，写了五十年的人生。一开始我想写成生命史，后来慢慢想，真正写出来后不是生命史，是心灵史、思想史。实际还是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心路历程。
我真正想写的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随着国家的变化，个人的命运也在变化，一直有自己心灵的追求，一直把个人要做的事情、个人的选择跟整个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是天生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代人。无论是我早期的问题小说、伤痕小说，还是后来的文化小说，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即使有一些看起来是历史小说，实际都有和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思考。从作家向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转化，仍然是使命在身的。所以我说，我做文化遗产和学者做文化遗产是不同的，还是有很强的人文情怀。
中华读书报：您为保护非遗做了那么多事情，为什么还说自己是失败者？
冯骥才：对于古村落的保护，我在2011年曾经直接对温家宝总理提出来。我讲，中华民族创造了一流的历史文化，但破坏遗产也是一流的。我们的后代将认为我们对文化是无知的。我们的古村落进入一个消亡的加速期。经常是发现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就是开发一个破坏一个；要不就是根本不遵从文化规律，而是从眼前的功利出发，改造得面目全非，把真的古村落搞成了假的古村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有多少老村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村子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时候这村子已经没了。
后来国家意识到，村落的保护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2012年发动立档调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在全国选择5000个极具历史价值的传统村落命名保护。
“我最爱的是文学和艺术。我有几部小说要写，人物就在眼前站着，我有写作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己。文化遗产保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
中华读书报：您的呼吁和行动还是很有效的，做成了那么多事情。包括2006年起中国开始有“文化遗产日”，也是在您的不断呼吁下设立的。还出版了《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等大部头出版物。
冯骥才：如果二十年前看到古村落的状况，我们以科学的、谨慎的态度去保护会好很多。现在明确要保护的东西，也因为商业化面目全非了。我写过一篇文章《科学地保证文化的传承》，说传承人认定是一把双刃剑，利弊都有，在这两难中，我们必须清醒。在市场和旅游的驱动下，在消费主义肆虐的大潮流中，文化的产业化、旅游化、商品化，以及传承人的职业化、功利化，正在扭曲传承的目的与遗产的本质。只有坚守科学，才能更好地保护遗产，真正地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作品《诗经》就是口头文学集。我们已经收集了20亿字口头文学资料，三年整理出的第一期数据库已完成8亿8870万字，这是民间文学的一套“四库全书”。这项工作需要很大的资金支持，我希望有眼光的、有品位的中国富豪们支持一下我们的文化。
中华读书报：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您还是义无反顾做下来了？
冯骥才：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做。我把文学放下来。有人认为冯骥才写不下去了，怎么可能！那时候我创作感觉是最好的，我把文学放下去做非遗保护，谁也不知道我内心的苦涩。我最爱的是文学和艺术，我希望写出最好的文学作品，画出大量的画。我有几部小说要写，人物就在眼前站着，我有写作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己。文化遗产保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
没有人劝我做。我觉得我必须做，没有任何功利思想。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世人知道中国还是有人有良心做这个事。
中华读书报：您办过几次大型的画展，都是为了筹集资金做非遗保护。
冯骥才：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组织了几次画展卖画，在苏州画展卖的那些画，都是我最喜欢的，后来我说，这些画卖了的话，我就家徒四壁了。那批画卖了350万元，现场捐了，收入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资金。苏州画展筹集的资金不够，再去北京办画展，北京不够再去南京……白天往各地跑，做大量的调查，我的很多时间的写作是做文化档案、做普查提纲。传统村落和文化遗产有共同的问题，就是没有专家，我们的一些专家往往是帮助开发旅游的。
中华读书报：您经常靠卖画筹集资金用于保护文化遗产。
冯骥才：1992年3月，我回老家宁波办画展。展览期间，当地政府说，冯先生，在月湖边上有一个特别好的房子，是贺秘监祠，是为纪念唐代诗人贺知章而建的，政府想把它改造好以后交给文联。如果你整个修缮了，这房子就给你。修缮费用大概需要20万块钱。
当时如果没有那20万块钱，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就把我展览中6尺对开的大画拿出五幅卖。过了几天，台湾应氏围棋计点制创始人应昌期来了，特别喜欢一幅《老夫老妻》的画。应先生说：“这不就是我跟我妻子的一辈子吗！”当时他就掏了10万块钱买下来。筹到20万块钱，把祠堂修缮好了，交给了宁波文联。
中华读书报：当初打响“天津老城保卫战”的时候，您也没想到这么难吧？
冯骥才：全靠民间的力量。我是文联主席，不能动用公家的权力。我邀请当时的历史学者、文化学者、城市史的研究专家、艺术家、摄影家一百多人，用自己卖画筹集的钱组织他们做几个老城的调查，出版了《旧城遗韵》《天津老房子》等系列图集。还真起作用了，五大道、解放路中街……好多天津的历史文化保护下来了。老百姓认同我的做法。
中华读书报：做这些事情，需要情怀，需要行动力，更需要智慧和策略，还需要勇气。
冯骥才：天津城区要进行旧城改造的时候，有一次开政协会议，我跟李瑞环主席说，有一个不好的词，叫“旧城改造”。如果说“老城改造”，我们起码还知道这老城里还有好的东西，但“旧城改造”呢，首先想到的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东西而言的，例如知识分子改造、劳动改造等。如果说“老城修缮”就好得多。李瑞环说，“旧城改造”这词是我发明的。当时那可是大会，四百多人啊。我跟李瑞环说：“冒犯了，主席。”李瑞环就笑了，说：“你这话是对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觉悟，我们想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你们现在这个观点是对的。”瑞环的气度我是真心佩服的。后来我在天津做了很多事情，他都是支持的。他甚至跟天津市长说，你们要听听冯骥才的意见。
政府要改造，我觉得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城市，这个街拆走的时候，好的东西必须留下来。
中华读书报：是什么动力在支撑您做这些事情？
冯骥才：完全是因为热爱才做。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天性，一是理想主义者，二是完美主义者，有点傻乎乎的。我又是固执的人，认为对的就要做。但在现实里，有两个力量要面对。一是消费社会的力量。有人认为“非遗”保护的对立面是开发商，从更高的层面理解是和消费社会较量。消费要把一切变成利益。和消费社会的力量较量时，我是弱势；它是利益的我是精神的，你怎么说服它？一是官场。只要和政绩无关，官员就没有兴趣。我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以GDP论英雄”。我有一个观点：提出“文化自觉”很好，但是连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自觉？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底，了解才能热爱，热爱才能有文化的自觉，我们真正有文化自觉的时候才会有自信。
“我是一个读者感很强的人，我很在乎读者。作家最重要的还是有人读你的书。有人读你的书，就是有人接受你的想法。”
中华读书报：您担任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已有多年，现在发展情况如何？
冯骥才：把书桌放在田野上，在大地上思考，让思想既有翅膀，也有双脚，学院博物馆化、对田野和文化体验的重视，是学院的办学理念。现在学院有三个“国字头”研究机构：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我在学术上发现一个问题，口述史是无形的、脆弱的，特别需要保护。另外还包括文学研究室、视觉工作室互为支撑的教研体系，形成传承人口述史、传统村落、木版年画研究学科特色，承担了很多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我们把“非遗”和优秀的民间文化请进校园，举办两届“北洋文化节”和大量非遗展览、学术活动，主要还是想培养人才，让他们在文化体验中成为传统文化自觉主动的传承者。
中华读书报：您将文学、绘画、文化遗产抢救和教育视为自己的“四驾马车”。
冯骥才：是“四驾马车”，也是“四只手”，该用哪只就用哪只，我也不是千手观音，有四只不错了。
文化遗产现在和教育合在一起了。我想做一个特别高档的艺术研究院。研究院办的第一个展览是达·芬奇画展，当时意大利的大使问我能不能到意大利办画展，我说我没兴趣去意大利办画展，但是我有兴趣把意大利经典的原作拿来天津办展览。这事还真做成了，他们从意大利贝利尼博物馆运来49幅画，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西方绘画大师的珍品，当时来参观的有十几万人。我原来想做得特别大，想做一个五四以来文学的研究，还想培养艺术史研究的学生，现在没这想法了，非遗保护占用了太多的精力。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每天仍然到学院来？
冯骥才：那天我在家里说了一句话：等我岁数大了以后，预备怎么办——我爱人说，怎么你还没老啊？我经常忘了自己的年龄，忘记自己年龄的人永远是年轻的。我还能做点事情，还有用。我的思维一直保持超敏感的状态。可是有一个变化，我现在岁数慢慢大了，爬山困难了。前年有一次去陕西做“一带一路”方面的演讲，经过彬县大佛寺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不能爬山了。出去的少了，书斋里的时间就多了，小说和绘画自然而然来找我了。所以获得鲁迅文学奖，我很高兴，对我最大的好处是读者回来了。
中华读书报：您很在乎读者？
冯骥才：我是一个读者感很强的人，我很在乎读者。我刚一开始写作是1978年，楼下有一个信箱，信太多了，我就做了一个大纸箱当信箱。每次送信的一喊我，我就带一个洗脚盆下去拿信，一开信箱，信呼啦下来，盆就满了。特别感动的是，我打开的时候有些信是有声音的：写信的人一边写信一边流着眼泪——那时候我知道眼泪是有粘度的，泪水和钢笔水粘在一起，一打开信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沙沙的声音感动了我。我们已经告别书信，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声音。
实际这么多年我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没有完全失去读者。作家最重要的还是有人读你的书。你创造了这种艺术形象，读者有兴趣；你能提供这种精神食粮，得有人吃。有人读你的书，就是有人接受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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