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航船与印度

    作为一名印度英语作家，阿米塔夫·高希在中国或许并不像萨曼·拉什迪那样声名显赫，但在国际文学界他早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家。其创作数量可谓丰硕，包括《理性环》《阴影线》《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达12世纪的埃及之旅》《在柬埔寨起舞》《加尔各答染色体》《玻璃宫殿》《饿潮》等诸多作品。其创作题材跨越亚、欧、非、美四大洲，涵盖埃及、印度、柬埔寨及欧美等国，体现出高希作为人类学博士的学者背景。此外，他还多次摘得印度及国际重要文学奖项，部分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近十余年来，他又多番亲赴广州，不但在各博物馆和纪念馆査找史料，还认真学习粤语，深入体会这座城市。经过充分的积累，他将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演绎为三部长篇小说，分别是《罂粟海》（2008）、《烟河》（2011）及《战火洪流》（2015）。正因为鸦片战争是其间一以贯之的叙事背景，中文译本名之为“鸦片战争三部曲”。

    高希认为，虽然鸦片战争可能没有直接影响到印度，但它的确对印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间接影响。而今天的现状却是，鸦片战争可能不仅已为大多数英国人所遗忘，如英国学者蓝诗玲所言；与此同时，印度民众也很少知道自己的国家曾参与过鸦片战争。秉承人类学尊重历史与客观事实的学术品格，面对当代经济日趋复杂的全球化趋势，高希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史实的驾驭能力，塑造了诸多曾在鸦片贸易和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人物形象。三部作品各有侧重，《罂粟海》叙述了“朱鹭号”跨越印度洋的流散旅程，印度水手、偷渡客、苦力，乃至被押运的犯人、士兵，均聚集于这一艘命运之轮；《烟河》则将曾位于广州西南端的“番鬼城”作为核心叙事空间，多元文化之杂糅成就了这个独具国际都市气质的飞地；《战火洪流》终将笔触落于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但却着眼于因鸦片贸易而卷入战争的印度各社会阶层代表，由此突出印度在鸦片战争中的角色。

    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船运是对外贸易、殖民战争的关键词。三部曲中因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船只，包括海上走私鸦片的三桅帆船，码头上交易鸦片的武装趸船，负责内河运输的“扒龙”“快蟹”，中英双方交战时的舰船，以及富人用于消遣娱乐的“花船”、植物学家寻访珍稀植物的探险船，乃至广东疍家女子借以谋生的饭船，等等。其中，作家以“朱鹭号”“安娜希塔号”以及“雷德鲁斯号”这三艘船作为叙事主线，将形形色色的人物、亦真亦幻的事件关联起来，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殖民书写模式。

    “朱鹭号”——航船上的异托邦

    实际上，三部曲的英文直译当为“朱鹭号三部曲”。“朱鹭号”最初是一艘贩卖奴隶的“黑鸟船”，因其形如飞鸟。奴隶贸易废除后，新主人意欲将其改用于走私鸦片。它在小说中的出场极具奇幻色彩，印度比哈尔邦妇女迪提之前从未见过该船，却仿佛受到命运召唤一般，将其画在了芒果叶子上，并鬼使神差地将“这艘船”放进了先人祠内。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对鸦片查得正紧，所以修缮后的“朱鹭号”首次出海并未运送鸦片，而是继续运送人——当然，运输对象从奴隶换成了苦力和罪犯。

    迪提曾以种植鸦片为生，却因饱受英殖民者的各种盘剥而入不敷出，难以度日。丈夫死后，她不堪忍受家族逼迫，决定为夫殉葬。出身低种姓的车夫卡鲁阿冒死相救，二人遂逃离家乡，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成为契约工人，登上了“朱鹭号”。少年乔都，加尔各答人，以泛独木舟为生，不幸撞上“朱鹭号”，却因祸得福成为一名水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王公尼尔，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维护家族尊严而拒绝鸦片商人的要求，遭后者算计而身陷囹圄。波莱特是植物学家皮埃尔·兰伯特去世后留下的孤女，长大后她抗拒收养人替她包办婚姻，乔装打扮成偷渡客，默默潜伏在心上人扎卡里的身边。于是，虽身份与阶层各异，村妇、车夫、船夫、孤女、王公等人却在作家的妙笔书写中齐聚于“朱鹭号”。契约工人住底仓，尼尔被禁于囚室，众人被分别安置在不同等级的空间，印度各阶层的特征得以充分呈现。在此意义上，“朱鹭号”成为19世纪上半叶印度社会的缩影。

    福柯在其演讲《不同的空间》中提到，船舶是“一个浮动的空间，一个没有处所的处所，靠自己的各种装置而存在，它本身是自我封闭的，同时又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在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一座大陆转向另一座大陆的过程中，航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它还是“想象力最伟大的宝库”。在此意义上，福柯认为船舶乃是“出类拔萃的异位”。无论是契约工还是阶下囚，他们皆因鸦片这一物质而远离故土，其社会身份、阶级关系、种姓制度等均在此异位空间中发生了转变。作为契约工人，卡鲁阿体力惊人，迪提智慧出众，她曾多次与管理人员交涉，改善了劳工们的待遇，因而赢得大家的尊重。“朱鹭号”让迪提获得重生，虽然不知道彼岸如何，但她的眼里却开始充满希望。尼尔在囚室结识中印混血儿阿发，凭着阿发的回忆，他了解了鸦片战争前夕的广州，这位一度保守的印度王公被航船不可避免地带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经过“朱鹭号”的改造与洗礼，远离故土的印度人就这样以新的面貌流散到异域。

    而这种流散背后的历史背景则是，东印度公司为聚敛财富，强迫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然后将其加工出售给中国。也就是说，作为英属殖民地，印度承担了种植鸦片的任务，而鸦片的制作生产则一直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由于清政府加大禁烟力度，鸦片价格巨幅下跌，印度农民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鸦片商人，由此造成大规模的贫困，出现了大量的契约工人。我们都知道，鸦片走私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鸦片种植也让原本肥沃的印度恒河流域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在此意义上，印度同样是鸦片战争的受害者，而且是被遗忘的受害者。“朱鹭号”不仅展示了英国殖民者的丑恶嘴脸，还揭示了鸦片贸易对印度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

    “安娜希塔号”——风暴中的印度

    “朱鹭号”曾遭遇一场严峻的飓风，而“安娜希塔号”在前往广州的途中也经历了巨浪侵袭。这艘奢侈华丽的商船出自巴拉姆的岳父之手，这位能工巧匠拥有孟买最大的造船厂，其造船只不仅质量颇佳，而且价格便宜，就连英女王的皇家军队都要在这里定做船只。可惜好景不长，英殖民者为保护自己的造船业，以自由贸易为幌子，制定了一些苛刻的法律和法规，意图限制孟买造船业的发展。巴拉姆本是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帕西穷小子，上门女婿的身份和与妻子之间冰冷无爱的婚姻令他在岳父家的地位极为尴尬。而他天性喜爱冒险，一心向往海外贸易，不愿在造船厂徒然耗费时光。终于，在岳父去世后，他变卖平生积蓄，乘着这艘“安娜希塔号”驶向了广州。

    “雷德鲁斯号”——冲突下的文化交流

    相对于前两艘航船，“雷德鲁斯号”显然是一个更加独特的存在，因为它是一艘苗圃船。船主费切尔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往来于世界各地，致力于发掘珍稀植物，并将其想方设法运回英国。在描写鸦片战争前夕的紧张气氛时，高希宕开一笔，通过“雷德鲁斯号”展示了一段别样的文化交流史。

    广州既有众多的佛教寺庙，还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清真寺，许多美丽的传说也都与印度有关。画家钦纳里之私生子罗宾曾有幸登上城墙，俯瞰整个广州城。他与波莱特乃少年好友，在给波莱特的信中他详细而生动地描绘了广州的风土人情。波莱特后跟随费切尔搜寻各类珍贵植物，尤其是要根据一幅画作寻访美丽的金花茶，他们曾一度相信这种花只能生长在广州，因此委托给罗宾，但却屡寻不遇。不过，这种寻访、追溯同时也构成了一场深入感知中国文化的过程，比如罗宾因画作而与一位陈先生交往，后者在做侍从时曾将很多花完整地带到英国。高希相信，冲突和对抗都是暂时的，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和平的交流才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正途。正如罗宾信中所言：“花和鸦片，鸦片和花！有时想想感到奇怪，这个城市吸纳了这世间如此多的恶，作为回报却为世间带来了那么多的美……”在欧洲的花园中，舶来的牡丹、卷丹、文竹、紫藤、桧、柏、月季、玫瑰、八仙花、菊花、百合、含羞草、杜鹃等等继续美丽地绽放。高希认为，人们可能会忘记番鬼城，忘记这些船只，甚至忘记鸦片，但是美丽的花朵还会存留于世，在中西因鸦片战争而发展为对立双方之时，这种美好不失为一种补偿。仅仅为此，人们都该想起这座城市，“这座拥挤、肮脏、喧闹、性感的地方”。

    高希擅长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去探索大的历史变动。小说中，青年艺术家罗宾仿佛一条游弋在“烟河”之中的小鱼，他的书信生动地展示了“番鬼城”的多元文化特征。这块热闹的飞地上行走着操各种语言的商人、记者、政客、水手、艺术家，其中包括笃信“不可随众行恶”的美国良商查尔斯·金，专注于语言研究与字典编撰的印度人尼尔，还有精通法语、擅长钟表维修的埃及人扎迪；当然，还有各类走私犯、皮条客、印度士兵，以及中国的公行商人、绘画学徒，等等。这里既是鸦片走私之核心，又是冒险者的乐园。虽然距这种非法贸易和因之而发生的战争已差不多接近两个世纪，高希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番鬼城这个一度被遗忘、事实上确实也已经消逝的贸易空间。

    姜玉宏教授在研究印度文化模式时曾认为，笃信宗教的民族往往是缺乏历史意识的。但对阿米塔夫·高希来说，鸦片战争是一个改变了整个亚洲的重要历史事件。高希身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尤其不希望看到印度人安静地遗忘这段有罪的历史。作为小说的叙事主线，三艘航船相继揭示出印度流散、自由贸易、文化交流、全球化等诸多问题，呈现出作家对鸦片问题的深刻反思。“朱鹭号”还原印度人因种植鸦片而被迫离开故土流散海外的悲惨历史，“安娜希塔号”表现印度民众的挣扎，以及在殖民主义裹挟下印度商人在中国参与的鸦片走私。但高希也希望能弥合这种伤害，因为中印两国在他看来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雷德鲁斯号”以对植物的艰辛探访努力建构中西、中印之间在鸦片之外的另一种交流方式。阿发是巴拉姆的私生子，又是尼尔的狱中好友，他这样一个身份及巴拉姆对池梅长达二十余年的眷恋亦可被视为中印结合的重要信号。

    穿梭在印度洋上的这些航船犹如一枚枚银针，穿起了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贸易与流散图景，必将大大更新中国读者对印度形象的认知。相形之下，鸦片与船舶的关联在国内叙事中多呈现为民族之耻。正如学者徐敏所言，鸦片乃中华民族灾难之发端，运送鸦片及发动战争的西方船舶因之被妖魔化，直到洋务运动方才将这种“不可分离的统一形象”打破。西人之“坚船”逐渐被建构为去除中国因鸦片而形成的积弱形象之“利器”，这对那些参与过鸦片贸易的印度航船来说，怕是不曾想象过的吧。

    在高希笔下，“安娜西塔号”就是具象化的印度，而倾注了作家无限情感的巴拉姆则是人格化的印度。在鸦片战争中，印度一直是一个暧昧的存在，一方面它深受鸦片种植所引发的灾难，另一方面却又搭上了鸦片贸易的快船，从而与英殖民者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均沾。巴拉姆破釜沉舟加入鸦片贸易的回报是一度赚得盆满钵溢，他也因此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即巴瑞·莫迪老爷。这个印度老爷在广州悄悄安了一个幸福的新家，温顺的中国情人心甘情愿为他生下儿子，与印度妻子相处的痛苦和不足得以弥补。“安娜希塔号”因此是巴拉姆的希望，只要鸦片能顺利地运送与出售，他就能获得稳定的利润，就能见到中国情人和儿子，并为帕西人赢得体面与尊重。文本中，以巴拉姆为代表的帕西人在广州长期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参与到商业规则的制定中，而帕西人的确在近代中印关系史尤其是贸易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希并没有对巴拉姆的贸易行为从道义上作过多的苛责，而是把他塑造为一个有情有义之人，由他与池梅生前的和谐相处及对她的长久怀念可见一斑。这些生活片段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动人，有时又因其情感丰厚而颇富梦幻色彩。在林则徐下令要逮捕巴拉姆的时候，作家还借尼尔之口为其作了辩护，赞他“有一颗慈悲慷慨的心”。作为巴拉姆雇佣的翻译，尼尔从一开始就发现了对方身上的质朴、睿智与精力充沛，在长期相伴过程中，更坚持认为他是一个天才，极具能力与远见。这些优点最终让他奋斗为番鬼城中地位极高的东方商人，足可与那些西方商人平起平坐。

    巴拉姆笃信拜火教，相信善恶有报，但为了身后那些印度的投资者，为了免受妻子家族的鄙视与羞辱，他一度强烈拒绝上缴鸦片。他甚至始终认为鸦片贸易是合理的，并在禁烟期间继续悄悄地通过他人贩卖鸦片，由此引致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死亡。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充分呈现出作家对历史裹挟下个体命运的思考。“鸦片就像风和潮汐，我没有力量左右它的行进方向。乘着这阵风开船的人，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善还是恶。要看他如何处理周围的事情——他的朋友、他的家人、他的下人——才能正确地评判他。”这就是巴拉姆的信条。在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与掠夺中，印度就如同风雨飘摇的船只，无法掌控自己的航向，不仅其民族造船业被英殖民者不断打压，其努力开拓外部市场的企图也因参与了不光彩的鸦片贸易而被迫终止。而颇具讽刺性的是，在帕西人的信仰中，“安娜希塔”恰恰是掌管水域的女神。以巴拉姆为代表的印度鸦片商人虽然拼尽全力试图守住广州市场，维护帕西人的地位，最终却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