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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警惕把儿童自我意识等同于儿童唯我意识，把儿童中心等同于儿童自我中心。虽然只是一两个字的差别，但其中的童年观和童年精神，可能谬以千里。所谓伪童年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表面上格外突出对童年游戏和娱乐生活的表现，对童年存在感与实践力的肯定，以及对儿童相对于成人的生活权力的张扬，但所有这些却是在一种狭隘、油滑、自我中心的童年姿态中得到表达的。
11月24—25日，改革开放40年与浙江儿童文学研讨会暨2018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在西子湖畔举行。晋杜娟、方卫平、孙建江、吴其南、周锐、汤汤、李建树、谢华以及近百名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浙江本地的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出版人、期刊主编参加会议。高洪波、艾伟、任溶溶、金波、海飞、张之路等发来贺词贺信。
浙江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晋杜娟指出，此次大会既是对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获得成就的一次总结，更要对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通过作家、学者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奉献给孩子们更精彩的作品。同时，她希望与会的作家、学者深入探讨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在时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会议由大会主题报告和“儿童文学创作和阅读”“儿童文学出版和传播”和“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三个专题讨论两部分组成。孙建江作研讨总结。
警惕“伪童年”书写
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由浙江人书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版图中，浙江儿童文学也是极具分量。与会的作家学者回顾了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取得的成就，更以高屋建瓴的视角，再度审视儿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直指当下儿童文学存在的“伪童年”缺陷，对如何进行“好的童年书写”，提出了开放性的尖锐的意见。
儿童文学理论家吴其南直言不讳地表示：儿童文学是一项什么样的事业？当人们用礼仪、用自己选定的文化知识规范儿童的言语行为时，自然将这些规约赋予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思维。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童年”“儿童”都是作家建构出来的，作家所以要建构这样的童年、儿童，不光是为儿童的，也是为成人自己。
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借用了中国古代哲学“道”与“器”的概念，提出要辨清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就不能不认真思考相关的童年观与童年精神问题。他指出，今天的儿童意识也可能会滑落为一种伪童年本位意识，要警惕把儿童自我意识等同于儿童唯我意识，把儿童中心等同于儿童自我中心。虽然只是一两个字的差别，但其中的童年观和童年精神，可能谬以千里。所谓伪童年本位的儿童文学作品，表面上格外突出对童年游戏和娱乐生活的表现，对童年存在感与实践力的肯定，以及对儿童相对于成人的生活权力的张扬，但所有这些却是在一种狭隘、油滑、自我中心的童年姿态中得到表达的。他认为，在儿童文学书写中，在张扬童年的天性和特质的同时，保持一种纯真和良善是十分重要的。
儿童文学评论家杜传坤同样提到了“伪童真”的问题，她说：“当现代性所标榜的二元对立逐渐制度化，便会走入一个封闭的话语空间。以这样的对立来想象儿童及其童年，就可能在作品中将儿童或成人的世界‘他者化’来突出儿童与成人的差异性，从而拒斥共性与互融。无论是以成人的睿智理性来映衬儿童的幼稚无知，还是丑化成人形象而凸显儿童形象的美好，最终塑造出的概念化人物和‘伪童真’都会大大削弱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导致童年书写的单薄、失真以及同质化。”杜传坤建议：儿童文学只有超越儿童/成人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关于生命、死亡、苦难、爱、文明等大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大美、大爱、大智慧，也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
《儿童文学》主编冯臻表示，当前儿童短篇小说同样存在对童年的悬置问题，有些作家将童年视为“理想国”，在作品中童年只成为一种概念，或者说成了一种空中楼阁式的信仰。他认为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孩子之间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一种审美沟通。经由儿童文学的审美通道，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以真实、正确、真诚的方式来实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单方面替孩子说话、帮孩子说话未必就是儿童本位，就像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种俯就式的身体位置的变化，未必能真正达到了和孩子平等的状态。我们需要为孩子争取话语权，替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也需要孩子对成人有丰富理解的可能性，相互尊重，平等互待，才具有实现代际之间的交往。
《十月少年文学》执行主编冷林蔚畅谈了对不同文学体裁的一点思考。在谈到儿童散文时，她说目前有太多作品都是以成人的视角回忆童年的，这会让作品与读者产生隔膜，非常希望作者们能够在创作时回到童年，用孩童之眼看世界。她认为好的儿童文学的标准随着时代发展也会有所变化，希望弥合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人为的鸿沟，希望在文学的名义下推出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希望儿童文学不是“只有儿童才会去读的文学”，而是“可以读一辈子的文学”。
儿童文学还可以怎么写
与会的作家中，既有周锐、李建树、李燕昌、谢华、张婴音这样笔耕多年的老作家、中年作家，也有汤汤、赵海虹、顾抒、小河丁丁、王路、毛芦芦、金旸、孙玉虎等新锐实力作家，他们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发现，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深深扎根于中外历史文化血脉之中，浙江儿童文学从来就不是独立发展的，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外儿童文学乃至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作家们也对如何坚持守护童心的初心，以及对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和突破，提出了新的展望和思考。
儿童文学作家汤汤提到了三个黑暗童话给她的创作灵感。它们分别是安徒生、王尔德、雅诺什的《影子》《夜莺与玫瑰》《我所有的小鸭子》。汤汤认为，在安徒生的《影子》中，一方面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和人性里阴暗、邪恶的一面，对这个不够美好的世界，内心充满了失望和悲伤，更重要的是，他写黑暗，是为了让我们正视黑暗，冷酷无情的叙述后面，是一颗炽热的心和一双流泪的眼睛。同时，如此黑暗、冷酷和悲伤的故事，安徒生偏偏不用忧伤的低沉的笔调去写，相反写得轻松幽默好玩，甚至让你读得笑起来，两者形成极强的艺术张力，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超凡魅力。
儿童文学作家周锐在创作道路上，同样受到中外经典文化作品的影响。他以生动风趣的语言，介绍了影响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六个人的六句话。他说：“第一个人叫郑渊洁。1982年，郑渊洁作为北京《东方少年》的编辑到南京约稿，郑渊洁展示了他崭新的儿童观，并对我只敢写在本子上的童话习作说了六个字：‘你可以写童话。’第二个人是阿达。阿达看了我撰写的动画片剧本说：‘我们互相错过了。我是看到你作品里的新东西，而你看到的是以前动画片里的旧东西。’第三个人是梅子涵。我读了《女儿的故事》，挺羡慕他生活中居然有这么多有趣的真事可写，他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都是真的？’我才明白，看起来很像真事的那些描写其实是有真有假或者半真半假的，这对我后来写作《中国兔子德国草》挺有启发。”此外，还他谈到了秦文君、彭懿、汤汤的创作观点对自己的启发。
儿童文学作家小河丁丁则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他认为：民国这一代人的文章，都有经史子集的家底。从文言文到白话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是外表上的变化，但骨子里有不变的东西。用周作人的话来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上世纪30年代，晚明小品形成了出版与阅读的风潮，那一代的文章家，包括鲁迅、林语堂、阿英、俞平伯、郁达夫、钱锺书等，几乎没有不受影响的。所以我们看白话文大家，看他们那些简练优雅的作品，跟看明清小品，有一种相似的味道，那就是血脉未断。我们常说几千年中国文明没有断绝，从文学这个领域来说，几千年的中国文脉也没有断绝。
儿童文学评论家胡丽娜表示，自从当了妈妈之后，从儿童文学研究者转换到母亲的身份密切观察童年生命、进行幼儿文学阅读试验的时候，自己对儿童文学与现实功用，儿童文学的教育性等话题，对童年感觉如何在幼儿文学中进行传达有了新的感想。在日常言行中，在孩子的自言自语中，她看到了幼儿生命，以他的认真、纯粹不断在探究“世界为谁而存在”“我来自哪里”等试图用各种文学去表现和阐释的重要话题。她感叹道，孩子远比我们大人要更认真投入地在生活。幼儿文学写作的追求或许也正在于既接近儿童的生命感觉和生活，又绝不仅停留于对生活的还原和描摹，而是在看似“无意思”的日常中写出“无意思之意思”，让幼儿文学亲切、自然中升腾出隽永恒久的意味，这或许是理想的幼儿文学应该有的样子。
新载体与新渠道
我们正处于激烈变革期的新时代，儿童文学本身也在剧烈变化和发展之中，与会的不少学者、作家、出版人、期刊主编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手法和题材如何响应时代、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探索儿童文学新的传播渠道等话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儿童文学作家顾抒提到在剧烈变化、信息爆炸的年代，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守护童心的重要性。顾抒表示：保护一颗童心，在一个每一天都在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里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甚至连保护这个概念本身，也可能会变成一种过度的干扰，甚至伤害。今天的儿童面对的社会和昨天迥然不同。新生代的儿童从出生开始就默认了电子设备的存在，无数父母为了自己能喘口气，学会了用手机打发孩子。孩子们的童心不经意间被蒙上了一层消费主义和商业潮流的色彩。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孩子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单调无趣的平面，根本见不到“与自己类型不同”的人和世界，甚至童心也受到污染，更会受到伤害。然而幸运的是，童心就是这样的一朵小花，只要有一点土壤，它就会悄悄绽放。它会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去保护自己，甚至切换时间的流动方式，改变现实的样子。
胡丽娜认为，浙江的儿童文学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和创新中，而且经常有领先时代的突破性作品，比如1980年代的《当代少年》曾刊发程玮的《白色的塔》、班马的《鱼幻》等具有文学探索和先锋意识的佳作，使得这一刊物成为儿童文学探索思潮的重要阵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对儿童文学幽默品质的倡导、“纽带·海外华文儿童文学典藏”丛书对华文儿童文学的整合，都显示出别具气象和格局的建设意识。
冯臻认同当下儿童文学创作题材多元化的特点，他介绍了《儿童文学》刊登的多部作品——黄文军的《去外滩抓狼》，以孩子的游戏性想象来表现孩子的精神世界；李光宇的《此心安处》，以虚实结合表现孩子对爱情的最初理解；顾抒的《南歌》，以作者特有的神秘轻灵文笔，将青春期少年自我的迷惘，以及身份的重新确认做了细腻的刻画，尤其是在故事套故事的结构中，紧紧围绕“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完成了文本意义的相互指涉，作品既有对少年成长之痛的治愈力量，又有对“数字化生存时代”里个体价值的思索。
王路身兼儿童文学作家和网络作家双重身份，他认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手法和题材，依然存在一些有形无形的“禁区”“红线”，比如青少年的情感问题、性意识萌芽的问题。一方面，学校开设生理卫生课，教孩子认识性器官，家长教孩子如何使用避孕套，社会中，也经常发生未成年孩子初尝禁果从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例，可另一方面，作家却自觉不自觉地在创作中刻意回避这方面的问题。现实和小说的严重脱节，如同新时代的掩耳盗铃。当下的孩子们对男女情感、对性充满着好奇、冲动以及无知，但学校、家庭、社会却难以正确教育引导他们，而这，正是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承担的使命。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儿童文学从高原走向了世界的高峰，以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为标志，中国儿童文学更充满信心地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这其中，多元化出版和网络新渠道成了当下从作家到出版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浙少社文学分社副社长楼倩表示，从体裁上来看，新时期儿童文学出版呈现各体裁全面开花的趋势。除了传统强势题材——小说和童话外，诗歌也开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公版的各类写给孩子的诗，到任溶溶、金波、林焕彰等儿童文学作家的童诗，市场表现都很不错，加上朗读版等有声概念的加入，为这一题材注入了更多的商机。幼儿文学借图画书的东风遇到了发展的新契机，很多优秀的图画书文本，本身就是一部优质的幼儿文学作品，比如孙玉虎的《其实我是一条鱼》，以图画书的形式为大家所知晓，获得了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从载体的角度来看，融合发展成为儿童文学出版的新方向，有声读物、数字出版、AR技术等，纷纷出现在少儿读物上，一些线上的大公司作为外行搅局者，也出现在出版领域。载体的多元化也将是新时期儿童文学出版的一个新方向，以及后续多元的线上营销，会从一定程度影响到图书出版的原始状态。
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
儿童文学创作与儿童文学出版、市场密不可分，本次与会的作家、学者和出版人对儿童文学市场和需求进行深入探讨，一致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呈现了飞速发展的态势，尤其是近些年来，原创儿童文学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拓展，丰富的题材、多元的风格，自觉的艺术探索，彰显了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对童年的多维度的表达。而市场需求的增大、出版的繁荣，也在客观促进创作队伍的壮大，出版界可以更主动地协助作家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儿童生活情状里，立足于社会现实、少年儿童的生活现实，立足于孩子们成长需求的现实，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冯臻表示，杂志社、出版社在引导、鼓励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优秀作品中，可以起到“引路人”的作用。他介绍了2018年《儿童文学》杂志举办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大赛的情况，他认为，在近几年的原创短篇儿童文学作品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儿童文学作家越来越摆脱对童年生活的表象化描写，深入到童年精神的核心地带，并且将童年作为人类本初的美好状态予以彰显与表现。儿童文学作家就童年的本质性内容朝着文化、哲学方向进行的探索，比以往都显得更为自觉与积极。
《少年文艺》执行主编谢倩霓认为，好的作品是改出来的，杂志社、出版社可以主动介入作家创作，提供服务，为作家的成长、为作家队伍的更替和壮大、为作家队伍的基本建设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她介绍了始于2011年的“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始于2016年的“《少年文艺》青年作者改稿会”和始于2016年的“陈伯吹儿童文学讲习堂”，与作家互动的情况。其中，“《少年文艺》青年作者改稿会”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二十多位在儿童文学写作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召开了个人作品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作家们走向成熟、继续成长。2016年，凭借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对老牌杂志的资助，《少年文艺》捡拾起优良传统，并在新时期加以改造，演变成“青年作者改稿会”。目前，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2位作者参加了改稿会。其中，有多篇改稿会出来的作品获得了“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奖项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单篇作品奖。这一活动在业界形成了良好的口碑。
冷林蔚从《十月少年文学》编辑部审稿的角度，解构了期待中的儿童文学。她认为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力量，为孩子，写当下，敢创新”。所谓“有力量”，就是要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能够给人以触动和启迪，这种力量来源于作品坚实的情感内核、丰富的内涵和回味的空间。“直击内心的童年书写”也是“小十月文学奖”的口号。而谈到“敢创新”，冷林蔚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具有创新精神，他们倡导兼收并蓄，鼓励个性化的文学表达方式，比如诗化风格的小说《风的羊》、叙事方式有创新的童话《罐子里的火》、独特面貌的童诗组诗《我和毛毛》等，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优秀作品，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
楼倩表示，从2003年起，因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实施的主题出版工程面世，十余年内主题出版的数量翻了几番，社会效益至上已成为出版行业坚守的行业准则。儿童文学作为图书市场的宠儿，自然成为主题出版最受关注的板块之一。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建党100周年，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必然会出现一批反映相应主题的献礼之作，儿童文学作品也不能缺失。
儿童文学理论家孙建江对本次研讨进行了学术总结。他指出，浙江儿童文学年会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浙江儿童文学年会始于1980年，迄今已足足38年了。这样有主题、有规划、有愿景并且持续进行38年之久的儿童文学年会，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以至于“年会”本身也成为了浙江儿童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
孙建江着重回应了“改革开放40年与浙江儿童文学”这一研讨主题。他认为，40年来，浙江儿童文学在国内一直处于第一方阵，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可以从不同角度很多方面进行总结。他重点谈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化底蕴深厚。浙江自古人文荟萃，素有文化之邦盛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半部由浙江人写就。浙江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周作人，同时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这是40年浙江儿童文学发展的坚实底盘。第二，敢于创新，勇于创新，是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而敢于创新，勇于创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浙江儿童文学发展的真实写照。冰波有新丽柔美的《窗下的树皮小屋》，有奇幻哲思的《狼蝙蝠》，还有风趣幽默的《阿笨猫》，更有后现代意味的《毒蜘蛛之死》。谢华有温馨抒情的《小桥吱呀吱呀》，又有悲剧意味的《岩石上的小蝌蚪》，还有谐趣风趣的《快乐的老提》。小河丁丁在创作有相当数量的校园小说、侦探小说基础上，求新求变，寻找到了具有鲜明丁氏特点的现实传奇故事。汤汤从民间文学的借鉴出发，执着探索，发现了自己的本土文化的童话表达。第三，拥有包容气度。浙江儿童文学土壤肥沃，儿童文学氛围浓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一种磁石效应。不排斥外来者，人才进得来，为新人提供文学成长土壤。新人孙玉虎自来到浙江后成长迅速，很快脱颖而出。青年作家陈天中、甜老虎等陆续加入到了浙江儿童文学大家庭。一些作家工作生活在外地，但他们多不愿脱离浙江儿童文学，像小河丁丁、吴洲星等作家就明确表示，无论在哪里生活，会员关系必须留在浙江省作协。第四，梯队建设合理。浙江儿童文学有良好的代际延续传统，承上启下，老作家老当益壮，中年作家笔耕不辍，新生力量后续强劲，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这为浙江儿童文学的整体推进提供了持续的人才支撑。老一辈作家有田地、蒋风、金江、彭文席等；新时期以降，有冰波、李建树、谢华、吴其南、方卫平等；进入新世纪后，有汤汤、赵海虹、小河丁丁、毛芦芦、王路、常立、吴洲星、慈琪、孙昱、吴新星、孙玉虎等。
中国改革开放为浙江儿童文学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也将为浙江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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