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鲁迅为他写墓志的日本青年

    鲁迅一生大约写过三次碑文墓记，全都出乎友情。一次是写《韦素园墓记》。韦素园是鲁迅支持的文艺社团——未名社的骨干，鲁迅认为“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另一篇是《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墓主曹植甫，名培元，是一位“躬居山曲，设校授徒”的乡村教师。鲁迅以“会稽后学”的身份撰写此文，系受曹植甫之子、翻译家曹靖华的请托，但更因为墓主“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历久不渝”。第三篇《镰田诚一墓记》则比较特殊：一是因为墓主是一位日本青年，二是因为这篇仅有一百二十余字的墓志居然有三种手稿，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墓主镰田诚一（1906—1934），日本福冈县人。墓记全文是：“君以一九三〇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闭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这篇墓记的三种手稿，不仅尺寸不同（有的高80厘米，宽32厘米；有的高80厘米，宽27厘米；有的高29厘米，宽21厘米），用纸不同（上等宣纸，蓝格毛边纸），而且文字也经反复修改斟酌。如“昊天难测”曾写为“昊天难问”，“既勤且谨”曾写为“既勤且慎”。鲁迅把镰田诚一视为“友列”，所以他在书写这篇墓记时做到了字斟句酌。

    墓记主要从三个方面肯定了镰田诚一的美德。一、在上海内山书店工作十分敬业。1930年3月，24岁的诚一从日本来到上海，经二哥镰田寿介绍，在内山书店任职员。“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就是鲁迅对他工作的评价。二、爱好美术。“兼修绘事，斐然有成”，就是鲁迅对他这一特长的肯定。诚一曾投考东京美术学校，尤其喜好油画。1934年5月17日，镰田寿在鲁迅书写墓记之后，以诚一的一幅绘有菊花图案的油画作品相赠，作为答谢。三、诚一最使鲁迅感动之处是他“扶危济急，公私两全”。其具体表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经提及：“临末我还要纪念镰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

    鲁迅说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第一回是1930年10月，原名“世界版画展览会”，地址在四川北路狄思威路口的日侨供销合作社二楼，展出德俄版画70余幅。第二回在1933年10月，原名“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地址在山阴路千爱里40号，展出德俄版画50余幅。第三回在1933年12月，原名“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地址在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展出书籍插画30余幅。鲁迅说，这三次展览都是诚一“独自布置的”，包括制作裱褙画框，撰写文字说明。

    关于“一·二八”战争期间诚一对鲁迅一家的帮助，大体情况是这样的：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战争，妄图“四小时占领上海”。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给予侵略者以重创。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软弱妥协，十九路军在坚持战斗一个月之后，被迫于同年3月1日撤离上海。5月5日，以规定上海为不驻军区域为条件，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当时鲁迅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北川公寓中，跟马路对面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总部可以隔窗相望。子弹从鲁迅的书房洞穿而入，即鲁迅说的“血刃塞途，飞丸入室”。1月30日凌晨，鲁迅一家又遭到了日军的搜查。当天午后，受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委托，诚一帮助鲁迅一家和鲁迅三弟周建人一家安全转移到内山书店避难；2月6日，诚一又掩护鲁迅及其亲属共十人再度转移到位处上海英租界三马路的内山书店支店，直到同年3月19日才安全回寓。

    不过，诚一对鲁迅的帮助并不仅限于此。鲁迅1930年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而被通缉时，也是诚一帮助他到内山书店避难。凡读书人都知道，如果家庭搬迁，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搬书——既劳累又需细心。鲁迅由北川公寓搬往大陆新村时，就是诚一帮的大忙。鲁迅还将部分重要书籍资料存放到上海狄思威路776号。为了瞒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耳目，镰田诚一还专门制作了一块自己的姓名牌悬挂在藏书室的门口。为了感谢诚一的帮助，鲁迅1930年和1932年曾两次赠书给他，这在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

    不过，诚一也做了一件让自己深感愧疚的事情，虽然身不由已，但使他终生忏悔，那就是“一·二八”战争期间他被迫参加了“日本侨民自警团”。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实行的是“国民皆兵”政策。诚一虽然年轻，但体弱多病，入伍体检不符合现役军人条件，只能作为“预备服役人员”。淞沪抗战期间，日军装备虽然精良，但人数远远少于中国军队，所以日军一方面从国内征召搬运劳工，另一方面把在上海的日本退伍军人和侨民编入自警团，执行后方警备任务。这种事情类似于国民党当年抓丁拉夫，不以本人意愿为转移。当时为了煽动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异族仇恨，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极力渲染所谓的“元寇”曾经侵略日本的谎言。诚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自警团的一员去江湾一带执行了警备任务。

    据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回忆，诚一后来听到一位日本历史学家说，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建立了元朝，才知道中国的汉族当时也曾沦为异族的奴隶，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三等公民”。诚一这才恍然大悟，认识到“一·二八”战争时期日本侨民自警团为日本陆军做警备工作并不是替祖先报仇，而是为虎作伥，感到十分内疚。他在重病时说：“天呵，让我身体快好起来，我要回到上海去重新做人。”

    我的日本友人横地刚先生也是日本福冈人。他对镰田诚一的生平进行了长期研究，并于2018年7月在日本蓝天文艺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面朝上海的墓——鲁迅与镰田诚一》。他对周建人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一书中对诚一的记叙作了两点重要订正：一、根据日本部队的制度和军规，诚一既非现役军人，也非退役军人，即使战时也不能携带武器上前线，只能执行后方警备任务。二、诚一周边并没有什么研究历史的日本学者，有关元军侵入华夏，宋朝人亦曾被蒙古人淫杀、俘获、践踏和奴役的情况，正是鲁迅本人对诚一讲述的。鲁迅的这种观点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亦曾表述，根据是日本史学家箭内亘撰写的《蒙古史研究》，此书1932年至1933年间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捷和陈清泉合译。这件事，系由诚一的二哥镰田寿提供证词。

    1933年7月，诚一归国在故乡养病，他深刻认识到，把侵略中国说成“报复元寇”，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欺骗宣传，因此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之中。因为仅仅在“一·二八”战争期间，上海被毁的民居就有16万户，负伤失踪者21200多人，难民有50至60万之众。战后失业人口多达40多万人。军队伤亡人数为14000多人。“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鲁迅的七绝《无题》就描绘了当年中国黑暗萧条的情况。在肺结核疗养所疗养的诚一对前来探视的友人说，无论如何他都想回到中国去堂堂正正地做人，为上海重建尽绵薄之力。他隔着加布里湾遥望上海，希望尽快走出给他带来痛苦的人生悲剧。但他的肺病终于疗治无效，临终前在遗书上请求亲友为他修一座面朝上海的坟墓，哪怕小些也没有关系。1934年5月17日，诚一病逝。次年5月，“镰田诚一墓”在日本福冈县揭幕。墓碑正面刻有鲁迅手书“镰田诚一墓”五个大字，背后碑文系鲁迅所写的墓记，右侧刻着“昭和九年五月十七日死亡，上海内山书店建之”的字样，也是鲁迅的手迹。

    如今在鲁迅溧阳路藏书室的门口，仍然挂着“镰田诚一”的名牌，在上海鲁迅故居一楼，仍陈列着诚一的油画《菊花》和他赠送的布制工艺品“博多人形”。这些文物都在无声地证实鲁迅的名言：“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闻小林同志之死》）——是日本军国主义在欺骗大众，用鲜血制造鸿沟。