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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实践出发，需要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把握马克思哲学的体系，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起来、再现出来。首先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体系化”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苏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造成了“本体论断裂”。首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批判，并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西马“析开”“重新组合”的重建过程中，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等，使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部“爆裂”“碎片”化了。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为重建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本真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辟了新的天和地。
马克思并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也没有写过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哲学著作，但马克思的确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就内蕴并体现在他的“尘世的批判”“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之中，内蕴并体现在他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并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这种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就内含并镶嵌在他的哲学思想之中，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他的哲学思想的运动。马克思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不同的理解，对马克思哲学的体系有不同的把握和建构，也决定了我们需要以马克思生活其中的时代为背景，从当代实践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把握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并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起来、再现出来。
苏马的“本体论断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看，首先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体系化”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即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始形成；1932年出版的米丁和拉祖莫夫斯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基本形成。从总体上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特点就在于，以一种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物质”为起点范畴和建构原则，演绎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为总体框架，把辩证唯物主义即“宇宙观”作为理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马克思“借哲学的唯物论之应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以达到唯物论之彻底的发展”。
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视角被遮蔽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被抽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及其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实际上，这种哲学体系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基础上，要建构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本真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只能是在神话中才有可能抵达的境界。
无疑，无论是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米丁、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都阐述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芬格尔特、萨尔文特，还是米丁、拉祖莫夫斯基，都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都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本质特征，实际上，都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来理解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然而，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由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所建构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不仅“流传下来了”，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唯一“正统”“权威”的解释，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无论是斯大林去世后的批判斯大林运动，还是之后出版的一批又一批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包括康斯坦丁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论是20世纪50~80年代苏联哲学界的认识论派与本体论派的论争，还是两次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讨论，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二分结构”体系，可谓“固若金汤”。
直到半个世纪后，即1982年，《哲学问题》发表编辑部文章，才在苏联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反思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的体系，研究“二者的本质同一”。1985年，格列察内、卡拉瓦耶夫、谢尔热托夫在《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上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同一》一文，在苏联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组成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理论特征；社会是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脱离了社会存在，就没有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唯物主义的辩证性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中才有可能，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集中体现，而“实践”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哲学范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在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造成了两个对象、两种“存在”、两种唯物主义以至两个学科，从而造成了“本体论断裂”。所以，必须“摒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图式”。由此，苏联哲学界开始反思并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西马的“重建”与“肢解”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看，首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批判，并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明确提出“回到马克思”“重建马克思主义”。1971年，卢卡奇在《关于社会本体论》中指出：“如果今天马克思主义要再次成为一种哲学发展的活力，那么必须在所有问题上返回到马克思自身。当然，恩格斯和列宁生平事业中的许多东西也可以有效地支持这些努力，而在像这里所进行的这样一些考察中，我们尽可不提的第二国际时期和斯大林时期，虽然对它们的最尖锐的批评——从重建马克思学说的威望的立场来看——是一个重要的任务”。那么，如何“重建马克思学说”？卢卡奇认为，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中重建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则明确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5年，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指出：“1938年，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后果严重。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始终受这种理论框架的禁锢。现在，斯大林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需要重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有利于批判地研究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观”。
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如果说卢卡奇重在“总体性”，力图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重建唯物主义辩证法，那么，哈贝马斯则重在“社会交往”，力图用社会进化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将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某种启发物，而看作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马克思已经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某种可领会的社会进化理论来理解，并把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看作其中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卢卡奇的重建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两个主要理论指向。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自然辩证法，肯定的是历史辩证法、人学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否定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肯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一种由形而上学假设的客体”，也“根本就没有——或者至少现在还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只有在人类历史内部确立起物质条件的优先地位，由特定的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了它们并承受了它们时，它才有意义。简言之，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肯定“人学辩证法”、判定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历史的和结构的人类学”的前提下，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意味着把这一理论“析开”，用“新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在这种“析开”“重新组合”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一流派来“补充”马克思的哲学，并以此为基础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正是在这样一个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由此，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内部“爆裂”了，“碎片”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被“肢解”的马克思。
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没有使马克思的哲学“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相反，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成一种解释世界的“学院哲学”“讲坛哲学”，马克思的哲学所确立的改变世界的目标被束之高阁了。“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和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的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运动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一言以蔽之，“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与政治实践相脱离。”安德森的这一评价中肯、准确且深刻。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能兴盛于世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重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建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出版的高清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但这里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力图“把实践的观点提到首要和基本观点的地位”，并“把这一原则彻底贯彻到哲学全部内容之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力图以“实践”为建构原则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展示了这样一种哲学体系，即客体的规定性——主体的规定性——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统一的规定性——人的自由。显然，这种哲学体系在总体框架上突破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可就在展示这样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时，它突然又后退了一步，即把辩证唯物主义仍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定性为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领域的“中介性理论”，是体现在历史观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辩证法仍然游离于实践观点之外，实践的本体论意义仍然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实际上，在马克思哲学的体系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基础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中介”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内含着辩证法的“真正批判的世界观”。
1988年，国内召开了两个对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一是“全国哲学体系改革讨论会”，会议形成共识，即实践唯物主义应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向；二是“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会议就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容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讨。此后，以实践唯物主义精神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逐渐成为国内哲学界的主流。其中，1991年出版的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和1994年出版肖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具有代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贯彻着实践唯物主义精神，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践是主体与客体分化和统一的基础；“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过程，以及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以实践为本质的社会历史过程”“以实践为基础的意识和认识过程”。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一个把世界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和对象化存在来思考和把握的哲学体系；更重要的是，它把“物质”、辩证法纳入到实践活动中去考察，纳入到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考察，明确提出事物的“辩证本性”是“由实践活动赋予的性质，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界的辩证法’”。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没有具体阐述实践活动是如何“赋予”事物以“辩证本性”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的确为我们从“实践”出发重新理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建构彻底贯彻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出了新方向，犹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提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范畴，只是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哲学，构成了一个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并不是脱离开对于自然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自然的唯物主义理解也不是脱离开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相反，它“把历史的观念带进了自然领域”，“实践概念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也应是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已经走进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个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本真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厦，必将矗立在我们面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没有把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真正贯彻下去，尤其是没有把实践的观点贯彻到本体论之中，贯彻到辩证法之中，因而也就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和核心建构唯物论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认识论与本体论、世界观与方法论、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相反，它仍以脱离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的“抽象的物质”为起点范畴，在阐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世界的联系和发展”“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之后，才开始阐述“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有机系统”“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已经指明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方向和新道路，但从总体上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的思维方式仍然以潜在的形式主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的理论体系仍然以显在的形式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中。这就像太阳的单独运行轨道已经被指明，但关于整个天体运行的解释依旧通行着托勒密的理论一样。
马哲体系的演变与重构
当然，我注意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以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尤其是科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的，具有耀眼的“中国元素”；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基础的，并力图以实践范畴为起点范畴和建构原则，以实现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融为一体为方向的。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为重建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本真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辟了新的天和地。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1988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历史沉思》；1989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标志着我开始思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问题。之后，我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演变和基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文章。这部著作就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概括和集中展示。所以，我把这部著作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共分“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特征”、“上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演变”和“下篇重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本问题”三个部分。
“导论”从总体上分析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理论主题的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并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征就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并以潜在的形式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本质特征。
“上篇”重新审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特征，并明确指出这一体系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以一种脱离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的“抽象的物质”为起点范畴，从而演绎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的体系；重新审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与特征，着重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建，并提出这一重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力图以“实践”为起点范畴和建构原则，以实现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重新审视东欧、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建，并明确指出《哲学导论》的出版，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体系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寿终正寝”。
“下篇”从本体论、历史观、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多维视角阐述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明确提出了本体论的“实践转向”、辩证法的“实践转向”、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实践原型”、认识论中的实践反思法等观点，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所造成的哲学变革，就是从本体论的层面发动和展开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就是实践本体论；马克思哲学中的“物”是“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存在”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社会存在；提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求“终极存在”“原初物质”的“形而上学”，相反，“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的哲学是“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应以“实践”为基础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实现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最终成果。就“项目”完成而言，这部著作的确是最终成果；就“课题”本身而言，这部著作只是新的开端。我深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任重而道远甚至是“永远”。人们常问，“永远有多远”？不管“永远有多远”，我都将在这条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行走下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序言，题目为本报编辑所加。该书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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