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希凡

    李希凡逝世，在我实在是太突然了。一周前还打电话给他，声音、语调、思维，无一不正常。视力虽大减，只是不能看书而已，电视仍能模糊看得。外出轮椅代步，在家里走动尚无大碍。听力、心力、声气，都是好的，电话中分明感受到他生命元气的充盈。他1927年出生，今年九十有一，健旺如此，我说真是难得。没想到10月29日清晨，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一阵伤痛，登时满眼泪流。

    打电话到希凡家里，希凡的外孙女接的，开始以为是蓝蓝，后来知道是大萌的女儿。她说蓝蓝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小琴在，正在和研究院的领导谈话。希凡有三个女儿，大女儿李萌，在科学院大气物理所工作，前些年去世了。二女儿李琴，在山东工作。三女儿李蓝，在美国一所州立大学的饭店管理和旅游学院教书，已经是教授了。三个女儿中，大萌和我最熟，李琴、李蓝也不陌生，连接电话的大萌的女儿，听说是刘梦溪，也说知道的，家里人常说起你。第二天李蓝回来，我们通了电话，知道是感冒引起肺炎，未及时送医院诊治，遂成无法挽回之憾。是希凡不让送医院：“感冒算什么病，不用去。”不料当天午夜，他打了个呼儿，竟没有醒过来。

    希凡作为文化人，似乎得天独厚，一生没遭遇什么大的波折，临终也“终”得不知不觉的安然。这应了我时常说及的一句话——我说他是“福将”。但他的发妻徐潮好多年前罹不治之症去世，不久大女儿李萌也去世，二女儿、三女儿不经常在身边，他应该不无孤独感。但他并不寂寞，周围的很多朋友都与他保持联系。《人民日报》的几位老同事，田钟洛（作家袁鹰）、姜德明等，一直和他不离不弃。红学界的一些友人，也对他多有照拂。此盖由于希凡人缘好，即使在不太顺利的时候人们也念他的好。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他一度处境艰难，有关方面要查清他和四逆有无牵连。说到这里，无法不暂时回到1975和1976年的历史现场。

    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是1975年成立的《红楼梦》版本校勘注释小组。诗人袁水拍担任组长，李希凡、冯其庸实主其事。校订和注释科研事项，冯先生主持，小组的全面工作希凡负责。聘请老辈红学家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和老作家叶圣陶充当顾问。冯其庸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希凡是我的旧友，小组甫一筹划，他们两位就决定将我从山西调过来，参与其事。

    而1975年恰值邓小平复出，几个领域大刀阔斧地整顿，经常给人们带来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希凡在《人民日报》工作，资讯灵通，很多消息都是他亲口所讲。对小平的态度，他和大家一样，也是称赏不已。但不久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兴起，他忧心忡忡。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去世，群情愤激，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开始了全国性的声讨。于是有“四五运动”发生，这是平生难得一见的人民群众直接创造历史的伟大壮举。但随即则是“四人帮”的大规模的迫害，追查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追查都有谁散布了关于他们的所谓的“谣言”。

    这样一来，本来尚称平静的《红楼梦》版本校订注释小组，也不能成为避风港了。一天，组里开会，好像是要批判一下周雷的言论。一位发言者没说几句，周雷兄便睡着了。因为他夜里是不睡觉的，白天开这种会自然引不起他的兴趣。又过些许天，希凡叫我去一下他的办公室。坐定之后，他说：“你的揭发材料来了。”原来我的一位从事人文研究的老熟人，受到压力，举报我言论中有蔑视“则天武后”的意涵。希凡说，反正口头言论，无从对证，就当没有此事就是了。对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但接下来的一个举报，就比较麻烦。举报者云，我天天去天安门，并以社会良知自许。事实昭昭，无人不晓，这下希凡也无法出来为我一辩了。周边的眼神儿开始出现异样的变化，浓重的阴霾向我袭来。

    正在这时，唐山大地震发生，北京亦受影响，人们为避震不得不住在户外。自然灾变延缓了“阶级斗争”的过程。真的是天怒人怨了，知者无不以为时局将变。我和希凡商量，可否离开校订组，回家一段时间。他说也好，回去避一避。于是我便以案情未了之身回到太原家中，时在1976年9月。不料仅一个月过后，“四害”即被剪灭。我又回到校订组，一路上反复吟诵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从襄阳向洛阳。”本人重新获得了清白之身。而且由于对“四害”的鲜明态度，1977年春节过后，我就被调到以肃清“四人帮”在文化领域的余毒为主要任务的文化部写作组去了。但始终未中断和希凡的联系，经常通电话，或者到他家里畅叙。他当时下放了一段时间，研究鲁迅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一书，即成于此时，其中的两篇文稿还曾给我看过。文化部写作组无人不知我与希凡的渊源，每当我为他辩护，说希凡人好，闻者不乏颇不以为然者，说你还这样看？可是我对希凡，不这样看，又能怎样看呢。

    我和希凡相识于1964年，至今已过去五十四个年头了。当时是我的《探春新论》在《光明日报》分上下两篇刊出之后，他和冯其庸先生都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组，冯先生一次带我去拜望了他。身着圆领大汗衫，下穿已经褪色的灰黑长短裤，坐在写字桌前不停地摇扇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已不复记得，无非给予鼓励之类，给我留下的是平易近人的好印象。后来在1968年春季的某日，他竟来我所在的大学看我了。危乱之际，见面格外亲切，我们一起吃的中饭，多少年之后，他还向我提及此事。而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外放到山西，在太原钢铁厂当了一名钳工，人各一方，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来京，都会到他齐家园的家里做客。吃饭就一起吃饭，晚了就留我住在他的小书房，睡在一张行军床上。第二天起来，徐潮大姐的早餐已经准备好。我最喜欢徐潮包的饺子，特别是扁豆馅的，味美得让人流连。和他几个女儿熟悉，就是在这个时候。1974年春天，希凡约我为《人民日报》副刊写一篇论《红》文，开具专函特邀我进京，住在王府井南口东盛胡同的《人民日报》招待所，见面又多了起来。文章写了一稿，我和希凡都不甚满意。不久，文化部成立《红楼梦》校注小组的事已开始酝酿，写文章的事遂无果而终。

    我在《红楼梦》版本校订注释小组，和1977年到文化部写作组，都属于借调。当时文化部新组，部长是老资格的外交官黄镇，常务副部长是原公安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刘复之。不久下放首钢的诗人贺敬之，也起复为文化部副部长。希凡和敬之是人民日报的老同事，交谊甚笃。于是他给自己的旧交写了一封热情的推荐信，希望把我正式调到文化部来。尽管当时处在拨乱反正的紧要时刻，部里忙着清理四害在文艺界的余毒，人事工作基本冻结，贺敬之副部长在接到希凡的信之后，还是商之黄镇部长，把我正式调到了北京，并且分配给我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万难的事情。作为当事的受益人，终其一生我也难于忘怀。此事对我日后专心向学，起到了安居乐业的作用。如今抚今追昔，能不念哉，能不念哉！1978年《红楼梦学刊》的创办，我与胡文彬、周雷二兄，也是既与冯其庸先生商量，也与希凡商量。《红楼梦学刊》的创刊词是我写的，也都送请希凡和冯先生看过。就个人之间情感的牵连而言，我想当时我与希凡应该是最靠近的。他下笔为文，不肯藏锋，常常芒锐逼人，与人交则不失忠厚。

    文化部写作组后来改制为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不久又与地处恭王府的文学艺术研究机构合并，成立中国艺术研究院，政研室成为艺术研究院的一个部门，叫理论政策研究室。由于此研究室有几位写匠，文艺界领导随后又决定将其划归中国文联。我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时间可是不短，所写的关于文艺思想、文学思潮和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字，也以此一时间段为最多；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向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没想到这时又与希凡有了新的相遇。1986年年底，他正式离开人民日报，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当时文化部部长是作家王蒙，兼艺术研究院的院长。我和王蒙相识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主旨文件起草期间，由于他的大块文章发一篇我读一篇，对文学思想的见解亦不无针芥之合，故常有往来。这样的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的组合，他们自然希望我加盟其间，对当时的文化热有所回应，筹划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创办《中国文化》杂志。

    我是1988年6月离开中国文联，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由于成立独立的研究所需要一系列审批手续，为及早启动计划，院里决定先成立院直属的中国文化研究室。7月12日，成立中国文化研究室的文件下达，任命我为研究室主任。《中国文化》杂志很快也经文化部和出版署核准，批给正式期刊号，每年出版春季号和秋季号两期，我担任主编。聘请季羡林、张舜徽、饶宗颐、金克木、周有光、李学勤、冯其庸、王元化、王蒙、龚育之、李希凡、金耀基等为学术顾问。五年之后，经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了以研究和传播中华文化为旨趣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建立和《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办，希凡是全力的支持者。2008年11月30日，我们为了纪念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的二十周年，邀集京城学界师友举行“戊子岁尾雅集”，希凡有一个发言，他说：“梦溪也经历过一些困难，他自己今天没说，特别是有一段，甚至有外边的干预。《中国文化》有很多港澳台和国外的一些学者在这里发表文章，很容易引起注意。这当然是过去的事，现在看来，《中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跟时下的那些东西没有一点联系。它的品格，经过二十年的考验，摆在这里了。”又说：“我不是《中国文化》的忠实读者，但是，我是忠实的支持者。我在位的时候，梦溪提出的想法，除去我不能做到的，我一概都满足了他。”他讲的真实不虚。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深度，取决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学术事业的成就，则需要识者的友情支援。希凡和王蒙，都是我当时致力于文化事业建构的友缘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和希凡的联系多少有些疏离。主要是我在思想文化史和学术史领域走得更远了，个案围绕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和马一浮，他没有直接的学术兴趣，我却沉迷其中，乐不知返。研究领域的重合或分途，也是朋友之间密或疏的一个因素。但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写的总序，1997年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他还是通读了全文。我说太长，字又小，何必花时间。他说《中国艺术通史》也得写总序，需要看看。有意思的是，他虽是《中国文化》创刊伊始的学术顾问，我却始终没向他约过稿。他也从不以此为意。他知道我追寻的学术理念和他的文路稍异其趣。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不再参加红学的任何会议，也是我与希凡见面减少的一个原因。但他对我个人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呵护与照拂，可不止一端。中国文化研究室初成立之时，地点在恭王府后楼，只有一间房，实在不敷所用。后来他经过协调，把新源里音乐研究所一栋小楼二层的整个西半部，划归我们使用，对外我们标称为新源里西一楼B座，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为嗣后的发展铺设了条件。所里有不小的一个学术厅，九十年代许多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演讲会，包括中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何炳棣、林毓生、李欧梵、杜维明、沟口雄三等国内外大家精彩的学术演讲，都曾在这里举行。而且搬出恭王府，远离繁杂的单位中心，使我们感受到自得其乐的安宁和清净。如今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已经到了而立之岁，想起三十年的发展过程，对希凡所给予的诸多帮助，由不得心存感激。

    朋友相交，主要是缘和遇。陶渊明赞叹的“淡美初交”，我们的确如此。陶氏引以为憾的“利交岁寒”，我们未发生过。但我和希凡前后五十四年的交谊，中间又有不短的时间同处一院，中间不是没遇到过误解、分歧乃至心理情绪的不愉快，但雨过天晴，照样如初。让我愤然的事也发生过，甚至一次我摔了电话机，认为他写了不该写的文章。但第二天他给我写来一信，说“你不要生气了”。这样的朋友，你该怎样呢？无法不念他的好。他心地宽厚，能助人就助人，却从不嫉妒人。谁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书，他总是忘得干干净净。但对故旧友好，他不忘旧。那么对“小人物”出典的不敢或忘，亦心性之本然，人情之常然，抑何怪哉，抑何怪哉。他耳朵软，心也软，不会用智。他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当以自成一家之言说留给后世钟情此道者。我最喜欢的他的著作，是《论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他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撰写的《悲剧与挽歌》，思理畅达，文采斐然。但许多与人论争或纯是批评他人思想的文字，将会为承学之士所遗忘。

    冯其庸先生去世，我更加念念希凡了。电话也就多起来，即使身处台岛，也会不时打个电话给他。每次都发现他很好，心里不禁为之安慰。谁想这次他真的走了。蓝蓝希望我写副挽联，我想了想，写成一副：“天降人物，只瞻前不顾后，浑忘却是大是小；笔含锐芒，逢辩者即答复，又何妨心柔心宽。”

    2018年11月25日写讫于京城之东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